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礼崩乐坏时代如何寻求共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0 次 更新时间:2014-05-13 20: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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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许纪霖先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学者,他对众多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有过精道分析,尤其是对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学界广泛引用。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自称“文革一代”,在他眼里,这代人“是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即使做学问,也是为了救国救世,学问只是一个工具。”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他对现实政治保持着中道理性的批判,他欣赏中庸,不走极端,公众将其视为自由派代表人物,他却更愿意做一名“左翼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蝙蝠型的人格,让他对原教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有“同情性的理解”,但也都有批判。

   在社会伦理底线不断被突破、价值共识严重匮乏的当下中国,许纪霖认为,当务之急是需要社会各界通过理性的交流和对话来重建社会底线,寻找共识。这种共识不仅是制度层面的共识,也应该是核心价值层面的共识。

   3月底,共识网给他颁发了“年度共识人物奖”,他在答谢词中写道,“我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从共同的启蒙阵营走向分化、冲突直至敌视的悲剧性过程。我坚信,真理无从搞垄断,中国的未来绝非靠某个主义的独家拯救。民主必定来自有诚意的对话、有反思的自信、有原则的妥协于有底线的让步。不要问和解是否可能,只需问其是否值得追求。如果可欲,虽千万人吾往矣。”

    

   共识是底线伦理与规则

   凤凰周刊:去年8月底,新左派、新儒家、自由派与基督教研究的代表学者达成了“牛津共识”,你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今年3月,共识网又给你颁发了“年度共识人物奖”,作为一个思想史研究者,你特别重视社会共识的达成,在追求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共识为何依然如此重要?

   许纪霖: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但是“多元”并不意味着分裂,不需要共识,恰恰相反,越是多元的社会,共识越重要。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某种意义而言,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相互之间是“不同”的,是有多元价值的,但是“和”是前提,要实现“和”,就需要有共识。

   如果没有共识,井水不犯河水,你的事我不管,我的事你也不管,碰到一起要么鸡同鸭讲,要么争得你死我活,那是一个分裂而非正常的社会,所以越是多元的社会,越需要有共识。所谓“共识”,就是在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大家都承认的那一部分,是大家能够和平相处的底线伦理和规则,而今天中国,缺的恰恰就是这些。

   凤凰周刊:在你看来,这条共同的底线应该涵盖哪些方面?

   许纪霖:应该有三个层面,第一,与是非有关;第二,与对错有关;第三,与善恶有关,三者逐步递进。“是非”是对事实的认知问题,如何认识客观世界,有一套基本的是非标准,这是由科学来保证的;“对错”主要是指在政治上要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共识,比如自由、平等,即英文当中的正当性(right),它由宪法和法律来保证;而“善恶”是伦理上的,这三者都涉及到最基本的底线。

   一个社会,如果在是非、对错、善恶标准上没有共识,你很难想象那是一个可以和谐相处的社会,那将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丛林世界不需要共识,它相信的是力--power,有力量就掌握了“真理”,但是人类社会不一样,人类社会是讲理的,理背后一定涉及到这些基本底线。

   茅于轼先生去年出版了一本书,说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不讲理,没处讲理。传统中国有儒家奠定的一套理,毛泽东时代有一套红色的理,但是今天礼崩乐坏,到处充满了暴力,好像彼此之间都没法讲理,只能用肢体或语言的暴力来解决问题,官和民之间是这样,民与民之间也是这样,百姓是这样,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网络上各种吵架、约架,充满了暴力和暴戾之气。

   凤凰周刊:关于“牛津共识”的一些报道中提到,在达成共识文本的过程中,学者们除了要考虑让左右都能接受以外,还要考虑上下、朝野的接受程度,你们是如何考虑官方的接受程度的?

   许纪霖:我们没有考虑,因为去的都是一帮书生,除了能代表自己以外,最多能代表自己所在的阵营,所以“牛津共识”只是左右之间的共识。但是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上下共识和朝野共识,上下是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和一般民众之间的共识,你可以看到,由于阶级的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很深,哪怕精英达成的共识再好,如果大众不认可,也不可能形成一种全体的共识,这中间需要很多对话,但对话的渠道今天是没有打开的。

   在网络上,最有影响力的人还是一些精英,当然,一般的“屌丝”和百姓可以通过围观来表达民意,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广泛的民主空间,让一般的民众也能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来,且不要说国家大事,就是地方事务、基层事务,这种空间也很有限,所以从上下共识来说,需要一个民主的机制,而左右共识需要自由的机制,有制度保障的自由言论空间,让左右能够对话。

   朝野共识也需要对话,建立制度性的沟通管道,体制内的民主派、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民主派构成一种呼应,把体制外的改革吁求,内化为体制内的改革动力。这些共识的达成,都需要制度性的保障,在制度没有建立之前,则需要在现有体制下相互之间的沟通来获得。

    

   对话姿态比本更有意义

   凤凰周刊:在牛津共识达成过程中,有过激烈的争论,但也有温和的妥协,你对最后的文本如何评价?如果让你来修订,你会增加一些什么内容?

