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持的亚洲安全会议6月初在新加坡闭幕。像这样的西方研究机构召集的亚洲安全会议，这些年来很多。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称，它“已经成为亚洲防务外交的一部分，并被看作亚洲重要的安全制度”。

对这些影响着未来亚洲安全的国际安全会议本身进行观察，也许是很有意义的。

这里，笔者想提出“亚洲安全的政治学”问题。谁代表亚洲？什么是“地区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我们需要何种“地区安全”？是否存在共同的、分享性的“亚洲安全”？

在关于亚洲安全的一系列讨论中，包括这次西方研究机构“搭台”，以美国为中心的各国官方“唱戏”的“亚洲安全会议”，似乎在回避这样的政治学问题。

第一，这些会议是“防务外交”会议，来的都是各国的国防部长。国防部长们在会议上的讲话都与“国家安全”而非“地区安全”密切相关。每个代表都带来了各自的安全关切，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强调的是海事安全;菲律宾谈的是恐怖主义问题;美国谈的也不再是恐怖主义之类，而是超越恐怖主义的问题。

第二，西方关切的安全问题主导“亚洲安全会议”。西方目前关注的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维护和平与国际干涉、朝鲜核武问题上的外交和威慑以及新兴军事力量的崛起产生的影响等问题。亚洲国家更关心的是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社会分化等新型的安全问题。西方和亚洲在亚洲地区安全重点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亚洲安全”这个词，本来就很模糊。记得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已故研究部主任西格尔（中国问题专家）8年前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EAST ASIAN SECURITY”（东亚安全）是个错误的提法，正确的提法应是“SECURITY IN EAST ASIA”（在东亚的安全问题）。这个区别在这次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上也能看出来，会议的主办方和来自西方的国防部长们、防务问题分析家们非常自觉地少用“ASIAN SECURITY”，而是“SECURITY IN ASIA”（在亚洲的安全问题）。对我们亚洲人来说，正好相反，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亚洲的安全”而非“在亚洲的安全”。

第三，美国霸权仍然是亚洲安全的中心，亚洲仍然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和安全意义上的“地区”。拉姆斯菲尔德在这次新加坡会议作开头的基调演讲，题目是《美国和亚太安全:超越恐怖主义》，主谈“中国军事威胁”，显示在反恐战争4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战略重心正在从恐怖主义重新转移到“中国问题”上来。亚太地区，美国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中心”和“轮辐”的安全结构，即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同盟，一直到现在并没有根本改变。美国人谈的“亚太安全”自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尽管有许多国家需要在本地区的“美国存在”，但长期把安全建立在美国中心的基础上，不但不公平，而且不合理。

第四，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声称这个亚洲安全对话会议已经成为重要的地区安全制度，但是我们却很少发现这个会议真正在谈论地区安全制度。而这正是亚洲安全的核心问题。不像欧洲，亚洲没有地区范围的安全制度，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结构不包括、不代表中国和印度，而中国和印度则是亚洲的主体。不管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为主的军事联盟如何宣称在地区安全的“中心性”，事实上，它并不是代表亚洲、覆盖亚洲的“地区安全结构”。

第五，中国与会代表主张在“新安全观”基础上“共存共赢”，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承认世界其他大国在亚洲的安全利益，显示了对亚洲整体安全的关切。新加坡领导人则呼吁与中国合作，共同面对各种安全挑战。但是，除了这些少数声音，亚洲的“共同安全”和“安全合作”并不是主题。相反，美日则把中国当作主要的“安全威胁”，对付中国传统性质的新的军事联盟正在亚洲形成，“中国问题”似乎再次主导与会国防部长的安全思维，中美日“各说各话”。在安全问题上，亚洲仍然是严重分裂的。

亚洲安全必须加强其“亚洲性”，亚洲的安全首先是亚洲人、亚洲国家的安全。

亚洲的安全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安全的一部分。但是，不能让亚洲人和亚洲国家仅仅服从和服务于西方的安全，尤其是美国的安全。

（本文摘自《看世界》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