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红外围思想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1 次 更新时间:2014-02-15 11: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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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这是中国人的平庸的恶;她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诊视了这样一种症候:极权主义和文革之毛,必须不单要有四三派(团派——帮助其打倒十七年,打倒刘邓)——还必须有四四派,在文革阶段任务完成以后,从新开始旧的或者新的统一体:国人模式,而红外围则是那个文革和这个模式的平面支撑者和平民支撑者。这是那句话的新、旧诠释之一体:你们是建设者,我们是领导者。

   (一)

   文革派系考证,是一个大课题。之所以这样说法,是因为文革派系虽然都掌控在“一个人的自由”之中,但是,服从和挣脱掌控,也给文革之暴力本质,一个值得商榷的余地。俩种极端的说法是,一,文革本有“人民文革”说——也就是造反派合理论和正面论;——二,文革官方说法,是造反派和“三种人”乃及四人帮,是文革祸首。这两种看法,其实,就是一种看法,毛操纵造反派而后将其发落成为反动派。这是我们常常所说之文革民粹主义(造反派合理论)和文革官方镇压(造反派反动论)之极权主义合一。没有没有造反派的文革;也没有没有镇压之之文革。这个弯子,如果研究者转不过来,那么,他们只能是文革官方镇压的反对者和所谓“人民文革”的拥护者;而人民文革的拥护者,却无法解释毛之在官方体制里,同样,成为文革掌控者,这个现实。而他们所谓的文革积极论,也就是“文革第一次发动”,或者说是文革第一阶段积极论(见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和文革第二次消极论,其实也是我们上述观点之转换一种后的不良反映;同样,是毛之民粹主义和毛之反民粹主义之集合。所以,毛文革成为不同于斯大林和希特勒极权运动,“体制”和统治之一种风格,就是他敢于“炮打司令部”,施行民粹主义造反——而他的这个民粹主义阶段,其实,持续不到两年。毛,最终无法完成一种纯粹的、彻里彻外的民粹主义。因为他的思维和行为,早被他的前辈们框定在:社会主义就是由一个资本家控制的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型制之中而无法摆脱。换言之,毛的内、外体制论,不管是他炮打,还是炮熄,都是一种由民粹主义思潮,理想国思潮和人民万岁(——毛万岁合一)思潮的左右的,万变不离其宗的极权主义异化。在搞清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要跟随现在所谓“道歉思潮”引发的两种方向之争、支持和质疑此次道歉,做出人头梳理和派系澄清——我们把这两种方向之争,称之为自由思潮和红卫兵思潮,乃及,红外围思潮,续作业于今之现实。这个红外围思潮的发展,是从同路人思潮发生以来的系列观念联系而生,而灭的(固然,今天,这股思潮远未完全消匿,而是借尸还魂地重新复活着,鬼祟着和坚持着)。这是文革遗风的另外一种表现。这种表现,乃是极权主义现实中阿伦特发现的“平庸的恶”之持续生存论;而其生存和红卫兵掌权和红外围依附之,紧密相连。这是中国特色的平庸而远剩于德国之;从人数,本性和无道之范围而论。那么,红外围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较大的内涵和外延观察,CP革命时期康生所谓党的“同路人”提法,是红外围最早的简称(?);这个简称,后来被北上入海(入中南海)的那些并不民主,或者后来不民主,以前也不全民主之“民主人士”,领取和认同。他们的中南海身份,就是这个最先出现的红外围身份。以后,文革发动,党的同路人被1966年红八月的红卫兵分割成为45年党人和以后之(45年以前入党人士子弟不算红卫兵),等等。这样,缩小了的同路人及其子弟归属,理所当然地、变成后来他们所谓革命的建设者——革命的领导者之区隔——(接班人和“直接接班人”——也就是“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些人);也许包含现在那些“道歉者”之一或者之二一类人。于是,在文革中,赞成和反对这样的同路人分野的群体,开始产生。这个产生的过程,可以分成大背景和小背景。大背景就是,毛要打破过去他制定的革命特权,革命血缘和革命世袭论,施行由官方子弟革命特许论,转变成为平民子弟一样革命特许论,也就是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革命特许论。这是貌似进步于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狭隘血统论之革命特许状。小背景,就是中学革命派的分野,分成了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四四派系的出现之历史狭隘原因,坊间多有分析介绍,在此无赘;我们只是要分析这样的派系分野的风格特征,内涵特征和走向特征。从最后一点说起。四三派所谓的否定十七年,和毛的所谓否定不约而同;严格说,是四三派秉承了毛的某一种思维趋向,而定下的派系原则——否定十七年,那么,产生两种结果:大一之:关于四三派观点和幻觉:1,否定十七年,要干什么?那么,四三派的回答当然就会秉承毛主义之一个部分,一个特点和一个风格,那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据说,这是继承了那个德国人的说法。2,否定十七年,就像鲁迅和易卜生提问,却无法回答的那个问题,否定以后,用什么制度弥补和充填不是十七年的十八年,十九年……乃至永远?没有答案。3,于是人们就像记得CP热衷于巴黎公社建制那样,把巴黎公社其实没有建制,毁灭建制和废黜传统(文化,历史,道德,宗教……)之政治幻想和暴力无道(他们要杀死雨果和很多知识分子……),拿来作为宝贝于继承;其实,他们一不懂巴黎公社,二不懂毛之真实企图。

