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竺可桢的选择

——《私人记录》之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76 次 更新时间:2008-09-19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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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20世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被誉为“品格和学问的伟人”。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8年获哈法哈佛大学地学系博士学位。回国后先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成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936年起,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在贵州的穷乡僻壤,他将浙大从一所地方性大学办成了全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耀眼的篇章。1949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有《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物候学》等。

  

1949年元旦,竺可桢日记写道:“今日元旦,见报载蒋总统之文告,谓共产党苟有诚意,中央政府愿意和平。渠之个人进退,可以不计云。此与过去之戡乱到底口吻不相同。一般老百姓莫不希望和平,故闻者莫不喜形于色。”[1]

时局动荡,身为大学校长,竺可桢肩头的压力很重,他的内心一点也不乐观,更不会“喜形于色”。自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以来,十三年的光阴已无情地逝去,期间经历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4次西迁,颠沛流离,在广西宜山日寇飞机的轰炸下,竺可桢将“求是”确立为浙大的校训,他明确解释“求是”就是“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在遥远的西南边陲,这位成就非凡的科学家愣是把一所小小的地方大学办成了全国瞩目的一流学府,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培养了在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一代英才,他也因此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一位足以与蔡元培相比的“伟大的大学校长”(苏步青语)。?936年到1949年,他在浙大的十三年确实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曲动人的乐章。

竺可桢本来打算维持浙大到大变局的最后一小时,但4月29日他就被迫离开浙大到了上海。4月28日,即红旗插上南京城头的第四天,他接到杭州市政府转来的杭立武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杭立武。”杭立武时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因为4月26日竺可桢听说军警闯入上海交大、逮捕80多名学生的消息,他为浙大师生的安全感到担忧,他曾于27日接连走访浙江省教育厅长、省政府秘书长、省保安司令,询问军队是否会进浙大捕人,并未得到确切的答复。他放心不下,所以当即给杭立武复电:“沪校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此时暂难离杭。”[2]

同一天晚上,他得到了省主席和保安司令“决不入浙大捕人”的保证,加上杭立武4月29日又一次来电催他。所以他虽感为难,但还是决定在暂时离开浙大,他的日记对当时的心态有详细的记录:

“因余觉部中既有电嘱余去沪,余虽覆电谓师生见沪上报载疏散十五大学莫不震惧,但昨晚郑石君已谓省府决无来浙大捉人之意,故余已无留浙大之理由。兼之杭州谣传日多,谓余将出任维持会副主席,故余若再留浙大,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因之决计暂时避开。不料晨间又接杭立武电,谓有要事相商,速来沪云云,因此余之地位遂成untenable[站不住脚],不可避免的要离杭了,否则只能辞职离校,但后一着亦须离杭遂行。于是再四思维,不得不出之一走。”[3]

当天下午大雨不止,他没有带家属一同离校。原定2:30开车,结果焦灼地等到晚上十一点十四分才开车,大批士兵蜂拥上车,一路上也都有士兵上车,而且一度因士兵抢车辆而停车。车厢人满为患,其中95%是兵,他在日记中说:“余闻一军官谈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战,目前共军得势已无可挽回。……又一军人谈在沈阳如何脱走情形,从不闻有同仇敌忾之意气,亦无愤恨复仇之心理,所谓军无斗志也。”[4]

直到4月30日中午十二点半,火车才到达上海西站,人满为患,他只能从车窗跳出,出站时军警要上海身份证,“颇有刁难”。等到达中央研究院安顿下来,他就安排陪他同来的姚维明回杭州,并请转告夫人陈汲(允敏)“决不去台湾或广州”。当天下午三点,他见到杭立武,所谓“要事相商”果然是要他去台湾或厦门,他都拒绝了,并提出辞职。当晚,杭立武送来旅费二千万,他只是“当袁洋五元”了事。[5] 可以说从他从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想过要去台湾。

5月2日早晨,他到街上买烧饼充饥,《新闻报》上有钮永建、竺可桢飞台湾的消息,“见之使我大为惊惶,不知此消息之何来。缘张默君确于卅日乘坐考试院专机赴台北,钮永建亦在内云。……又遇晓峰,立武正在搬家,似日内即将出发者。渠仍劝余去台湾,且谓办护照须在广州云……”国民党行政院及各部早在南京陷落前就已迁至广州,当时竺可桢应邀去巴黎参加“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到广州才能办理护照。[6]

当天,他就给严仁赓、苏步青写信,告诉他们未去台湾,“于狂风骤雨中仓皇出走,抛十余年共患难之友朋、生徒、妻子于不顾”,事出无奈,希望他们见谅,并表示自己已向教育部辞去浙大校长职务,回中央研究院。至于上海各报所谓他昨天已飞抵台湾的报道,“近代物理学尚未发现分身之术,兄等置之一笑可耳。”实际上是辟谣。[7]

5月6日,竺可桢“途遇蒋经国”。据他事后告诉接近的人,蒋经国曾劝他去台湾,他婉言谢绝了。浙大学生谢觉民回忆,多年去台湾,蒋经国单独邀请他午餐,亲口对他说:“当年我奉父命,邀请令师竺可桢先生前来台湾,可惜他未能前来”。[8]

5月17日中午,他接到傅斯年台北来电,邀他去台湾大学,他在日记中说:“得孟真自电,嘱赴台大。余将函覆辞谢。因余十四年长浙大,若欲重执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温习静读不可也。” [9]

5月19日晨,竺可桢接到杭立武广州来电:“请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橞,已为兄办护照,并闻,弟杭立武辰巧”。[10]巧即十八日,杭立武说替他办好了护照,就是指去巴黎的事。之前5月9日,竺可桢曾打电话给Unesco(巴黎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的施茂德,知Unesco尚未有回电。此时陈毅的大军离龙华机场已只有五里。

5月20日,因为护照已办妥,竺可桢到中央银行,“拟提取所存六百余元美金以为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可作为旅费,不料私人存款亦须在广州提取,故此款又落空矣。”他感叹“凡奉公守法之人往往吃亏,此现政府之所以不能受人爱戴也。”[11]

从“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中“万一”一词即可知,竺可桢实也并没有下决心去法国,至于广州、台湾则从来没打算去。无论时局如何演变,他已选择留下,不想再上国民党这条船了。

5月27日,上海已解放,《大公报》报道了“竺可桢未去台湾”的消息。1949年,在去、留之间,竺可桢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从他当年的日记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至少有三个主要因素,一是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暴戾十分不满,并深感绝望。二他对浙大和学生的深厚感情,不愿离开。三是中共地下党对他的积极争取、团结尊重他。

