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美国幼稚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6 次 更新时间:2013-04-16 09: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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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一,主流与非主流之变

  

  法国革命时期,人权宣言是革命主流,但是也存在遗留问题,就是克鲁泡特金所谓经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合众国独立宣言’从1776年以来就很著名,视为民治主义信仰之表现,这个委员会也就仿照办。不幸它里边的缺点也抄来了‘国民会’也像聚集于非拉得尔非亚议会之美国宪政党一样,于宣言中把民间的经济关系抛却了,它祇确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民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政治之权,以及个人之宪法自由。法国的宣言之所以对于财产,祇注意去规定‘不可侵犯的,神圣的’性质,并且说,‘未经法律明定由公家所取,或未付公平而预缴的赎金时,个人财产得以保全。’这就明明是拒绝农民对于土地权的权利,而不会废除于那源于封建的追索。”“……由于封建制度及独裁的王权而建立的财产权利,动也不能动。”(克鲁泡特金 《法国大革命史》)

  这个情形的改变,是以后出台了《宪法序言》,从而取消了所有王室贵族特权。克鲁泡特金的意思是,是人民而不是资产阶级促成了“各国进步之目标”。而在这个促成者群体当中,共产主义者成为法国革命时期共产党活动的主要目的。何以“共产党”这个词汇出现在克鲁言及之法国革命时期,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稍后的绍述中,他说:“比洛发棱于1793年发表一本论着,公开的攻击大财富”——“后来(他的观点)被国际劳工会于巴勒开大会时所采用。”

  他说,“1793年之共产主义还不是个完全的学说,……不是由私人研究所得,是起于当时运动之需要。”尤其关注土地问题。他认为,此时的共产主义高于1848年之社会主义,“它直接攻击生产之分配。”(他提到普鲁东的“互助论”和“人民银行”论——“银行盈利倘有余利,应该归还给全民。”

  “在1793年的宣言中却已形成了共产主义之三个主要方面:土地共产主义,实业共产主义,商务信用共产主义。”

  以上关于消灭私有制度的共产主义,在革命实践中,被反对之的主流派罗伯斯庇尔等人弹压,排除;但是,并未能完全消灭之。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带来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成为日后共产主义依然盛行的原因。于是,建制和理论基本完备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治经济结构,还是为西方非主流之马克思派所罔顾和曲解——当西欧国家比较顺利实现自我调试和建立资本法治秩序的时候,俄国之未能如此做法的资本主义准政权,就面临斯托雷平农业改革以后的混乱局面而导致十月革命。所以,主流之外,非主流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列宁主义,即可乘虚而入,成为非主流之变,变成列宁主义主流、社会主义共识(当然,齐头并进的,还有资本主义世界反对布尔什维克之另外一个主流)。

  两个主流对峙的结果,大而言之,是资本主义占据上风;俄国和中国之反对资本主义力量成为非主流,是经过了将近百年多的斗争和博弈。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带来了正面的革命效益。他们“踢开腐朽之门”,创造了人权价值涵盖经济公正的主要面向。虽然,这个经济结构在30年代再度遭受挫折,遂使罗斯福主义新政出台而导致后来凯恩斯主义的滥觞。但是,究竟是罗斯福主义拯救了美国,还是战争使其经济改观,却是一个争议之课题。在二战中,极权主义政府和欧美民主政府之间的合作,却在新时代带来主义之争。

  美国普世价值的世界化,丘吉尔在罗斯福死后提出的“铁幕”揭示;乔治。凯南提出之“遏制政治”,马歇尔计划和日本民主化等课题,遂是这类普世价值的普及和努力。大转型甚至在理论上,开辟了哈耶克等人的自由主义新局面,而凯恩斯亦向哈耶克表达其中赞同之意。但是,风水轮流转。中国崛起和苏联瓦解,使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再度泛起,暗波汹涌;中国价值论和普世价值论,重新争宠于世。实际利益、国家利益的考量,使得旧有罗斯福甚至丘吉尔绥靖斯大林的面向再度出现。于是,二战由于反对希特勒组成的价值之非的同盟,转变成为中美两国的、几乎是两极对应。老欧洲和日本,在这个极轴的价值取向上表态非常模糊。中国内部之普世主义者,遭受一种暂时的重创。

