罗韬:“言事两权分立”与四人帮的覆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5 次 更新时间:2014-09-08 11: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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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韬  

  

   编者按:近期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1976-1984年间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其中“粉碎‘四人帮’”一节,有这样的台词:“抓捕‘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下的”,引起一些讨论。总编剧龙平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华国锋在当时场合说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剧本之所以这样写,是有“红头文件”依据的。应该说,这样的解释,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还不够透彻(大概是记者访谈这种文体的限制)。我们编发了这篇文章,供读者在了解这段历史时参考。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们只能上上弹章而已。“四人帮”在所谓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坐上了“言官”的地位,口衔天宪,言语杀人,积仇聚怨。他们的威权大于古代的言官,其实又与古代的言官一样浅根弱植,权力根基并不牢靠,所以他们的下场一定惨于历代的言官。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住入305医院,并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同月中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出现明显问题,中央为他专门成立了医疗组。毛周二人的生命都已进入最后阶段,可以说,以这一个月为界,中共最高领导正式进入“最后过渡期”。

   也正是在1974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一方面发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一方面加快落实自己身后的人事布局。而这两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的。

   所谓“三项指示”,即毛泽东在1974年8月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同年11月发出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渐敲定的: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掌控权;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等主导行政事务。在军事系统中,则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主导军事工作;张春桥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导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总体来看,毛泽东设计的权力格局可称为“言事二权分立”,即“办事权”与“发言权”两权相互牵掣,类似于军队的司令员、政委的两权制。这是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布下的“理想的过渡方案”。这一格局成为毛泽东身后权力消长的基础。

   那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给“事官系统”的权力目标,“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给“言官系统”的权力目标,而“安定团结”,则是意在调和“事官系统”与“言官系统”,双方和衷共济,在坚持“文革”一系列理论的前提下,搞好国民经济,携手进入自己身后的新时期。这就是所谓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的全部内容。

  

   一、言事两分的形成

   言事两权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反复变动后形成的。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务系统权力过大。1952年底,毛泽东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以高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独立于政务院之外,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用以分割政务院的权力。1954年,高岗倒台以后,政务院升格为国务院,计委归属国务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进”期间,毛泽东再次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p674)随后在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在书记处之下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文教等小组,1958年6月8日,毛泽东为此作出文字表述:“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这一次整风,对国务院领导人来一次大“洗澡”。周恩来为此曾提出辞职试探,其他副总理也至为紧张,李先念睡不着觉,要吃安眠药,毛泽东为此说:“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办事,此外没有人。”(见上引薄著)“办事”二字是金缄!国务院的定位从此明确,就是纯粹执行机构,无涉于国家大政方针。

   书记处既对国务院的“事权”有指导监督之权,又负有言权,即意识形态的掌控权。自从与苏联产生意识形态争论之后,中共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更提到了空前高的位置。这一态势是从“九评”以后逐渐形成的。从1962年到1966年,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文件,包括“九评”中的多数文章,都是由康生任组长的“中央反修领导小组”起草,由邓小平、彭真等主持审核的(见吴冷西《十年论战》,p540)。

   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下达,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4个书记处成员,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书记处渐渐萎缩并消亡,以江青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作用突显。但是,尽管江青要周恩来像对中央书记处一样对待“中央文革”,但其实“中央文革”只继承了原中央书记处的“言权”,并没有继承书记处的事权。只是 “中央文革”把“言权”清晰地独立出来了。

   到“九大”时,“中央文革”成员被纳入政治局,成员权力与功能未变。但由于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所占的比重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也是部队干部居多,在“三支两军”过程中,各军区司令员更以兼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形式主导地方政权,以至于“九大”前后形成了一个军政不分的局面。当时中共一度被苏联称为“军事官僚集团”,这一格局让毛泽东内心十分不安。