  

  

当1949年来临的时候,竺可桢尚未最后意识到曲将终、人将散。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暴戾有着很深的反感,并深感绝望。上海易手之后,他日记中的两位盎?旧洗?砹怂?墓?竦车钠兰郏?月26日他和友人谈及政局,“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廿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 5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 [12]

他曾几次在日记中提到蒋介石心腹爱将汤恩伯的贪婪:

3月23日,当他听说 汤“在沪曾要求七千条金子为代价,可以撤兵之说”后,感叹“目前买卖货物,价值较大者均值百抽一为保安捐,真可谓苛政猛于虎矣”。[13]

5月20日他又记下了汤向中央银行提取金子一万条及所有银元的传说,并进一步议论--“空穴来风,非无根之谣乎?上海各校闻传将以关金发薪,依照底数每元关金作八十万金圆(市价二百四十万),而袁洋价已二千七百万一枚,则教授薪亦不过袁洋三数枚而已……”[14]

竺可桢对国民党缺乏好感并非始于1949年,1961年12月30日他为申请加入共产党而写的《思想自传》中说:“对于一般的国民党党员我的瞧不起的,不但是我自以为做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清高,我从宋子文、孔祥熙的明目张胆贪污行为,更觉得官是做不得的。”宋是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功课很平凡”,做了财政部长,“数年之间顿成富翁”,他埋头科学研究,不太关心时事,可对宋、孔他们的贪污腐败,他是打心眼里蔑视。不过他对蒋有好感,认为他北伐消灭北洋军阀有很大功劳,“到了1941年以后,蒋介石不顾舆情,一天天地压迫学生,我才慢慢地对他失去幻想。”抗战胜利后,他曾在杭州和江问渔以及少数浙大同事说过,“为国家前途计,为蒋介石个人计,最好的办法是蒋通电下野。”[15]

可以说,他对国民党经历了从失望到绝望的一个过程,他曾数次拒绝加入国民党,因为他“素来对于政党毫无兴趣,而且深深痛恶陈立夫的作风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贪污”,他公开主张“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16]到1943年,“那时大学校长几乎全已加入国民党,只有他一个人不是党员。那一年教育部强迫各大学重庆入训练团,未经他的同意就将公布他为三青团的监事,所以当他们要他填写入党志愿书时他就填了,反正入不入党也没有关系了(还领有党证)。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后,他居然被列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从未交过党费、参加过党员会议,更不用说中央委员会会议。抗战胜利后,陈布雷几次来信要他登记,他都复信拒绝了。[17]

在1949年的名人抢夺战中,国民党方面虽然一再想拉竺可桢去台湾,但对他也是心存芥蒂,并早已将他列入所谓“和平分子”的黑名单。4月15日,竺可桢的朋友周普文告诉他,曾见到过特务人员的二张黑名单,一张是“反动分子”,不易见到。一张是“和平分子”,很多知识界的朋友都榜上有名,竺可桢也名列其中。[18]国民党特务的这张“黑名单”对于竺可桢最终下决心不去台湾,恐怕不会没有影响。他在《思想自传》中讲到1949年的选择时说到杭州解放前三天离开浙大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的原因:“首先由于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从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旧业为适当。”[19]

对于蒋介石排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将深得杭州市民拥护、对浙大多有照顾的浙江省主席陈仪免职、幽禁,竺可桢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不满:

2月17日一早,他从《大公报》获知陈仪被免职,“公洽到杭后,对于浙大备极爱护,如教职员工之给无价米、吴大信等五人之无条件释放。一旦换调,不知日后省府之是否更变政策也。”

2月18日,“有人以为上月廿六吴大信[等]释放时浙大学生大贴标语,省府置之不问不闻,与此次之更调有关,因特务方面必扩大其辞以报告蒋也。余以此知余地位之危险。陈叔谅早有言,谓浙大学生应加取缔,不知校中教职员全不管事,而使余首当其冲也。季谷谓陈公洽星期一九点去上海。任显群则已先时离杭,因任之作风,非有陈公洽之雅量不能相容也。”

2月21日,“省长陈公洽、市长任显群离杭去沪,市民送者极为拥挤,在太平洋影戏园开会”。陈仪临行前,竺可桢去送行,谈了十分钟,“余告以过去渠对于浙大同人给与无价米每月七斗,同人极为感激,而对于学生之越轨行动保安司令部和特务机构均欲严办,总由渠个人加以宽容之办法尤为难得。据云渠此次之免职,重要原因之一为一月廿六吴大信[等]五人释放[时]沿途游行并贴标语,特务报告更夸大其词一事所致。余得此消息于公洽之口,心中极为不安,因公洽去浙是一极大损失,因其人确有理想、且具胆识也。” 陈仪和与任显群离杭前夕还交代说浙大学生办的《每日新闻》千万不要向校外发行,“不然必起冲突”。[20]

?月3日,竺可桢在南京和翁文灏见面,“陈公洽之看管亦为事实。……三点朱骝先来谈,知陈公洽免职命在十七前一周已到,广州孙哲生亦不明底蕴,后在上海遇浙警察[?]长,知陈公洽确不见客,谓其曾函共产方面,愿单独媾和云……。”

3月4日,竺可桢回到杭州,“李季谷来,知陈公洽确被监视于衢州汤恩伯家中,因渠曾亲笔函某长君,劝采取个别与共产党取得和平之故云云……” [21]6月6日,他前天听说陈仪“已被押至台湾”,但告诉他的人“认为无性命之忧”。 [22]7月4日,“李季谷来,知外传陈公洽在台与张学良被一同枪毙之说不确。” [23]陈仪最后还是被蒋下令杀害了。

在上海最后的白色恐怖中,竺可桢更是是见证了国民党的暴戾,他在日记中一一记下了国民党败退前的罪行:

5月6日,他从上海医学院朱恒璧那里知道,国民党士兵4月26日曾进入复旦,校长章友三受到侮辱,“谓不许友三声张,且搜查其寓所至三次之多,而主持之者皆系学生也。复旦校舍亦受破坏。交大驻兵至万人,在校中搜出左派宣传刊物至二卡车之多,使王之卓不能抗议驻兵云。” [24]

5月8日、9日,他听说陈鹤琴前日曾被上海警察局拘捕,因左翼的中小学教职员联谊会曾发贴请陈鹤琴为顾问。请柬尚未发出就遭检查,陈以此而被捕。“局中刑事科长适酒醉”,有人问如何发落,“科长乘醉狂言曰一律枪毙。其草菅人命如此”,“后经章友三、王之卓、朱恒璧等四校长向市长力保,由陈良面批交警察厅毛森释放。余闻之毛发为之森然。” [25]