   大二之,于是,因为四三派拿不出实际建制和远景,其热衷于毛之纯粹民粹和造反到底之幻觉,既不能到底,也无法继续。于是,四四派占据了政统(正统)的上风;这些四四派,并不想构想杨小凯体制论和革命论,也不奢望推举巴黎公社乃及巴黎公社的建制(因为他们知道,所谓的巴黎公社的普选和平等,在北京人民公社和上海人民公社里面,一天也不曾施行,无法施行和不能施行。)他们大大方方地保守于官方合法性和官僚合法性——就像他们苟合着大学(清华)“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样,在思想上和举止上,他们厌倦了民粹;在方法上,策略上,他们趋同于“同路人”风格(不管从二等公民之身份上,还是从二等观点之见解上,他们有着奴才般的忠诚和愚昧,软弱和投机。)但是,他们是有优势的。他们的优势,就是后来被证明的,“十七年”,非但没有被解构,打倒和批臭,反而从中找到了刘、邓正统(政统)的所来之源。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在中国,除去十七年模式和后来发现的“模式”,其实,都不是真正复合普世价值和普世体制之模式。于是,问题的提法,开始出现一种争议。四三派和四四派关于十七年的讨论;大学中,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清华),究竟如何分野和定位呢?其实,这是一种对于中国革命,改革,模式和价值超前的讨论。现在的回答有两种:一是,四三派和毛本身的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不是CP最终的选择。因为,体制和反体制,在文革的意义上,全都排除了选择正当体制的努力。四三派和团派不要体制的体制,和毛的所谓政治幻觉(连同马克思的,乌托邦的),本质相关,灵犀相共,都是要排斥那种普世意义上,操作可行上和治衡得法上的政治体制;而或者选择十七年,或者选择无法无天,再或者,选择中国模式(经济高速发展的生态毁灭方式和人权低廉方式——也就是,资本之南桔北栀的非法治和不完全市场模式……);而就是规避民主和自由。这是一些文革中人们不可发现的前景和“未来”,但是,四三派和四四派之争执、之终极目的,本源在此。