   到“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被清出中央机构,并通过1973年12月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机会,军队干部一律不再兼任省革委主任,军政混合的局面才告结束。军官离开政府,军人回到军营。这时国务院的事权比“八大”时期与“九大”时期都更完整了。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总结:“八大”是书记处指导国务院,但功能存在重叠,呈党政不分的特征。“九大”有“军事官僚集团”之虞,呈军政合一的特征。“十大”以后,由于“文革”成员只有言权,不具事权;而国务院的业务又相对独立,才逐步形成了“言事两权分立”的局面。

  

   二、邓小平对言权的争夺

   现在回到“三项指示”发布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把国务院、军委的很大一部分“事权”交给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时,点名要春桥、文元写文章。随后姚文元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分别在1975年三月和四月发表于《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并发行了单行本。以如此显要的方式以个人名义发表理论文章,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此二人在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与分量。

   张春桥他们通过对列宁、毛泽东的思想解释,提出观点,对当时经济工作作出系列批评和限制。比如抓住“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纷纷发起批判,言官对于事官的纠弹是十分严厉的。从攻防双方来看。言官系统把握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作为根本依据,祭出批判“经验主义”的武器,打击事官系统。反之,事官系统也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基本依据,以批判“教条主义”为武器予以反击。

   总的来说,由于意识形态解释权天然地高于行政事务执行权,所以言官系统有居高临下之威。事官多处于守势,言官多处于攻势。

   在周恩来主导行政事务时期,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周恩来从延安整风开始,甚至更早,就以“事务主义”来批判自己,一直到1975年2月1 日,在他最后一次召集国务院各部委会议上仍自我检讨,要“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据王力回忆:“总理常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就给你们办。他对刘少奇、小平也是如此,至于中央文革,陈伯达无所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她定了总理就办。连对张春桥,总理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王力反思录》,p679) “事务主义者”的帽子几乎是他的护身符,因此也减少了许多根本冲突。

   但到了1975年邓小平主导行政事务,这种矛盾就来了。他以举重若轻著称,这位原总书记是要掌握发言权的!1月,邓小平被委以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就在这个月份,他就开始考虑组建国务院政研室,起用已冷藏多年的理论家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等人,领导一个类似1960年代“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那样的组织,一是写一些有关国际国内的战略问题的文章,二是整理《毛选》第五卷,三是创办一份《理论战线》的杂志。也就是说,要在国务院内部自组一个“言官系统”,与江青、张春桥等抢夺党内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0月5日,邓小平就创办《理论战线》一事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当天在这份报告上划了一个圈。对于这个圈,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胡乔木,都理解为同意了。连后来的史书如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也这样认为。其实,毛泽东这个圈是不能被认为是同意的。早在1967年六七月间,王力与周恩来讨论过毛泽东划圈的涵义:凡毛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见王力前引书,p572、p1029)

   其实,毛泽东不愿意将意识形态解释权交给邓小平。还有两件事可以知道:一是当邓小平知道毛泽东“评《水浒》”语录后,“曾经向毛主席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主席说,这是文艺问题,是对古典文艺的看法问题,用不着讨论了。”(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p20)而姚文元提出将“评《水浒》”语录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并说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这一次,毛批示:“同意。”显然,毛泽东愿意也同意由姚文元来作出解

   释。另外,邓小平指示胡乔木所整理的毛泽东旧稿《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始终没有批准公开发表。

   而最使毛泽东不可忍受的是政研室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为邓小平搞出了一个“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毛泽东意识到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实质就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最终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毛泽东可以容忍战术上的不同意见,但绝不容忍在纲领上出现异端。这就是邓小平1976年初被打倒的原因。

  

   三、毛泽东对老事官的忧虑

   毛泽东对于国务院系统与军队系统官员的“思想路线”历来是有忧虑的。对周恩来、叶剑英都有过“投降主义”(1973年)的批评,邓小平更有“刘邓路线”的“前科”,李先念也是“二月逆流”分子。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就算对华国锋这位新事官,也批评他“你是满脑子农业,我是满脑子路线斗争”(1971年)。

毛泽东对言、事双方的长短是洞若观火的。他在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会议上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是晋人评价汉初人物的一句老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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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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