5月22日,他在霞飞路看见“有黄牛党以高价买卖银元而枪毙”,不过他认为“昨日枪毙者计六人。但抬高银元黑市决非六人所能为力,亦冤哉枉也。” [26]

6月20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上海,竺可迦衔?按耸焙湔ㄉ虾#?娇嗳嗣瘢?捣σ庖逡病薄?27]

正是对国民党的暴戾有清楚的认识,他才逐渐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从失望走向绝望。

  

  

对浙大和学生的深厚感情,对竺可桢选择留下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长期以来国民党强硬势力总是指责他“放纵学生自由,甚至纵容共党”,甚至将浙大称为“共匪之租界”,其实是毫无根据的。他一贯信奉孟子、王阳明的的性善说,在浙大,他就是以这样的观点看待学生,认为每个学生都是好的,除非他以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是坏人。他理解学生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正如他在1948年6月22日的日记中说的:“学校为社会之缩影。因政治不安定,所以学生喜作政治活动”。但他向来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更不认同学生的左倾。

到1948年7月5日,他还对学生说:“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以白米面包,但吾人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1949年1月2日晚,他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4月5日晚,他带着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春季音乐会,合唱中有沈思岩的《贵州谣》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均嫌政治气味太重”。[28]此前1947年11月10日,他在浙大校务会议上曾说:“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对浙大“民主墙”--生活壁报,他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不同意政治气味过浓,但他认为只要学生是真实姓名发表批评意见,认为这是言论自由,没有理由取消。浙大学生自治会出的《每日新闻》“全载共产党广播,为保安司令部所不满;且对外销售”,他也只是“嘱自治会将《每日新闻》出版负责人或机关印出(《每日新闻》只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发售,必须向市府登记”,并没有加以干预。[29]

竺可桢主张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术自由、“为学问而学问”,他为浙大确立的校训“求是”就是要求学生追求真理,一切以真理为依归。他本人不过问政治,也劝别人“不必过问政治”。但他担任浙大校长的十三年正是动荡不宁、学运风起云涌的十三年,特别是1942年以来,浙大多次发生学生、老师被捕事件(1942年、1945年、1947-1948年间),每一次他都是尽力营救,竭尽所能,千方百计地奔走,毫不畏缩,更不推卸责任,法庭审判时他都是亲自到场。也因此这个大学校长身上才散发出一种灼人的光芒,大多数浙大师生对他的爱戴同样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

对他而言爱护学生是他的本份、天职,国民党当局每次叫他开除学生,他的态度都很明确:“故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他认为“办教育之基本信仰与警察厅长不同”。浙大学生领袖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后,他以一个校长的身份挺身而出,公开自己的道义立场,这可歌可泣的一幕必将永远感动后世。1949年9月10日,他在北平六国饭店见到张元济和沙文汉(沙孟海弟,现改名张登,浙江新任教育厅长),“据言于子三并非共产党员。谓余在《申报》上发表了谈话,为于子三抱怨,因此酿成各方之同情,国民党政府因之再不敢大肆搜捕虐杀云云。”[30]

在浙大的最后时光,为了维护浙大教师、学生的日常生活,为了保证浙大这架机器的正常运转,竺可桢几乎成了一架要款的机器,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烦恼,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甚至到南京面见代总统李宗仁。尽管如此,1月14日,他在上海《申报》上看到一则“竺可桢挑重担”的消息,却深感“不安”,在他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分内之事,不该受额外的赞誉。

1月7日,竺可桢写信给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催款,“因目前已到公私两无办法之时候。私人方面目前一个月薪水只可购担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经常[费]只一万二千元,不及电费八分之一而已,而一月份经费始终未来,故今日拟请储润科及郑石君二人于星期日赴京。”

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教育部、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员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据状况。”又派人到中央银行借款,“以期于星期二可以加发一个月之薪水,因许多教员均将无法维持生活也。……晚报载蒋总统告假赴台湾之说……。”

1月9日,他在日记中抱怨:“又南京公务人员各发二个月之应变费及一千元,而杭州及他埠均未发,此又表示政府之不能公允也。” [31]

1月10日,浙大从中央银行借到二月份的经费款,他决定第二天发薪,300元以内的各发一千元,300元以上者的发1500元,其余的等南京款到后再发足。晚饭后,他带着孩子松松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价大涨,米近千元一担。

1月11日,他在开校务会议上报告学校的经济情况,“个人方面四百元一月之薪水,依十一月份之收入十五倍计,只能得1700,而昨日米价已1600一石”。学校方面的空缺更大,“全靠生活补助余额及中央银行借到六十万元渡日,如此安能长久耶?”只好“电行政院、教育部告急”。 [32]

1月13日,他得知财政部已给浙大拨放1到6月的生活补助费,每月近50万元,共288万元。“如本月照十五倍发,又给双薪,则尚差十五倍(已发十五倍),须一百四十五万。归还中央[银行]所借六十万,则尚可勉强维持也。”[33]

1月22日,他在校务会议和安全会联席会议上报告学校经济状况。“谓今日将二月之十五倍薪给发后,学生公费二月份每人280元发出后,校中由中央银行所街之一百卅余万元悉数用罄矣。”[34]

1月28日是旧历年除夕,“今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而政府则和战未决、兵临城下,真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薰风吹得游人醉,莫把杭州作汴州’,不禁感慨系之。”[35] 1月29日是春节,“学生方面扮有旱船、狮子、龙灯、蚌壳精等,并有飞机等纸扎之彩。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36]他本人也是忧心忡忡。1月31日,他批评“教育部对于各校之经费漫不经心,而任意分发职员,可谓不近情理矣。”[37]

2月8日,“中央所拨1-6月份每月十五倍薪日内可到,决先发职教员五十倍。”[38]之后的几天并未提及此事,看来这笔拨款并未到位。2月12日,接到浙江省主席陈仪电话,拨给浙大学米一百石,另将二月份每人七斗提早发给。对陈仪的雪中送炭,他一直心存感激。但杯水车薪,最多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过十多天后,陈仪就被免职离开了杭州。

2月14日,竺可桢动身去上海,请朱骝先转告陈雪屏,要求给浙大发三个月的“应变费用”。2月15日,他与复旦、交大、同济、上海医专、商校等校长商量的结果是,联名致电已迁到广州的陈雪屏,表示如不能给三个月的应变费,他们将全体飞往广州请愿。