   许纪霖:实际上,从起草到讨论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种比较好的氛围,大家不是想把自己所拥护的价值,想办法加进去,然后彼此讨价还价,从而在最后的文本中获得自己的“胜利”。大家非常清醒理性,考虑到的不是自己要加什么,而是别人能够接受什么。

   说实话,这个过程是比较顺利的,白天四大思潮的对话,吵得很厉害,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坚持自己的原则,非常惊心动魄,但是到了晚上,大家坐下来为中国的未来寻求共识的时候,几派都显得非常理性。比如说自由派强调宪政,但在形成文本时,几乎没有人提,因为只要一讲宪政,左派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最后只是讲法治,这是很有意思的。

   即使你要我个人来修订的话,我也不会考虑,作为一个自由派我要去加什么内容,而是更多的思考和研究新儒家和新左派,他们有哪些东西也是可以接受的,我要把这些东西加进去,但是这些东西是通过对话形成的,对话中会有交锋,甚至有对抗,然后知道哪些东西彼此之间是不可通约、不可交易的,而哪些东西虽然理解不一样,但是至少这个原则是可以接受的,这就会形成共识。甚至在对话过程中,也会部分改变自己的看法,产生一个积极的后果。

   牛津共识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这种共识更多,而不是更少。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薄熙来事件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自由派和新左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在牛津共识形成之后,有美国朋友找到我,想继续推进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对话,我当然乐观其成,他们找了新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也蛮积极的,但是最后他说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现在左派内部也需要寻找共识。实际上自由派内部也有很多分裂,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平等的自由主义之间吵得也很厉害。

   凤凰周刊:原本严重对立的各方,愿意坐下来寻求共识,这种姿态比达成的具体内容更有意义。

   许纪霖: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很多人说牛津共识卑之无甚高论,觉得这个东西太一般,太不激动人心了。而我认为,共识往往是庸常的,人类之所以能和平相处,并不是那些激动人心的口号,而恰恰是一些非常常识性的东西,构成了我们相处的理由。

   实际上,牛津共识是一个象征,是一个转变的信号,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尤其是长江读书奖事件以后,自由派和新左派、新儒家之间不断分化,终于在2013年出现转折,开始从分裂转向寻求共识,它本身能够成就的东西或许很有限,但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意识到,未来的中国,如果不是分裂,而是一个多元社会的话,一定不是某家某派的独大,而是各家各派能形成某种共识,如此才会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这几年埃及革命、乌克兰革命,它们在革命之后产生了严重的震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政治转型“没那么简单”,不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就能把所有的问题解决,而是需要各家各派通过政治妥协和观念互动,来寻求未来。大家越来越注意到乌克兰和埃及革命的一些负面教训,以及西班牙在弗朗哥死后的和平转型、南非的和平转型的经验,这些国际转型政治的经验教训,使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共识的重要性。

   凤凰周刊:所以,牛津共识之所以能达成,除了一些主推人物的积极运作外,与大家对分歧的严重性的意识也有很大关系?

   许纪霖:没错,因为分裂所产生的恶果,使各家各派有识之士感到痛心疾首,过去我们都是同一个启蒙阵营的朋友,可今天不少人已经坐不到一条板凳上了,见了面不理不睬,视同陌人,要么就是发生激烈的争吵。要让极端派坐下来寻求共识仍然很难,也不要有什么期望,他们走的都是偏锋,打的是原教旨主义的旗帜,但我们期待各家各派中的温和派能展开对话,并让他们成为主流。

    

   “核心价值观”谁说了算?

   凤凰周刊:从去年底以来,官方推出了12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都列入其中,欲图打造一套官方版社会共识,但民间反应似乎很冷淡,你对这套“核心价值观”如何看待?

   许纪霖:我觉得挺好,前两年官方批评普世价值,但是最后它推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都是普世价值吗?没有一条不是普世价值。我想全世界除了朝鲜,很少有国家会否认这12条。当然,在“核心价值观”前面还有个限定词“社会主义”,官方要对这些核心价值重新解释。这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承认了这些价值,就等于朝野之间达成了最薄的共识,只不过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一个价值,各自表述。

   虽然各自解释不一样,可能差距还很大,但是只要有,哪怕只是字面上的,也很重要,这样就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有一个经济学家朋友说,政府推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中国的改革往往是对一些过去认为大逆不道的价值赋予正当性,然后一步步开始的,我觉得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凤凰周刊:依靠公权力建构起一套核心价值观,能否成为达成社会共识的一种方式?核心价值该由谁说了算?如何让它避免沦为意识形态灌输的教条,而是真正深入人心的伦理规范和价值信仰?

   许纪霖:前几年甘阳提出“通三统”,第一统是中华传统,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第二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传统,是毛时代留下来的;第三统是80年代以后--当然五四的时候也有过,但是后来中断了--80年代重新续上去的启蒙传统。

   实际上,如果要重建中国的一套核心价值,在政治上,我们面临的也是这三个传统,这三种价值都有各自的拥护者。新儒家相信的是儒家传统,新左派相信的是社会主义传统,而自由派相信的是启蒙主义传统,中国的未来不是取决于某家某派,而是能否把各种不同的传统中好的因素加以勾兑,形成共识。

那么,核心价值该由谁说了算呢?实际上,谁都不能说了算,权力可以颁布核心价值观,可以铺天盖地地宣传,但是它未必能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信仰,反而很可能引起反感。那么,是不是由知识分子大佬说了算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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