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论台湾政党体制的制度化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0 次 更新时间:2013-12-28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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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  


摘要:  台湾的政党体制并不是稳定的两党制。以制度化视角来看,台湾政党在政党间互动模式、政党与社会联结模式以及政党内部结构等层面上均处于不同程度的不稳定状态,政党体制的制度化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在论及台湾岛内政治问题时,“两党制”的判断不能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来使用,而是要对其涵义进行讨论。

关键词:  政党体制;互动模式;稳定;制度化

 

政党体制①是政党与社会之间以及政党之间互动关系的综合反映,因此政党及政党体制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的核心内容,政党体制的较高制度化水平是一个政治系统保持稳定性的重要前提。台湾经历了2000年和2008年两次政党轮替之后,似乎已经形成了两党制的政党体制。不过从学理上来看,台湾的政党体制仍处于制度化水平比较低的阶段,政党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政党与社会的联结方式等均难称稳定。台湾政党体制未来的制度化取向对台湾政治发展走势会产生较大影响。


一、政党及政党体制的制度化

制度化研究是一种较为古老的组织分析方法。有学者归纳出目前存在的三种制度化观:一是基于回报递增的制度化观,强调物质激励的作用;二是基于承诺递增的制度化观,强调身份的作用;三是基于文化思想观念的制度化观,强调文化和思想观念(包括各种信念、图式和各种预设等)在制度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②不过,尽管这些观点强调的理论层面不同、借用的理论资源有异,但这些对制度化的分析中还是存在若干比较一致的学术认知:首先,组织的制度化是一个过程,组织不断调整与社会的互动模式,取得社会承认,为自己争取和扩大生存资源;其次,制度化沉淀的结果表现为某种物质或者状态,即组织和程序在公众心中被具体化,该组织或程序有自己特定的行为模式,并且能得到认同者的重视和支持。③可以看出,制度化其实是过程与结果相互咬合的复杂系统。亨廷顿认为所谓的制度化就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对于一个政治系统或者政治组织而言,其制度化程度可以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④因此,制度化的核心内涵是组织如何获致“稳定性”,即在比较连续和稳定的语境下组织和程序如何增强适应性并提高生存能力,进而建构出能够稳定运作政治系统的过程。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同时也是政治系统的制度化过程,不同组织通过制度化过程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互动模式,从而形塑了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组织系统。

制度化范式为政党政治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该视角下政党体制结构及运作过程的相对稳定性成为考察政党体制的关键指标。制度化分析框架更多强调政党体制发展和获得稳定性的动态过程。政党体制制度化的分析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在比较稳定的政治运作系统中,政党如何通过内部结构调整优化功能以增加与其他政党竞争的能力;二是各个政党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比较稳定的互动模式,使政党体制的基本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

政党体制的制度化是在政党自身制度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政党自身制度化并且在政党间形成比较稳定互动模式以后建构起来的政治系统。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政党制度化的主要表征在于政党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处理内外部事务的方式,诸如政策论述、精英甄补、利益整合、政治沟通以及政治动员模式等,同时在党内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权力约束和政治资源分配机制。政党体制的制度化过程也是政党与社会、政党之间的互动模式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党体制本身除了要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社会中合法存在的各种力量和利益关系,增强这个体制中政党协调各种力量和利益之间关系的能力,同时还须有一个能尽快体现社会变化要求的信息反馈系统,以使自己及早作出适应这一变化的调整,亦即政党体制的不断改革”。⑤在规则比较完备的竞争性环境下,政党体制制度化水平会随着政党政治实践的推展而不断提高。

政党体制的制度化理论本身就隐含了两个预设:一是这里所说的政党体制是在竞争性政党制度下存在的政党运作系统,竞争是政党制度化的外部强制力量;二是政党体制的“稳定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排斥体制变化的内涵,即在变迁与稳定之间,“并不永远存在着明显的划分界线。稳定的政党制度可能会逐渐演变,朝向另一类的政党竞争形态迈进,甚或造成体系的瓦解”。⑥事实上,政党体制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现象。⑦但如果不是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这种变化过程是缓慢的。

政党体制的制度化程度大致可以从四个维度上来衡量。一是政治体制的稳定性。民众即使对所有政党都不满意,但是对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安排是接受的,对竞争性政党体制以及通过定期选举释放政治参与压力的制度是支持的。二是政党体系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体制相对更加稳定,体系内部主要政党的力量对比及互动关系模式都比较稳定。三是政党与社会的联结模式相对固定。也就是说,在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政党体制中,政党在社会中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政党熟悉选民的偏好,而且知道如何利用选民的偏好去建构起比较稳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选民的投票取向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正是因为这样,制度化程度较高体制中的政党倾向于坚持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四是政党组织相对稳定。政党结构稳固完善、覆盖地域广阔、组织良好并且拥有自己的资源是制度化较高的标志。在制度化程度比较高的体制中,党内各种程序,包括选择和改变党的领导团体的程序都常规化了。⑧对于台湾来说,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已经基本确立起来,选举政治作为政治压力释放的基本方式已经被社会所接受。所以本文在讨论台湾的政党体制制度问题时主要从后面三个维度上展开。