2月27日,他再度来到上海,第二天会同复旦、交大等校代表十四人夜车赴南京,准备分别上书行政院和李宗仁副总统,提出改善教职员待遇[以生活指数计算]、学生伙食费改为银元六元、经常费、临时费等要求。3月1日,竺可桢他们去见李宗仁,因为他们去了十六个人,客厅都坐不下,就站在外面谈。“李德邻比蒋介石要从容得多,而无架子可说,比较平民化。渠即说对于沪杭一带教职员之生活极为关心。”呈文交上后,他们就退出了。 [39]

3月3日,他和翁文灏见面,“据云目前中央意见不统一,是令人最伤心之事。余告以目前经费困难,各校长至须汇同集体包围教长、行政院长要钱,实太不堪,故余有不得不去职之势。”

3月4日,他回到杭州,化了200元黄包车费才到校,“知十倍之经常费九百余万昨已到,本可发薪水,但以中央银行无钞票,故不能发给。学生自治会新选出之代表包洪枢、杨锡龄来询经费情形”。[40]

3月19日,竺可桢在校务会议上报告校中近况及目前最严重问题及经济、校舍及毕业生失业问题,会计报告经济状况,“现尚有现款一千七百余万,应变费六千万未动,购得黄金220两、美钞四百元。” [41]4月1日是浙大校庆,他在讲话中先报告一年来经济情况,说“教职员工友所得数目愈大而购买能力愈小,最近且不能按月发给政府规定之数目,如三月指数政府规定为2700倍而到今校中尚只发三百倍(即九分之一)而已。” [42]

4月6日,中央款到二亿一千万元,只能发半数而已,拟明后日发教员1500倍,学生每人二万元。4月7日,知中央发浙大3月份19亿、4月垫19亿是事实,且同济每月25亿,比浙大还多,不知何故?“岂因四月一日南京之惨案而由以致此中央欲安定各大学而骤发如此巨款耶?国家已濒破产,如此无计划之发款,吾为前途危;且欲安定大学,最好不要再乱拘学生。报载台湾大学军警包围、拘捕二十学生,如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岂尚能安定耶?”

4月8日,“自昨日报载各大学共由政府拨四百亿、将以一万倍发薪消息传出后,物价大涨。昨天米价只十四万一石,今天已廿五万。袁大头昨晨每元二万三千至二万五千,今日上午三万五千,下午至四万元矣。” [43]

4月10日,“今日发薪水一万倍,可得一百五十万,调二十个袁头。晚浙大学生为南京四月一日学生致А!?[44]

4月16日,因为物价日涨,竺可桢本来准备将浙大所余二亿元买金子,当时米价46万元一担,他说不管如何先买米400石。结果各米行都要金子,以一两金子购11担糙米,所以昨天又没有买成。等到他再嘱速购,“但米价已大涨至六十余万元,故只购得三百石矣。……” 他在校务会议上宣读了140多人的联名信,一是攻击驻沪人员无能,二是要求将应变费黄金220两、美金400元分所存储。第二点以18票大多数通过不分散,由安全会统筹办理。

4月17日,“物价更高涨,袁洋已到每枚十九万五,孙洋亦十七万元,而米每担已超出百万元外,较昨日六十余万元又加一倍矣……。” [45]

4月21日下午,他参加校中安全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政府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八项廿四条要求后,时局骤然紧张,物价大涨,“袁头上午十七万,下午已廿三万。米上午一百四十万,下午一百八十万壹担矣……” [46]

4月25日,南京已插上红旗,浙大学生自治会的壁报“谣传共军已到沪杭路之王店”,学生自由行动,上午上课已非常零落,下午全部停课,学校进入了无政府的状态。“中午时忽谣言共军已到,市上纷纷关门,乃由城站有军警抢车开枪之故。”首都警察六千人到此后乏车辆赴广州,在湖滨抢出租车、各方面的卡车及五金店,全市骚然。浙大医学院的救护车也被抢(再四交涉,第二天放回)。下午他主持召开浙大应变会执行会,知应变会现有储粮费220两黄金除去购豆、米、柴等,还剩下116两,另有400美金。先借给校工每人白米二斗五升。[47]

5月3日,杭州易手。浙大这个月的周转金254亿余(约六千袁头)要到5月6日才可提取,根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事先关照,“凡沦陷之学校不能支款”,这笔巨款最后无法提取,他为此而耿耿于怀。[48]

  

  

即便是在整天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里,竺可桢也没有忘记被国民党关押在狱中的学生。1月25日,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报载政府将释政治犯,停止特务,并各大城市解严,恢复各种停刊之报纸”,浙大即以校方名义向特种刑庭要求保释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陈建新、黄世民等五个学生。午后,他亲自到模范监狱探望了吴大信他们五人,其时郦伯瑾等三人入狱已达一年之久,他和吴大信等谈了一回就出来了,“回途走归”

1月26日早晨,浙大自治会的学生包洪枢等告诉他,他们将集体前往迎接吴大信等出狱。他说特种法庭虽然答应交保,但是否今天就能释放并不知道。但学生性急,前一天晚上就已开会决定去迎接。因为担心学生安全,他请苏步青等三位教授前往特种法庭,并电话通知相熟识的监狱长,告诉他将有大批学生要去。浙大学生排队前往监狱,一路在墙上大书“还我于子三来”、“严惩战犯”等标语。竺可桢很担忧,如果与退伍军官及前方撤下来的士兵相遇,将会发生冲突。“幸告无事”他才松了口气。当晚,他就接见了吴大信等五人。同时他也接到了保安司令部的公函,“谓贵校学生午后结队游行,公开散发污蔑政府之传单;在戒严时期急应制止此种行为云云。” [49]

第二天上午,他与苏步青召集学生自治会代表包洪枢、左大康等七八人开会,“责以昨日去第一监狱保释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黄世民、陈建新等五人,校中集队去之学生二百余人不应该以浙大名义在广济医院及各处墙上乱写标语,因墙各有主,不能乱涂;且前方退回中央军已云集杭州,一旦治安不稳,则此辈军队随时可以浙大为目标而进攻,则浙大之安全不可保。学生集全力以筑围墙、轮流守夜,为的是安全,而到处标语,适足以召祸而已”。[50]

难得的是即使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竺可桢依然坚持办学的原则。2月7日,陈仪亲自出面向他说情,有两个学生要到浙大借读,其中一个是暨南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郁飞,即被日本人杀害于印尼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之子,当时住在陈家。竺可桢表示:“余颇以为难,因欲来借读者人数甚多,且此二校均在上海南京继续开学,何必借读于浙大。” [51] 2月10日,陈仪再次问及郁达夫儿子来浙大借读的事,“余以暨南在沪开学,目前暂难有办法,俟开学时有余额再说。” [52]哪怕有他的留美老朋友胡适亲笔信,也不能通融。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华力带着胡适的信前来,竺可桢表示“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只有等暑假再参加入学考试。[53]