  于是,短暂出席的中国价值,似是而非论,影响不小;和历史上绥靖哲学观两排即合,一时张狂,似成强势。遮蔽了人们的眼光。

  为此,我们再次回顾罗斯福主义,在杜鲁门主义改革之后如何式微,走进历史;而杜鲁门主义,在争夺自由话语权和实际控制权上,既有西欧马歇尔主义的胜利,也有对待中国问题的忽视于挫折——加上韩战之不败不胜——造就了眼下的局面。

  这个中国“不通”问题,遗留迄今,并未能够解决。一种估计是,美国普世价值可以克服眼下的困境,走出谷底;另外一种估计则是,美国实力就此式微,不得不与中国价值论犄角对峙,和平共处。

  什么样子的智慧,能够最终诠释出一个合理明智的答案,确实要看现实经济实力如何走向,要看罔顾普世价值者,是不是和前苏联一样,并不能解除对抗普世价值,最终导致崩溃的命运;而促成这样的结局,美国“同舟共济”政策,是不是罗斯福共处斯大林之政治结构的重演。这些问题,一看时势走向,一看人为之意志和努力。

  

  二,斯大林的“牧师面目”

  

  二战时期,罗斯福主义出台其“免于恐惧之自由”之《大西洋宪章》,主导人权主流价值。但是,罗斯福乃至丘吉尔对于斯大林所抱之幻觉,可谓人权主流之叉,成为斯大林是所谓“牧师”本质的一种歪曲写照。也就是说,“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和相对认可斯大林和苏联相辅相成的一种世界政治观——这是一个十分滑稽的现实,一个十分荒唐的原则——就和现在美国人对待中国政权很类似。罗斯福的这个观点十分有名。

  “罗斯福向其内阁谈论斯大林说,‘除了他的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特质外,还要某种特质。’他认为,这个特质可能和斯大林早年受的是要当传教士的教育有关,‘我想,他自动感染基督绅士如何举止的教育。”(基辛格 《大外交》)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美国人甚至害怕斯大林这个“温和派”下台,“如果斯大林不测,我们不敢预言结果应是如何,我觉得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理性。敏感和了解,但是,我们永远不敢确信克里姆林宫他背后的人是何种人?何种事?”(同上/霍普金斯语)

  人们或许要问,如果罗斯福不是很快死亡,以其力对峙斯大林,是不是可以呈现伟人制约伟人的超级呢?是不是可以排除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态势而走向苏美共治,且以人类共同的价值和道德作为原则呢?国家利益和独裁人格,是不是可以像70年代基辛格和尼克松对于毛、周的赞扬一样,化解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之异呢?他们是不是可以在恪守“新边疆”的界线以后,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呢?所有这些民主对极权、对专制的政治考量,是不是要让位于伟大的罗斯福和伟大的斯大林之间的、伟大的个人关系呢?是不是战争既可以反对拿破仑,又可以容忍塔列朗呢?

  这些政治课体极赋诗意,却是一派妄言空想。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根本就没有对于意识形态的关怀;他们祇是一些极端残酷的现实主义者——斯大林懂得罗斯福,罗斯福却不能像丘吉尔那样了解斯大林(虽然,丘吉尔最后也会犹豫)。以后美欧苏联走上冷战,说明罗斯福理想的湮灭。

  伟大的罗斯福至死也没有厘清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是不是可以被西方主流之价值控制,说服和改变。很可惜,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没有兑现或者认可罗斯福主义和《大西洋宪章》之丝毫。他在波兰起义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请求苏联红军出动,以解救受到纳粹力量灭绝的波兰起义部队,受到斯大林断然拒绝)和卡廷惨案上的举止说明,斯大林不是什么牧师,而是地地道道一个屠夫。任何美国式抽象价值成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嘲笑和亵渎的对象而无其他。

  在短暂允许匈牙利等国家实行联合政府(非共产党亦参加)后不久——他甚至并未及时镇压波兰出现的骚动——“多党治”之捷克,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旧制度即告让位于新民主从而完结。(这个启示让人想到毛式“联合政府”这个词汇的某种由来。)

  为此,罗斯福将中国北方划归苏联于此会议。

  为此,罗斯福主张战后世界由四大警察国家维持和平秩序: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基辛格认为,“罗斯福构想不能实施,是因为没有从战争中产生真正的权利平衡,因为斯大林一旦去掉德国这个心腹大患,已经毫无顾及要推进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甚至不惜与昔日战时盟国反目对峙。”

  他们共同防止塔列朗(新译塔列兰)之流出现在战后会商中以争取德国利益。

  罗斯福“不想以驻军欧洲来抗衡苏联。”(同上)

