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共识概念的界定是:“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共有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在政治意义上，它指的是与政治体系有关的信念。”这一界定将共识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特定时代、特定地理环境内存在共有的、一致的精神层面的价值、信念；二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人们对政治体系持有共同的信条。在现代多元化时代，建立共有的信念、价值可以说越来越困难，第一个层次的共识只能出现在局部范围或特定群体内。只要人们各执其价值信条，就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诉诸于普遍主义，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观念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最终所形成的只能是底线共识或所谓最大公约数。将共有的一致性价值、信念视为共识，必然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就是，在人们无法放弃其信条的时候，如何达成共识？如果不能形成价值观念的一致性，该怎样保障共同生活的秩序？西方一些学者把目光转向政治领域，认为只要在这个领域存有共同的东西，就能保证基本的秩序，不会影响共同的生活。对共识的研究演变为“在多元合理性下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信念”，罗尔斯关于政治正义或重叠共识的研究就是在这种思路下形成的。所谓重叠共识就是信奉各种合理的价值、信仰、学说的人们在政治体系之上形成政治正义观念的共识，这种共识是从多元合理性中得出的，即从不同的理由出发，在政治体系中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可以看到，“重叠共识”是与政治体系相关的共识，但却是在搁置精神层面共识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

其实，在这种抽象、宏观的“话题”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性共识层次，这就是在公共生活中具体的“交集事项”之上的共识，这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琐事”实际上是最需要也最应当形成共识的地方，它应该是共识的第三个层次。在共同关注、相互交集、不可回避的“具体事项”之上彰显公道，形成一致性的意见，这种社会性共识比抽象或宏观层面的共识更为重要，因为这是维持共同生活的基础。如果说价值层面的共识是底线式或交叉式的，政治意义上的共识是程序性的，那么在具体的公共事项上的共识就应该是相对彻底的共识。因为在具体事件之上可以远离信念、价值观念本身的交锋，相对于抽象与宏观层面的事项，更能够直接诉诸本心、就事论事，较少存在所谓“判断的负担”。现代社会的特点是，持有多元认同的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空间，能否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价值共识可以暂且不论，但是在“交集之事”之上却需要形成共识，若有交集而无共识，共同生活就无法维系。具体事项之上的共识，应该是基于事物本来是非曲直之上的共同认识，而不是基于立场、利益、力量的对抗而形成的平衡。如果此处无共识，意味着无理可讲。能否形成这种基础性共识，这是比单纯的“价值共识”更重要的问题。只要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具体事项上能够形成基于是非曲直的共识，即便人们持有不同的价值和信念，即便政治领域存在一定的问题，社会也不会失序，因为日常生活的真实之“理”还在起作用，人们还讲理。从实践角度看，在具体事项上彰显公道、达成共识，必然能起到改善社会的功效。将视线放在具体事项或“人事”的层次上，并不是停留在“歧见”与差异之上，而是在“事中见理”、“以理消事”，追求建立在人类共通性之上的共识。以程序性共识达致实质性共识，彰显具体事项本来的是非曲直，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理”的一惯性，“交集之事”才不至于演变为社会冲突。

易曰：“睽，小事吉。”时世睽异，如火与泽（睽，上离下兑），虽同在天地之间，但火动而上，泽动而下；又如二女，虽同一父母所生，但“志不同行”。在睽乖之时，虽然难以合天下之大睽，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济睽之道，若在日常交往中共同面对的“小事”上下功夫，彰显公道，则亦可吉祥，不至于陷于无法相处的境地。《周易正义》解“小事”为“饮食衣服”之类的日常事务。虽处乖离之时，但人们在这类事务之上必有交集，并且不一定非要以对立的方式解决，如果能够以理和之、以理通之，这就是“小事吉”。“小事”能同，大者亦不会“终睽”，所谓“合睽之道”就在于此。多元化时代的特点是“志不同行”，不可强求志趣的相同，不可驱迫人们认同某种东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搞平衡，也不意味着没有是非，这时需要在具体事项之上“于睽得同”。虽然处在睽离之时，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共同关注共同面对的具体事项，并且这些事项有着本来的是非曲直，如果显现事理、取得共识，则共同生活的基础并不会被破坏，不至于有大的失序和混乱，这就是“小事不小”的道理。“志不同行”，可姑且听之任之，但同一屋檐之下必有交集，对于这种交集之事却不能无理可讲。如果在志趣上强求统一，而在公共生活中的“共事”之上无法形成基本的共识，其结果必然是“同而不和”。古人的处睽之道可谓大智慧，对于解决多元化时代的共识缺失问题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价值共识难以达成，可以转向政治层面寻求共识，但这种共识的形成同样是论证式的，不是实践或生活共识，相反，与百姓日用相关的共识，才是社会稳定得以维系的底线。

在当下，共识缺失问题并不表现在宏观层面，而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交集事项”之上。矛盾纠纷不能依理化解、司法判决不能息讼、公共事件是非不清，这些问题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可以归结为具体事项的共识缺失。这种缺失不是“判断的负担”造成的，也没有“合理分歧”的问题，而是因为私意、私利障蔽人心，预设立场、先入之见附着其中，使得本来的是非曲直无法显现。最应该形成共识的地方却成了共识难题，这值得深思。在公共生活中具体的“交集事项”之上，不存在多重真相、多重合理性，事理不能显现，并不是因为它已经消失，而是被这些主观意欲所障蔽，除去蔽障，则事物之本来面目就会显现。因此，共识的生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去除蔽障、彰显事理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共识不是主体之间构建的“说辞”，而是基于人的共通性而形成的共同认识。相信民众的良知和理性，扩充意见表达渠道，构建开放、平等的沟通氛围，就能够在社会生活的“交集之事”之上形成基于事理的社会共识。

来源：《社会科学报》1737期第2版，本文是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