对1945年“失踪”的浙大教授费巩,竺可桢更是念念不忘,直到1949年还多次在日记中提及:

3月27日晚,“费盛伯来,知渠于今日西湖号到杭。……香曾事渠曾询邵力子,据云恐已绝望;徐恩曾则日认青年团所为;亦有传说谓其在台湾云云。余以为台湾之说殊不足恃也……” [54]

3月29日,他请费盛伯夫妇在西泠饭店吃饭,“席间谈及香曾失踪时各种预兆。驾吾谓失踪前羽仪劝香曾弗往复旦,至临行犹劝阻之。到渝后黄宁而忽于梦中见香曾来,满身是血。驾吾于香曾失踪后尚未得信但眼中不绝流泪,至接香曾失踪消息忽自愈。又为卜卦得‘易校灭趾’四字,灭趾殆即失踪也。祥治与香曾为复旦同班;家玉常与香曾通讯;在宜山时香曾住晓沧家,常有诗唱和;故今日邀诸人一聚。”

1968年,竺可桢在这天日记后面补记一句:“谈费巩失踪之先兆统是迷信。” [55]

直到1949年12月31日,竺可桢在北京接到费巩哥哥费盛伯来信,称费巩之死“系三青团康泽所为”,他马上写信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嘱追查其事。”并表示“日后当面询此事也。” [56]

竺可桢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对浙大和莘莘学子极为深厚的感情成为他毅然决然选择留下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因为如此,浙大师生才会一再吁请他重回浙大。当然,对于倾注了壮岁全部心血的浙大,即使在离开之后,他也是无时不在关心。他在上海等待变化期间,和杭州的联系一直很频繁,浙大师生一直希望他能回校,他则以“一时难脱身”推辞。5月1日,他初到上海,就在日记中表示自己身为浙大校长,“故有部令不得不来沪”,王劲夫来电请他回杭,同时接到校中全体师生来电,要派代表到上海请他回去,他只是叹息:“但余目前已无[从]去杭矣”。5月3日,他接到电话,知杭州已于下午三点半“失落”。打电话到杭州,已无人接电话。5月4日,“但目前杭州已失去联络,浙大学生不致来沪矣。”5月22日下午,他听说有人骑脚踏车到上海,称杭州有三处被炸,钱江大桥、城站、与浙大,他很着急,“深望此说之不可靠也”。5月31日,他从来信及来人得知,“知杭州一切安好,并无轰炸城站及浙大之事;并知5月3日杭州之解放极为平安。学校尚未接收,但照常上课。每人曾由文教处发三千元之人民币,教授与校工一律待遇。校务会议常务委员为蔡邦华、王劲夫及谭天锡三人云云。……振公函则谓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如此信确,乃其不幸之事,因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 [57]

6月2日,他写信给蔡邦华、王国松、谭天锡及所有同事、学生,恳切地表示不回浙大,“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现在年达耳顺,精力日衰,更应“退让贤路”。[58] 长期的校长生涯已使他心力交瘁,他想回到科学研究的本行中去,这也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本来1936年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浙大校长只是临时性的,因为抗战一拖再拖。在时代巨变之后,他再也不想恋栈了,所以他才会说“厌恶万分”。

6月10日,竺可桢收到杭州来信,得知浙江军管会于6日起派军事代表二人,并派严仁赓、陈立、许良英、包洪枢等九人组成接管小组,召集临时校务会议,“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材的重大任务。目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有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力。”6月27日,有人告诉他,大多数教员热切盼望他回校。当时盛传浙大法学院将与上海各校法学院合并,浙大有人希望他能向新政权进言,他表示自己既已辞了校长,自不便专门进言,“但如其咨询,自当尽忠以告。” [59] 7月5日,他听说“前天浙大同学会讨论事务,决计挽留余回校”,并派出多人到杭州,与浙大同人商量挽留办法。“余表示决绝不干,谓余在浙大十三、四年,自四十六以至六十岁,实为余之壮年时期。现已达衰老,应让余退休。因大学校长职务繁重,非老朽如余所能胜任也。” [60]

7月17日,在北平科学会议期间举行的浙大校友会上,王淦昌、蔡邦华、苏步青、贝时璋等参加,与会者纷纷发言请竺可桢回浙大,“余甚为感动,回答时余几不能发言。”[61] 裘克安甚至提议发起请他回校的签名运动。9月6日,蔡邦华告诉他,浙大接管后,停聘60多名教授,胡刚复等都在其中,还有些职员,他感叹“可知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62]

  

与浙大风雨同舟十三年,竺可桢迎来了他的60岁生日,在中共浙大地下党的积极安排下,由学生普选产生、实际上掌握在地下党手里的学生自治会出面,一场庆祝他们敬爱的校长60岁的生日的活动2月间就拉开了序幕。学生以为2月25日是竺可桢的生日,师生自发举行庆祝活动,学生准备演戏,教职员纷纷送礼、写贺诗,祝廉先的贺诗中有“日下弦歌有替人”、“桃李花开千万树”等句子。实际上这一天离竺可桢真正的生日还有十来天,竺可桢日记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而且今天阳历二月廿五、阴历正月廿八,和我的阳历和阴历的生日统如风马牛不相及,亦是可笑事也。但是亲友如此记挂我,我内心总是感激的。”[63]早在2月21日,他就在《浙江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则感人的《竺可桢启事》,郑重表示,礼物一律不收,开会一概不到:

“近有同事同学发起为桢庆祝生日。现值海内鼎沸,同室操戈,民生凋敝,已至极点。学校经费拮据,赖举债以度日,同人月所入不足以温饱,同学赖公费以维持菜根淡饭,以致老弱者疾病丛生,死亡相继;幼壮者营养不良,发育堪虞。值此时际,马齿加长,徒增悲悯,尚何庆祝之足云。” [64]

3月7日才是竺可桢的生日,3月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盛大的祝寿晚会,他辞而不往;学生向他献上“浙大保姆”的锦旗,他坚辞不受。3月7日,学生代表提出建“可桢图书馆”作为纪念,他的回答是:“人尚健在,何必?”为了避免师生来祝寿,他带着家人外出,中午在小吃店里出面条、馄饨,度过自己的60岁生日。3月8日,因为学生为他的生日大做广告,贺电、贺信不断,他将贺礼一律退还。3月12日,浙大教授夏承焘在日记中说:“学生贴出祝竺校长六十寿文字,记校长小节数事,可见其人格,颇为感奋。”[65]

