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如何在五位一体党的建设中形成崭新的发展道路，必须不断加强实践探索，需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认真梳理和辨析党的建设中一些重要概念以及正确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认识，拓宽视野，创新实践，取得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实效。
一、党的建设主线的两个层面：能力与作风
党的十八大规定党的建设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主线。这是对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动下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深刻把握共产党建设规律的体现。这条主线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执政能力问题，一个是党的作风问题。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科学地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对厘清党的建设发展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谓能力，简单说就是指本领。什么是执政能力呢？党中央有明确的界定：“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1]272从这个概括可以看出，执政能力指的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能力，侧重的是执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外在关系。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概括地提出了五种能力，即“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党的执政能力当然不止这五种能力。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还提出“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加强社会管理的能力”等等。
在党的建设实践历史上，高度重视执政能力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1956年党的八大就突出强调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但真正将执政能力问题提到议程上来，是经历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共产党执政失败危机的警示以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苏联共产党毁于一旦的垮台，以及其他类型大党老党执政地位的丧失，使执政能力成为20世纪末政党建设的战略聚焦问题。20世纪90年代起，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到进入新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从深刻把握共产党建设规律的角度认识执政能力建设，强调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始终围绕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实践举措，从而在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过程中经受住了各种风险的考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所谓作风，简单说就是指风格。什么是党的作风呢？党中央也作出过明确阐述：“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同作风建设取得的进步密不可分”[2]2021,2022。从这个阐述可以看出，党的作风侧重的是政党自身的内部整治，关系到党的价值取向、精神坚守和工作状态。党的作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并第一次明确提出来，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对党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党的建设因时代和社会环境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要求，党的作风建设也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党总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和完成重大历史任务的过程中，突出地强调和抓作风建设”，“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个时期，对作风建设提出的要求总是带有那个时期的鲜明特征”[3]617。延安整风运动概括提炼的三大优良作风，一方面因体现着党的宗旨和先进性本质而不会过时，另一方面又因形势和工作任务的变化而需要丰富发展，“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努力培育新的作风”[2]1922。这里所说的“新作风”，包括的范围更加广泛。2000年10月11日，江泽民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专门讲了党风建设的问题，集中概括了三个方面的作风，一是思想作风，二是学风，三是工作作风。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以“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鲜明观点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新要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同时，突出强调了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在新形势下得到显著的发展。
陈云、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也始终在强调，然而，认识是在不断提升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执政党作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作风不正，对个人来说将导致身败名裂的结果，对执政党来说将面临亡党毁业的危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作风建设就重要性而言不亚于执政能力建设。党的作风建设也是执政能力的体现，而且是很重要的内容，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1]295。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执政党连自身都缺乏内部的治理能力，就谈不上治国理政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我们党造成严重威胁的其实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作风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能力已经得到充分的显示，尽管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依然严峻，尽管前进中还需要不断警惕和解决能力不足的危险，但与作风相比，执政能力问题不是最主要的。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时就指出，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这个观点在新时期被反复重申。胡锦涛在2011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的“四种危险”中，能力不足讲的是执政能力问题，精神懈怠、脱离群众、消极腐败涉及的都是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当代中国诸多社会矛盾的出现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究其原因当然与执政能力有关，但绝大多数是因为执政党的作风存在严重的问题。胡锦涛指出：“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这些论断揭示了作风建设对于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的决定性意义。”[4]116近年来党中央提出干部选拔和任用必须坚持以德为先的原则，就是要突出干部人选的作风标准。缺乏能力的平庸干部老百姓不认可，能力强作风差的问题干部老百姓也不喜欢。因此，执政党作风问题之大之重不可小觑，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丝毫不容懈怠的硬任务。