  罗斯福反对老式殖民主义,要放弃菲律宾,而反对丘吉尔的殖民主义坚持——以后在苏伊士运河问题,美国人继承其旨,反对英国。

  罗斯福反对老欧洲“均势”外交,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提出联合国构想;在布雷顿会议上讨论世界金融体系;……

  更早时候,罗斯福和艾森豪维尔将军直接反对盟军独占柏林(斯大林诳骗艾森豪维尔,“两个星期”——原说一个多月后——就发起战斗)和拿下东欧的战略,使得苏联可以在东欧制造苏联殖民地。

  当一切国际公共议题接近完成的时候,“他企图争取斯大林信任的手法之一,即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他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说,‘温斯顿脸红气胀地邹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约瑟夫‘。……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

  他说,斯大林是“俄国心灵纯真的代表。”(同上)

  那么,对待这个斯大林,丘吉尔是不是坚持到底?不是。在晚些时候,就连丘吉尔也说,他也可以和这个独夫“兄弟般相处”了。

  是的,美国人并未继承伟大罗斯福的“凡是”。但是付出了时间长和成本高的惨重代价。

  

  三,人权宣言和其载体之矛盾

  

  战后联合国所谓《人权宣言》之出台,比照法国革命《人权宣言》和《大西洋宪章》之情形,一点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主要弊端,就是秉承了罗斯福战后美、苏共治的原则而使得苏联具有仅次于美国之地位;是为战后两极统治世界战略构思之形成。苏联在联合国具有否决权。从理论上说,这个否决权,就否决了人权的百分之五十。加上中共政权代替蒋介石专制主义政权加入之于70年代,使得联合国继续成为不单一个极权,尚有两个极权政权参与的国际组织——加上无数罔顾人权的苏丹索马里朝鲜伊朗之类人权涂炭国家的王宫贵族混迹其中,形成数人头的多数妄政,联合国究竟是什么东西,业已无需赘言。故此,我们所谓正是联合国罔顾联合国人权宣言——即指此种人权主义的荒诞戏。

  70年代初期,非洲专制国家君王把中共迎接入之,更是联合国和美国罔顾人权的一个劣迹:那时,中国正在经历最最涂炭人权的文革。几百万,几千万人继大饥荒以后死亡;毛不单破害民众,就连其官员也进行杀戮。联合国对此置若罔闻,祇是用一个民族主义代替了民族民主主义——这就是我们所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对于民族民主运动的悖项和亵渎——这种使得西方殖民主义陷入被动地位的民族“不民主”解放运动,正是列宁主义和毛主义陷西方主流价值于万劫不复之地的一个宝贵。因为,不单毛主义这样看待老牌殖民主义,就是美、英之间(如,对待苏伊士运河问题等),美国罗斯福主义,也是以反对殖民主义为其新美国世界观。所以,在反对丘吉尔老殖民主义上,罗斯福的做法非常奇怪:他反对殖民主义,却更加反对丘吉尔之反苏主义——甚至,丘吉尔最后,也被所谓斯大林的鬼魅所惑,以为和魔鬼也可以兄弟相处了——更加甚者,正是这个丘吉尔,在麦克阿瑟要打击中共军队后方之鸭绿江时候(韩战时期),他跳出来予以反对,以成全东、西柏林为代表的“新边疆”政策。

  在叙述整个中国被毛占领的某些书籍中,比如,基辛格之《大外交》,关于杜鲁门放弃蒋介石中国之原委,几近呈一字皆无之怪现状——因为,他要正面肯定其与尼克松朝仪毛泽东的“正确性”——所谓跨越历史和跨越世界之时刻。这样,基辛格这个犹太人像历史上很多犹太人一样,成为依附西方主流喉舌的附庸、丧失了所谓实事求是之风格。因为,当基辛格十分清醒和十分精彩地叙述过罗斯福和丘吉尔,如何被斯大林主义欺骗于股掌之上的篇章;在叙述不能让塔列朗式的人物,主宰二战以后之命运,一如其主宰或者部分主宰了维也纳神圣同盟之于拿破仑后一样。整个西方社会忽视了他们所谓非主流地段的防卫和考量,竟然把整个中国和韩国抛弃于美国视线之外,成为朝鲜进攻汉城的直接导因。

  “李普曼批驳凯南认为苏联社会含有自我灭亡的种子的假设前提(见其苏联”一旦变故,即会变天“论——自立注。)他认为这个理论太冒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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