学生对他的爱戴确乎是诚挚的,否则光凭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也不会有这么热烈。那一刻,竺可桢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浙大校长生涯即将告终,他更不会想到的是这样大规模的庆祝他的生日并非完全是师生们自发的,而是有组织在推动。竺可桢选择留下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地下党主动地做工作,表示对他的团结尊重。84岁的许良英先生(他是当时中共浙大党支部书记、中共杭州工委委员)告诉我:“1949年元旦,我们用‘中共杭州工委‘的名义给他和一批开明的教授发贺年信(用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并发动学生为他60岁寿辰开展全校祝寿活动。”

就在国民党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蒋介石发表“和平”文告、黯然下野之时,竺可桢收到了这封盖有“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印记的特殊新年贺信,信中希望他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恳切地希望他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接着,他又接到了“中共杭州工委”翻印的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对于他在去、留之间的选择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诚然是很难判断,但有三件事可以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的心态。

一是在竺可桢的支持下,1月3日,浙大学生普选成立了护校(实际上是迎接解放)的“应变委员会”。几天后,他专门抽时间约见“学生所推举之应变委员会来谈话”。[66]1月19日,他接受学生“应变会”前一天提出的加固学校围墙的建议,决定“即日交包工估价,由学生担任填土等工作”。[67]自从传来国民党政府将迁往广州的消息以来,人心惶惶,许多大学都在考虑迁校,而浙大却忙于筑墙,其中深意思尽在不言之中。

1月20日,浙大校方也组织了“安全委员会”。2月9日,“午后三点召集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会、学生自治会等各推代表讨论应变联系问题,……决定应变分纵的组织与横的组织。纵的方面以安全委员为枢纽,分救护、消防、警卫、粮食、水电、总务等组。横的方面分讲师助教、学生自治会、校工等,由安全委员会主席召集会议。” [68]

4月24日,为了加强“安全委员会”的组织,讨论后决定名称为“浙大应变执行会”,竺可桢?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主席为浙大经济学教授严仁赓,副主席是数学教授苏步青。4月29日,竺可桢被迫离校赴沪时给严、苏二人留下一封诚挚感人的信,在申述了自己不得不离开浙大的苦衷后,还有一番加了着重号、意味深长的话:

“所幸应变执行会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 [69]

写完信之后,他又在后面加了一番话:“又启者:执行会重要职员如警卫组主任等,必须住入校内,想兄等亦早见及,但急待实行耳。”

这封信严仁赓一直保存着,二十多年前复印了一份给许良英先生,我曾见过这一复印件。

二是竺可桢多方了解共产党进城后的情况。1月8日,他在浙大的泼斯顿夫人那里看到陈达夫人北平来信,“知共军入清华时在十二月廿九。当时颇为惊慌,但仅数小时此惊涛即成过去云云。”[70] 2月13日,他听说“诸暨乡下几全在土共之手。但土共并不猖獗,与人民尚相安云。” [71]4月6日,他请北平新来的朝阳大学教务长王镇远、北大政治学教授崔书琴吃晚饭,饭后请王镇远讲北平近况,王是3月8日离开北平的,“云北平情形,共军纪律佳;共党干部作集团生活,无贪污之事,是其佳点;惟缺乏干部,经济生活更不如前。”[72]

三是在等待时代巨变的日子里,竺可桢并没有焦躁不安,六神无主,除了工作之外,依然是平静地读书、思考,似乎超越于当时急风暴雨的风浪之外--

3月17日,他读Clarence Mill的《气候与人生》;3月21、23日读《世界之罗盘》关于地缘政治学等文;3月24日读《洪北江诗文集》,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其所著《意言》乃四十八岁在贵州为学使时著,时为1794年,中有(乾隆58年)《治平》《生计》二篇述人口问题,与马尔萨斯氏所说相类,但其书[较]马氏第一版《人口论》出版年月早四年(1798),此亦可谓巧矣。马尔萨斯谓人口增加速率是几何级数,而食物生产增加是数学级数,其言简而包含甚广;氏则比较笼统:‘然言其户口,则视卅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两者比较,竺可桢发出了“中国科学之不能兴亦以此”的慨叹。[73]

3月28日,他读费正清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3月30日,读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在审判中》;4月9日,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全文不过十页、四千余字而已;较之洪亮平《治平》、《生计》两篇1200字长约三倍余。但马文头三页约一千五百字全系空论,实际有关人口者不过三千字,而其中重复者有之。至于立论,马尔萨斯似较精辟,对于数字更为精密。马尔萨斯提及循环,其原因殊不近理也。近来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Lilley教授约余写文,为科学之社会关系史委员会之用,文字以三四千字为限,余拟作《十八世纪末中国之人口压力及一位中国马尔萨斯所倡之学说》。” [74]

4月11、12日,他接连读英年早逝的浙大教授张荫麟留下的遗著《中国史纲》,感到“极为精彩”;4月16日,到浙大图书馆读《耶鲁评论》及《元史·元太祖本纪》;4月19日,到浙大国文系图书馆读顾炎武《日知录》中关于天文与地理部分;4月20日,着手翻译洪亮吉《意言》中关于“治平”一章(至22日译完)。

5月11日,他在上海读了Bishop的《关于中国上古史及史前期新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经过》,认为“陕甘为古代文化发源地,则其蛛丝马迹更易推断也。” 5月16、19、20日,他一直读费正清《美国与中国》;5月18日,他到科学社图书馆读张荫麟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洪亮吉及其人口论》。在《东方杂志》廿三卷 (1925-1926)发现他自己的两篇文章:《江浙二省人口之密度》和《论禁屠、祈雨与旱灾》。不禁感慨:“时浙省夏超与孙传芳战,战败而死,孙表驻江北浙第一师陈仪为主席,张载阳亦出而主持,而丁文江则方为凇沪督办也。时隔二十四五年,真如弹指中一瞬而已” [75]

5月24日炮声可闻之际,竺可桢还在读Heapo的《宇宙之构造》。正因为他在去、留之间已作出了抉择,所以他才会“泰山崩于前而不乱”,保持波澜不惊的心境,读书不辍。

  

  

无论如何,竺可桢在浙大的十三年始终没有催眉折腰事权贵,也从未介入政治,他有自己的独立的追求,有他的人生理想,他对科学的兴趣从来没有消失过。国民党特务人员把他列入“和平分子”,浙大壁报上左倾青年指责他“科学救国”、“第三条道路”不仅无损于他的人格,而且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一个自由知识分子。

