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永世的“足球王”为何是永世的“不发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4 次 更新时间:2014-06-21 16: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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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 (进入专栏)  

  
拉美有不少足球强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球队,在历届世界杯角逐中,战绩辉煌,炳彪一世。对于拉美来说,足球意味的不仅是球赛的输赢,而成为一个图腾,昭示着心灵的寄放、荣耀的见证。一支球队就是一支军队,数年一次的世界杯球赛,就是一场另类意义的世界大战,踢嬴一场球赛,就是打胜一场战争,决赛的结果将判定这个星球的真正王者

   这样,这个世界就有三种战争,兵战、商战与球战。在和平时期就看商战和球战。有些国家擅长商战,球战不行。有些国家居然商战球战样样精熟,通吃全盘。有些国家只会打球战,商战不行,这就是拉美。在拉美的前面,有两个东西:一个让拉美激奋不已,这是球场。一个让拉美屡屡犯晕,这是陷阱。

   人们抱着破解世界之谜的好奇,去分析踢一脚好球的拉美为什么老是跌入以它冠名的“陷阱”,永世的“足球王”为什么是永世的“不发达”。期待这个分析,能给中国以有益的启发。本文是拙著《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中的一节,本次发表有所增改。

   拉丁美洲国家有了代议制度,也有过市场制度,照理什么都已“齐全”,应该顺顺当当地跻入强国行列。然而曾几何时,改革的“成绩”化为过眼云烟,既往的“先进”成了今天的“陷阱”。这样,如何照看“拉美之鉴”就成为中国学界的一大热点。

   有一种说法:拉美是第三世界,拉美实行过市场制度,拉美的市场改革失败了;中国是第三世界,中国正在实践市场制度,既然第三世界的拉美的市场改革失败了,中国的市场改革也应该收场。这样的“逻辑推理”总觉得有点牵强,因为拉美的“陷阱”不是“市场”,更不是“开放”。

   拉美一些国家原本实行“进口替代”的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高筑关税壁垒,否定市场作用,强化计划体制。这个体制的弱点在于使民族缺少动力,经济丧失活力。20世纪70年代初,奉行这个体制的智利阿连德政府(1970~1973)无法解决社会矛盾,使国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直接引发了军人政变。智利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也至此崩解。80年代初,这项国策的积弊蔓延全拉美,脆弱的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也属少见。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80年代后期拉美多数国家走上了改革之路,着意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国内的市场体系,加强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实行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鼓励经济部门的进取精神;放松对外贸易的控制,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等。改革见到了成效,拉美一些国家经济迅速恢复与增长,并垂范全拉美。由此,拉美市场经济理论与结构性改革实际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地区特色的开放性市场化新模式。

   拉美改革的最后失败,究其原因也不是单方面的,市场“自由”与国家调控制之间的关系摆得不正是一个因素,官僚腐败、贫富不均、城乡差别,也都成为拉美走向困境的原因。然而帐不可以算在市场经济上,只不过是在驾御“市场”这辆车子的时候,还缺乏经验,运作有误,对此只要继续驾御,找出毛病,及时修正就可以了,犯不着把车砸了。

   拉美有病,全世界会诊。罗德里格斯写了《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蒙塔内尔写了《文化与拉美精英的行为》。哈里森1985年出版《发达是一种心态:拉美案例》一书。这些书的作者都指出拉美改革的最终失败,问题出在“文化”。所谓文化,是每个人的生活态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精神与退步文化进退消长状态,是一个民族应对环境,追求改革的精神适应程度。

   缪尔达尔出版《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通过对南亚国家与民族贫困“根源”的研究得出结论:贫困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是南亚国家现代化的主要阻力。

   不适合现代化的文化传统牢固地控制着当地社会文化的主流动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全体社会意识领域中发挥作用,也即控制着社会舆论、习俗的基本走向,影响着政治家的社会与经济政策的最后确定,尤其影响着这个地区的企业家与市民社会的生活态度、工作精神与价值取向。这本书说的是南亚,其实也同样在为拉美把脉。(引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

   开展现代化研究,很用得上“比较”,如此就有“比较现代化”的科目。已故的罗荣渠先生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先行者。他写的书启发我们,如果中国现代化需要借鉴国外与境外,东亚成败最关乎中国。

   “比较”又叫“类比”,类似是比较的前提,类似半径愈小,比较效应愈大,类似半径过大,比较效应愈小。顺便说一句,当下的人们又在开展瑞典比较活动,其效果如何,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预测。这是因为瑞典固然有许多好东西,但是瑞典的背景和条件中国不具备,瑞典离中国太“远”,不像。反之,中国现代化借鉴东亚,易见成效,因为中国与东亚最近,最像。

   在东亚,无论日本还是韩国,这多年来的用的一式都是市场经济,然而他们却成为全亚洲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王建钢说:日本有一亿多人口,日本人称他们是“一亿总中流”(中产阶级),这样的自信,有失夸张,但日本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是不争的事实。当一个社会已从金字塔结构变化为橄榄型结构,这个社会也就走向稳定,改革也就过关了。

   日本大学教西方经济史的村上旦生教授找到了个中原由:“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是日本的税收制度”,通过税收制度,日本大致实现了工农间的收入平衡,企业经营者与劳动者收入差距不像美国那么大。

   还记得前不久人人争说“四小龙”,这四条龙有二条是中华龙,他们在创造上世纪80年代经济奇迹的时候,用的是市场经济。他们也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但是没有退回去,市场经济还是干得好好的。

   与拉美不一样,中国挨不上“足球王”,充其量是个“大球童”,或者是一个“大球星”,喊喊热闹有份,真要披挂上阵,不闹笑话才怪。然而回到社会经济的话题,什么“拉美病”、“拉美陷阱”及与此有关的“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陷阱”,却一一占全。筆者的意思是中国当取东亚的经验,避拉美的陷阱,切切实实把反腐創廉的正事办好,聚精会神把经济发展的正路走好,人心归,奔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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