二、廉洁政治的两个维度：党风与政风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要求“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做到干部清正、政府廉洁、政治清明”[5]。这个思想表明，廉洁政治建设既涉及党风又包括政风，党风与政风构成认识廉洁政治建设的两个维度。
廉洁政治不是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的，这是党执政的基本要求。2000年12月江泽民指出：“政风廉洁，从来是赢得民心，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一环。这是对兴亡规律的一个重要经验总结。”[6]185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在提出党建目标时，都包括有“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要求。无论是廉洁政治还是政风廉洁，归根到底还是党风廉洁的问题。从两个概念看，政风比党风所指的范围和含义更大更宽泛一些。什么是政风？广义理解，政风就是政治的风气，与民风相对应。凡是与国家政治运作有关的行为表现，都可以纳入政风的范围，主要的如执政党、国家行政机关、国家立法机关以及国家垄断企业及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作风等等，一般都被泛指为政风。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推行反腐倡廉、改变会风、反对浪费和提倡节俭等等，被称为“新政风”，就是广义上的政风。狭义理解，政风就是指行政作风，主要针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与权力行使的具体行为有关，因此狭义的政风不包含党风。可见，党风与政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党风作为政党组织的作风，与政风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两者又有着紧密的关系，准确地说，党风是政风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党风与政风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笔者认为：党风决定政风，党风直接影响着政风。提出这样的观点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理解。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执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度融合，在政治架构上形成完全一致的统一体。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产生国家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执政党的职责是在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这样一种具有利益高度同质性和权力高度统一性的政治架构，是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与西方国家最大的区别，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优势所在。在西方国家，执政党虽然具有执掌权力的地位，但执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与权力的关系实际上是分割的。我们从西方国家的政治运作可以发现，执政党其实仅仅掌握着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司法权力并非一定由执政党掌握，有时还是掌握在反对党或在野党手里，而一些地方上的权力也往往由反对党或在野党执掌。在两党或多党竞争的制度下，政党的组织经营和活动目标的宗旨是如何在下一轮竞选中胜出，执政党追求如何继续维持执政地位，反对党或在野党追求如何推翻执政党使自己上台。因为这样的政治运作模式，西方国家执政官员的作风腐败一般结果是问责个人，不会牵连执政的政党组织。由此而言，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下，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或在野党，其组织的作风与政风并无直接的关系，党风对其国家政治的运作也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将党风与政风紧密联系在一起。党中央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6]290，这种将治党与治国连在一起的思想观点，是基于中国国情而特有的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条件下，治党与治国的关系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基础上，即中国共产党具有先进性的本质。党的先进性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封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实现，不断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同。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武装，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这些要素构成党体现先进性的基本条件。加强党的建设目的就在于使这些要素充分发挥作用，从严治党就是通过先进性要素的发挥永远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近现代中国社会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一个稚嫩和弱小的政党成长为成熟和强大的政党，之所以能够具有比其他政党更强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就是因为它的先进性本质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
党风与政风的内在关系决定了两者在廉洁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连接党风与政风内在关系的关键问题是权力，共同点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7]党的十四大党章修改，增加了加强党内建设和廉政建设的内容，这就突出了党风与廉政建设的紧密关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3]41革命战争年代，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主要表现是团结人民群众与反动政权作斗争，奋斗目标是夺取政权。在掌握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主要表现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奋斗目标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执政使党掌握着权力，联系人民群众的关键在于权力是否公平公正地服务人民。权力是一种政治资源，它的利益功能是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各级干部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确立的就是权力作为政治资源的价值取向。如果将权力商品化，将商品交换价值渗入权力的使用过程，那么，权力就发生了资源变质，成为官员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党风和政风也就因此而污浊。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时就指出：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执政前增加了，是因为手里掌握着权力，“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险，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8]。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长期执政给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作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党长期执政，党内一些人容易产生故步自封、贪图享乐的思想，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是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2]2024，“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9]。这些鲜明的观点表明，廉洁政治是党风与政风的统一，党风的败坏就是政风的污浊。从党风与政风两个维度来认识，权力的资源功能与人民的利益实现无疑是建设廉洁政治最为本质的一对关系。