1月16日,王淦昌从美国回来,杭州科学工作者协会举行欢迎会,同时讨论如何应付目前变局的问题。竺可桢发言时指出,“科学工作者在目前此种局势下,不但要在物质上应变,而且要在精神上应变,就是说,科学工作者应抱坚定之立场,追求真理。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决不指鹿为马,抹杀真理。” [76]

2月14日,他去上海时目睹了金山卫及上海附近到处在修工事,听说要筑3500个碉堡,已筑成2000个。面对连天炮火,这位信仰和平的科学家,其心情可想而知。3月21日,严仁赓在浙大工学院礼堂演讲《有效需求,正义、平等与自由》,反对胡适提出的“有政治自由始有经济自由”之说,主张先有经济自由而后始有政治自由。有学生提问何时才会有经济自由,严答以怕要等到共产党当政始有经济自由。另一同学即起问:那么必需有一种政治而后才能有经济自由吗?对此,竺可桢的看法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恐不能分得如此清楚,“亦犹鸡蛋生鸡与鸡生鸡蛋之孰先孰后问题乎”。[77]

4月1日是浙大二十二周年纪念节,竺可桢在演讲中指出真金不怕火烧,他引用古希腊诗人“从困苦艰难中方可得到真学问和经验”及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格言,认为现在就是考验大家的时期。他强调“但问是非,不问利害”的精神,要求浙大学子恪守“求是”校训,并倡导“恕”,认为--“目前要世界和平,第一要做到恕字,要能消弭猜忌、嫉妒、仇恨的心理。吾人检讨自己,学校、整个社会及民族均如此。整天说人家的坏话,从不会产生世界和平。要复兴中国,须得和平。惟和平始能增进生产、安定民生,建设和教育才有办法。我们在大学亦应自己检讨,不要开口便骂政府的贪污无能。学校应当改良之处甚多,如公物之不知爱惜,房屋草地马路之不整洁,以及公共图书之失落破坏,即是吾人不顾公德之表示。借书而久假不归,亦非好道德。借书正应如手中得金圆券一样,随借随脱手,方可使要阅者遍受其利。惟有每公民能公而忘私,恕人责己,国家才会太平,民族才会复兴。”[78]这一点给夏承焘教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早往大学路开二十二年校庆纪念会,竺校长讲恕道,甚好。” [79]

这些言论大体上代表了竺可桢的真实思想,他只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科学家,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学校长。难怪有些浙大的一些左倾学生一解放就表示对“和平分子”的不满。6月8日,他在上海收到夫人陈允敏杭州允信,得知浙大校内的壁报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 [80]无论国民党特务将他列入“和平分子”的“黑名单”,还是浙大壁报说他走“中间道路”,其实都算得上是准确的。

竺可桢虽然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他心爱的女儿竺梅投奔了解放区,但如他自己所言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毕竟是“一鳞半爪”,对解放区的情形也是“毫无所知”,“对于马列主义更是一窍不通”,他曾私下对一位浙大同事说他其实知道“共产党无自由”,而且他曾在浙大公开批评共产党说,“世界上有两种势力最大,一个力量以恨为出发点,一个力量以爱为出发点。共产党是以恨为出发点,所以天天要讲斗争、打击、痛骂。”他认为“要拯救中国,要达到世界永久和平,只有以爱为出发点才能做到”。在政治上他崇拜、服膺的是孙中山、甘地。[81]

1945年他读过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日》后以为“里德系共产党,故其言不免于偏”。1947年6月7日,他在太平洋船上读了白修德著的《中国之震雷》(现译《中国的惊雷》)后虽然相信共产党在抗战中,在土地改革方面“统比国民党政府做的彻底而努力地多”,但也认为这本书“对于[国民党]政府攻击不遗余力。所叙多为事实,但对于共产党则赞扬备至,不免偏激”。

竺可桢对共产党真正有了感性认识,而不是通过阅读、听说,还是从亲历上海解放开始。从那以后,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到他对新政权、新时代的最初认识--

5月26日,他一觉醒来,上海已经易手,“法界与河南之英界公共汽车已照常行驶。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82]

5月27日午后,他出门只见沿途路上“均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状态。时有鼓吹之汽车疾驰而过,喊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在大新公司有毛泽东、陈毅司令像高悬空际。南京路店铺均尚关闭,公共汽车亦不开。法租界则电车公共汽车照常行驶中。霞飞路店门均开,时有学生带锣鼓游行,且见女学生插鲜花于解放军衣襟上。霞飞路行人观者如睹……。”[83]

5月30日下午,谢季华来和钱临照一起来看他,谢季华刚从南京到丹阳,与陈毅同来,曾听陈毅说共产党将尽力宽大对待敌党,胡适、傅孟真、翁文灏“均无避去之需要”。陈毅曾看过中央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及竺可桢,说应当电告杭州市长谭震林到浙大访竺,可见陈毅此时还不知道他在上海。[84]

6月1日,“今日起时钟又拨迟一小时,因解放军来沪后,以北平未用夏令时间,京、沪与平不能有异,故又将时钟拨回一小时。不知城邑与乡村不同。农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夏季时间不必提早。城邑则惯有夜市,如不拨早,晨间日光浪费。或者以为夏令时间为英美办法,苏联并未颁行。不知道莫斯科、列宁格勒纬度已高,夏季拨早一小时不能节省电费,因夏日昼可自晨三、四点到晚九点、十点也。倒是北纬三、四十度有夏令时间之需也。” [85]

对此,气象学家竺可桢尤为敏感。

6月12日,上海新政府的文教处副处长李亚农来,“余告以上海船舶往来甚众,不久台风时期将届,应未雨绸缪,先为之备。次谈及夏季时间改早问题。余以为大城邑如上海,改早时间可以省电,不妨由公用局之用电度数算出之。”[86]

6月8日,有人来,“谈及人民政府接收到中央银行之廉洁自持、奉公守法,且互相监视,先公后私,公事未完亦不回家;一切招待均经拒绝。金门饭店驻解放军,置铁床不卧而睡地板,推酒肉不食而吃盐菜,其精神尤足佩者”。又听说有人从江阴来,“谓乡下情形不如此良好”,他感叹“可知人民政府亦人才不足用也”。 [87]

6月17日,中央研究院被接收。18日院中联谊会请民主人士施复亮来讲演知识分子的改造。他和李亚农等谈及8月将开的科学会议请了七八百人之多,他说“如此众多,费款必多;将来招待,一切从简。” [88]

6月19日下午,中国技术协会举行全体会员大会,他因为担心“开会时间甚久(目前上海习惯开会,每达五、六小时)”,所以不去参加。[89]