   (二)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四四派走向和四三派走向,及其区隔和“前途”的课题——也就是回答,为什么,很多四四中人,变成红卫兵外围,迄今如此——而四三中人,却从“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常常演变成为、对于红卫兵和红外围人物的谴责者和揭露者。这是一道难题,而解释之,需要颇费力气。首先,就像刚才所说,四三派没有肯定“十七年”;这是一个冒险的选择;因为,十七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的试验地,基础地和原则地,要想否定它,是要有些勇气的。这些勇气之来源,同样值得一考。一,首先要指出,不是四三派愿意或者有天才首创否定十七年;否定十七年的,是毛本人(关涉于此,比如他说,十七年来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都是毛言十七年——但是他更加指出十七年,长城不可毁——所以,他的循环逻辑等于0);而毛和后来江青的关于干部子弟前途和历练的讲话——关于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八旗子弟蜕败的讲话,更加重要的,是她关于“财产和权利再分配”的强调——成为杨氏和北京良乡电校四三原则的一种承托和发挥——加之本人,在67年随即跟紧“红旗十三期社论”,提出取消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民兵)和履行巴黎公社普选和履行工人工资(对于干部阶层)……成为整个四三派的原则立场和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没有一个是其自身独立思索的产物。就像“四一四思潮”强调捍卫十七年,十七年必胜一样,同样,不是什么文革异端思潮(这里,相对于十七年的所谓官僚体制之最大异端就是毛本人了——见笔者有关文章-《北京之春》)这样,就会产生二,四三派,作为毛派附庸地位之同样是平庸的恶之承载者,如何摆脱这个东西,寻找出路和走向。这就是说,四三派在有限度否定十七年以后,当然,也分成两种前途:1,就是摆脱十七年体制正统说,另起炉灶;这个另起炉灶,不是退回到十七年,而是进展到逐步接近普世价值和自由制度。2,有一些极端顽固四三派(延伸到广泛意义上的团派主义),则坚持西方左翼思潮,依旧肯定毛制和文革,试图制造再一次乌托邦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德国、法国68年运动的持续支持者和附庸者,而根本看不到68年,就和百多年前巴黎公社一样,在施行体制上,毫无希望,毫无意义。)

   二,毛本人是四三派的鼻祖,他,同样也是四四派的源头。而分割成为四三,四四中人,很多人逐步演变成为体制内人物和体制外人物。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外是,红卫兵中人,也有喊出“五个现代化”的,如魏京生等人。)于是,从近期所谓前途和仕途而论,当今中国当然是四四派的天下。因为他们的十七年,由邓和后邓时期所肯定——更由六四镇压所肯定。四四派中人和红卫兵中人,因为都一度外在于中央视线,是因为毛暂时放弃之;而后,由CCP制定直接接班人政策后,他们被看成《决议》文本以外的主要势力而被纳入政权。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他们这样叫嚣——抑或相反相成。清华四一四派喊出的“四一四必胜”,更是成为刘邓胜出于毛的证据。于是,四四派中人,或者随波于流,或者上岸招安(他们本来就是准备招安的非干部子弟。)而四三中人,则经过文革,认为毛的试验不顾人权法理,道德规制,是一种界天堂而下地狱之路。这样,他们除去很少数转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多为成长为普世价值的追求者和履行者。因为,他们的放弃四三原则,不是肯定十七年或者否定之,而是要挣脱这个文革羁绊本身。于是出现三,是一种估计;这个估计就是,肯定十七年者,比较否定之,更容易成为体制的拥趸和辩护——于是我们看见,文革拥护十七年,跟在贵族红卫兵身后,讲究捍卫红卫兵的,大多成为今天紧跟红卫兵权贵的新的外围人士和帮系;这个东西就是新的红外围其人,其“是”(以认可“宋氏道歉”为一道标准线)。这是一种悲哀。但是,这种悲哀的发生,被犹太人阿伦特定义为平庸的恶之载体,是再确切也不过的。因为,CP同路人的言行选择和前途断定,后来自然而然发挥成为新的平庸的恶(也就是八个所谓花瓶党人之平庸,之恶俗,之腥臭。)这些伟大的骑士们创造了一种举世无双的、新世纪唐佶歌德之歌,用其附会“联合政府”的空洞叫嚣,为中国人带来亘古未有的无独立,无自由状态。他们是红外围的生态祖先。

四,据实而言,红外围何以四、五十年接续不断地、成为红卫兵权贵的附庸和寄生,问题比较严重,而且必有其因。实举几项,以做说明。1,平庸的恶之承载,形成和发展,是因为人们恐惧现实,惧怕暴力和沉溺权财。这几项成为他们这些同路人不拾好歹和助纣为虐之成因。2,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之血统里,没有丝毫主义坚持和问题意识,抑或将其变异和腐化,把本来作为政治常识的原则是非,统统偷换成为似是而非的具体技术课题而加以应用(牵强附会)。他们是天生的一群庸人;而庸人的主要体症就是以服从为本性,为天职(他们在文革中袒护十七年,就是一个证明——而据反证之,则是四三中人。)于是,3,这些人,在进入中南海或者思想上如此这般以后,他们的政治身体和发音器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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