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不断深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物质利益在调动工人农民积极性上的重要性，但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来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后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但强调“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当时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只是两个字的改换，但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我国，也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因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可以实现数倍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均增长3%。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善于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10%。但从历史事实来看，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两个经济体（台湾和韩国）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高收入阶段，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西欧周边同发达国家原本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思路的主流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也就是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上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结果虽然建立了一些先进的产业，但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学的第二版——新自由主义盛行，强调市场而忽视了政府的作用，主张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经济普遍停滞甚至崩溃，危机不断，发展的绩效比改革前还差。
在同一时期，有少数经济体取得了成功，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为什么有效的市场很重要？因为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之下形成的价格信号，才能使企业按照当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产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为什么有为的政府也同样重要？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的完善不是企业家所能单独推动的，而必须由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或由政府自己来提供。另外，政府还需补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先行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技术和产业才能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顺利地不断进行创新和升级。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加上一个有为政府的国家。
对于转型中国家，有为的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面，转型中国家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子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因而，需要政府给予原有产业一定的转型期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政府过去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条件非常差，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地创造条件逐一加以克服。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渐进双轨制，即一方面对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发挥作用。这样的转型方式使得我们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的发展，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最主要的表现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寻租腐败问题屡禁不止。其原因在于为了保护和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我们保留了对价格信号的一些扭曲，比如通过金融抑制人为压低资金价格，将金融资源主要分配给国有和少数非国有的大型企业。这相当于给大型国有企业和那些比较富裕的群体提供了补贴，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是把钱存入金融体系但又得不到金融服务而且相对比较穷的中小企业、农户和一般家庭。对于能拿到资金的企业来说，由于资金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投资的主要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少，会抑制劳动需求和工资，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此外，资源价格也偏低，谁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谁就能马上致富。这些扭曲都创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有了寻租行为，导致腐败滋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资本十分匮乏。当时以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给这些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保留一些保护和补贴，对于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是必要的，属于“雪中送炭”。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我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保留那些保护和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了“锦上添花”，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腐败滋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消除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真正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长期以来积累的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还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制度等变迁。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国经济将继续实现持续、稳定、健康而且比较快速的发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将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币升值因素，很可能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成为二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迈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性一步。
作者： 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林毅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