6月29日,《新闻日报》记者采访竺可桢,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人民政府对于国民党特务向来极宽大,但今日起沿户搜查,问他作何感想?二是中共28周年,问他有什么意见。他的回答是“均无意见可以发表”。 [90]

6月30日,即中共28周年纪念前夜,华东局与人民政府邀请各界人士吃饭,近一千二三百人,来宾中宋庆龄、黄任之、陈叔通等及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均有演讲,“一致向共产党致敬”。[91]

7月11日,他北上出席科学会议,路过济南,山东省教育厅长、济南市教育局长招待中餐,“菜颇丰,仍为中国旧习惯也。” [92]

7月13日,他来到阔别十三年的北平,“今日重来,更觉北京之伟大”。当天开会,吴玉章讲中国人民势力之伟大,科学家应为人民服务。徐特立讲唯物史观,“北京市叶剑英讲廿分钟,极中肯。”郭沫若、李济深等讲,下午周恩来讲。7月19日周恩来约晚饭,饭后询问他们对此次科学会议的意见,“谓人民政府起自农村,对于农村建设较有把握,而对于工业建设颇有茫然之感。”甚至说到以华北农业生产为例,50个农夫人养一个兵,一百万兵就要五千万农民。[93]

7月23日,他随科学参观团到东北参观。31日,他们参观了抚顺一个制铝厂遗址,“现其机器为苏联移去,人民政府将向苏联索回云。” [94]

8月13日,他在大连参观时得知,“据中苏条约,苏军可驻军卅年云云。” [95]

8月19日,他们在大连海滨公园,同行的王成组“因在海滨照苏联军营,致被押至公安局”,他们都“颇为惊恐”,不过当地交际处处长很快就将人保释出来了。 [96]

9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等二十团体请吃晚饭,到场的有500人以上,“此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 [97]

  

尽管这风雨飘摇,气象学界仍然为庆祝竺可桢60岁生日出专集、辟纪念室。6月14日,在上海的一次气象讨论会上,赵九章代表气象学会当面将5月间编印的《竺可桢先生六旬寿辰纪念专刊》交给他,其中收入文章17篇,报告一篇,印刷也很精致,表彰竺可桢在气象界的筚路蓝缕之功。竺可桢在致谢词时说,自己在浙大十三年,“对于本行已极落伍,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之渔父,因避秦乱而入异地,及其返家,则一切茫然,不知有两汉、无论魏晋,以其如余今日之于气象学矣……”[98]实际上,在他十三年的大学校长生涯中从位停止对科学前沿的关注,放弃科学研究,不仅手不释卷,而且利用休息时间写了不少有见地、有科学价值的专业论文。如今告别了浙大,他能否全身心地回到正常的科学研究中,此后将会面临什么,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布满了问号。

此前,他在5月27日的日记中说:“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99] 6月5日,在讨论中央研究院出路的会上,他提出联合政府成立后科学研究是否将着重于实际应用方面,“虽是俄国对于理论亦极注重,但以中国经济之支绌,将来难免不为专题而给款,而此等专题胥为应用的……。”[100]

6月9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21周年纪念大会,因等待市政府来宾,从八点半一直等到了九点,陈毅亲自来参加。先是竺可桢发言报告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半个小时,提及蔡元培、丁文江,尤其是杨杏佛的筚路蓝缕之功。接着,陈毅讲了一小时,“述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谓共产党之成功,由于知识高于国民党。述共产党之虚心采纳,谓批评不妨严,而希望不能过大。谓民主之要义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要尊重少数之意见。其言极为合理。”宣传部冯定“讲马列主义为世界理论最高原则。谓无产阶级主观的意见比资产阶级客观的意见更为客观,言颇费解”。[101]几天以后中央研究院被接收。

8月18日,竺可桢受命参观东北时,曾在大连做过一次《说台风》的演讲,发表在10月的《科学大众》上。9月16日,他与陶孟和、吴有训等联名写信给赵元任等旅居海外的学者,告诉他们上海解放四个月来,“于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 动员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02]

10月16日,竺可桢得知自己被定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一(院长是郭沫若),不可能再回到上海了,“在未与郭沫若接洽以前,不知院中之大政方针,故亦事事摸不着头脑。” [103] 10月20日,他到北大理学院和饶树人谈科学院事,“深以为大学教授所费于开会之时间太多,每周自三四小时至十小时不等。外间又谣传研究事将全归科学院办理,大学只是教书。以为从此中国科学将永无发展之余地云云。余谓科学院大政方针虽尚未定,但大概不至于如此极端。”陆定一等都劝他暂时不要回南归,等科学院有了眉目再说。[104]

10月23日他在日记中又提及“余屡欲南回,均为人劝阻。”新政权要他参加赴苏联代表团,出席“十月革命节”,24日,“余以科学院方开始接管筹备,希望明年能往。” [105]

11月7日,他在南京研究院联谊会庆祝十月革命32周年会上演讲,称苏联对于纯粹科学也极注意,“士大夫观念之应打倒,再不能有文人相轻,以致各列门户之恶习惯。” [106] 11月19日,竺可桢回到北京,才知离京期间物价大涨,稻米、小米、猪肉、鸡子都涨了三倍左右。

从10月起,竺可桢读的书开始悄悄发生变化。10月20日, “午后三点至东安市场购列宁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及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 [107]10月31日,在北京回南京路上读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对于哲学科学颇为广博。书中对马赫学派攻击不遗余力。”[108] 11月5日,他借来一本关于苏联文教事业书,“其中述苏联科学院事颇详。” [109] 12月10日,他读《科学与社会》一书,有关于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批评,“系用唯物辩证法出发点者”。 [110]

从12月19日起,竺可桢开始学俄文。几天后他日记里也讲到,一早起来读半小时俄语。12月21日,他到三联书店买了《联共党史》。晚上,他到中南海参加中苏友好总会举办的晚会,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第二天,科学院中苏友好支会也举行了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会,当晚各民主党派在北京饭店联合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他没有去。

60岁的竺可桢从头学俄文也好,阅读《联共党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书也好,无非都是为了适应这个新的时代,一个他所陌生的时代。既然选择了留下,这一切自然是无法避免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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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52页。

[7] [58] [64] [76] 《竺可桢全集》第二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696、697、692、691页。

[8] 《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44页。

[15] [16] [17] [19] [81] 《竺可桢全集》第四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9、94、100、100、100页。

[65] [79]《夏承焘集》第六册,浙江古籍、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版,47、53页。

[69] 竺可桢手迹原件复印件。

[102] 《竺可桢全集》第三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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