三、治党务必从严的两条路径：教育与制度
政党治理是一门科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8600万党员的超大规模政党来说，治理任务的难度和艰巨性不言而喻。大国治理需要非凡的能力，大党治理需要卓越的水平。政党治理包括很多方面，党的作风建设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说组织规模的数量只是政党骨架外表显示的话，那么党的干部和党员的作风则是政党内里精神的表现。党风是具体的、实在的，是可以看见和感知的东西，党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党内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必须落实在党风上，“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4]41。
从严治党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基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在端正党风上，不抓党风，党的建设无从谈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号召全党必须“以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核心，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目标，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教育，推进制度建设，解决突出问题，努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2]1997。注重思想教育和加强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两条重要的路径。党中央的论述中有两个反复强调的观点，其一是必须始终将思想建设放在首要的位置，其二是必须将制度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那么，究竟怎样认识教育和制度在党的建设路径中的意义？两者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有人认为，思想教育是务虚，制度才是务实，制度是刚性的，制度具有约束力，党的建设靠思想教育不管用，主张制度应放在教育的前面。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不利于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的发展。
重视思想建设是党从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如何认识思想教育的重要性？第一，思想教育是加强党员自律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思想的高度自觉，作为先进分子，党员的政治本色不是靠外在约束，而是靠内在的觉悟。放松思想教育，降低自律的要求，党的先进性就失去了立足之基。第二，思想建设不是无的放矢，党的历次整党整风和集中教育活动都有很强的针对性，紧密结合干部和党员的思想状况开展教育，有助于及时解决问题，扫除党前进中的障碍。第三，制度建设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党的思想水平提高了，制度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也随之加深，制度完善、丰富和创新才有可能。第四，制度需要由具体的人来执行，思想水平影响着制度执行力，制度再具有刚性制约，缺乏思想自觉也会使制度虚置。习近平指出，必须“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10]1。党中央始终将教育放在制度前面，就是基于这样的道理。新时期党中央持续地开展“三讲”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创先争优活动，都体现了始终将思想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常抓不懈的党建思路。
加强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中不可或缺。建立和执行制度规章始终伴随着党的历史实践，从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要求出发，我们党在重视制度建设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然而，由于思想和体制等各种原因，忽视和破坏制度的现象过去发生过，今天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于制度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是在吸取历史教训基础上加深的。改革开放初，邓小平最先提出并突出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制度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此后，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中央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制度建设问题，制度建设也成为单独一项任务，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一起，列为党的建设五位一体中的组成部分。将制度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具有极端重要性。制度是一种规范，从党的建设角度看，制度的意义表现为共产党员保持政治本色的规范遵循。它虽然是外在的他律约束力，但却为干部和党员行为操守的圭臬，共产党人思想觉悟的自律与制度约束的他律相结合，是坚守精神追求和政治本色的保证。
综上所述，教育与制度不可割裂开来，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与加强制度建设必须齐头并进，既不能以思想建设取代制度建设，也不能以制度建设忽视思想建设。将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要位置，与将制度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不矛盾。就表述而言，党中央将教育放在制度前面只是形式差别，但并不存在重此轻彼的内容差别。在党的建设路径上，“首要位置”与“更加突出的位置”都表达了各自分量的重要性。片面强调制度建设，拘泥于表述形式上前后的形式差别，对党的建设有害无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视思想建设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形式主义，即走教育形式而不讲思想实效，以应付的态度在党的思想教育活动中做被动参与者，不联系工作的实际，不针对自己的思想，空对空地走过场。另一种是取消主义，即认为思想建设不解决问题，党内教育活动搞不搞无所谓，可有可无，实际上就是否认思想建设的必要性。这两种倾向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与错误的认识有关。党的思想建设包括的范围很广，内容也很丰富，而思想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经常性的任务。放松党内思想教育，轻视党员思想教育的意义，必然加重精神懈怠的危险。当然，推进党的建设必须将重视思想教育与加强制度建设紧密相结合，使党员思想教育的实效和成果体现在经验规范上，落实到制度规章上。唯此，才能使思想教育从务虚转化为务实，从一时转化为长效，从举措转化为机制，用思想教育促进制度建设的发展，用制度建设巩固思想建设的成果。
总之，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是从严治党的两条重要路径，任何将它们割裂开来，厚此薄彼，或者将它们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态度。为民必须务实，清廉才有务实，为民、务实、清廉是内在关联的整体。务民生之实，清执政之廉，为民务实清廉是检验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实践标准，制度化的为民务实清廉是检验全党思想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有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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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理论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