二、台湾政党互动模式与政党体制制度化

政党互动模式的稳定性是衡量政党体制制度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台湾政党体制的制度化起点应该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因为台湾从这时开始形成了以竞争性选举为主要特征的政党政治。此前在国民党当局威权统治之下,台湾基本上不存在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也难以形成规范意义上的政党体制制度化过程。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当局坚持的“党国体制”日益不满,但是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对下,国民党无法自主革新,也无法迅速适应环境变化,自然无法消解社会结构变动和反对力量坐大带来的政治压力,最终失去一党执政的地位。这种因为社会压力而导致的民主转型被学者视为国民党自主性和适应性偏弱的表现。⑩台湾政治变迁过程伴随着族群裂痕的显性化、群体身份认同(11)的重新建构过程,事实上是在“民主化”的旗号下对台湾社会观念和价值系统进行了重构,政党互动的基本规则也在政党博弈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

台湾政党的互动模式从开始就具有对抗性色彩。这与台湾威权统治崩解过程中形成的对抗性结构有关。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之后长期垄断政治资源分配权,导致族群分野显性化,相应的族群分野观念这个时期也在政治斗争的推动下建构起来,对抗性动员也因此成为在野势力政治动员时的主流选择。这也意味着台湾有政党互动之始,就带有离心竞争的倾向。一般来说政党竞争模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向心竞争(Centre-Seeking),即政党认为选民的大部分处于中间位置,他们的政纲和承诺以吸引中间选民为目标。在向心竞争的情况下,政党间竞争的烈度相对较低,政治生活倾向于平静而稳定。另一种是离心竞争(Centre-Fleeing),即政党认为选民的大部分处于对立性政治认知的两端,因而政党不采取中间主义的立场,而是以极端的对抗性诉求作为动员手段。(12)只不过台湾政党政治在变迁过程中形成的所谓“蓝、绿对抗”并不是严格西方意义上政策选择取向上的分歧,而是在族群对立的基础上掺杂了情感等因素的区隔,政党互动在对立性身份认同动员下走向离心竞争自是题中之意。

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形成的政党互动模式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政党之间的斗争性而非竞争性。由于规则的缺失以及族群矛盾的长期存在,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政治斗争成为政党互动的基本模式,“冲突—妥协—规则重构”成为政党政治变迁的基本路径。二是政治斗争中的民粹主义色彩,这是脱胎于威权主义体制下之政党政治的一般特征。正如胡小君在分析东亚现代化时所说的那样,“现代化前期政治危机的处理方式预设了之后政党政治发展的先决条件”,威权统治消解过程中的斗争推动了反对派的政治联合和群众性政党的组织发展。但是“在政党竞争规则尚未得到完全遵守的情况下,群众型组织党的对决往往引发对各自群众基础更为深刻和激烈的政治动员,形成分裂的政党关系,在掺杂了族群矛盾的地方甚至会引发政治共同体的断裂”。(13)台湾这种对抗性的政党互动模式虽然没有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但是这种互动模式的存在却是政党体制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

这种对抗性互动模式的不稳定性因为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立性观念结构而得到加强。台湾对立性的观念结构是民主化过程中反对势力长期建构的结果,并通过选举和政党斗争的政治社会化作用固定下来。一般来说,在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下,美化自身与攻击对手是常见现象。如白鲁恂所言,“政治是通过把相互关系归结为社会中一切形式的事件而形成的……这一过程以最简单和最自然的形式,涉及那些确定自己的政策与已降临社会的一切美好事物之间联系的掌权者,涉及那些无情地对与同样这些政策俱来的一切罪恶做出解释的在野者”。(14)不过台湾的问题在于,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民进党的政治人物通过“主体性”话语建构,不断强化“我群”和“他群”的区隔,在心理结构上形成了两个主要政党是“敌对关系”而非“竞争关系”的认知结构。这事实上将台湾社会在认知上划分为两个彼此敌视的阵营,双方会通过各种方式压迫对方改变立场和观念。从目前台湾岛内的情况来看,泛绿阵营通过“主体性”话语建构,已经形成了一套在岛内占据主流的话语系统,对泛蓝阵营的政治生存空间产生了强烈的挤压效果,因此引发的泛蓝支持者流失非常明显,所谓“蓝消绿涨”趋势背后反映的是敌对性心理结构支配下社会观念结构变动,而这种变动又会对当前的政党互动模式产生强化作用,加剧政党体制的不稳定性。

台湾这种对抗性的政党互动模式并没有达到相对均衡的水平。换言之,目前台湾政坛上有重要影响的两个政党在支持基础、基本论述、话语权等方面的实力对比并没有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而是处于较为激烈的变动时期,稳定性也相对较差。相比较而言民进党支持者的政党认同度要高于国民党支持者。唯其如此,国民党候选人如果想上位,更多要依靠基层组织动员和个人魅力,在基层组织日益弱化的今天,这也意味着国民党的支持基础相比民进党而言更容易溃散。在民进党看来,假如对立性建构有利于将国民党彻底击垮,该党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动员利器。不过另一方面,台湾社会大众的政治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对过于激烈之对抗性动员的否定,可以认为选民的投票取向在向一般性的温和议题回归;同样,近年来政党的政治诉求向经济议题和民生议题回归的趋势,也有消减对抗性结构的效果。但是,不管是这些因素最后的综合影响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台湾的政党互动模式目前处于较为激烈的重塑过程之中,离相对稳定还有距离,政党体制制度化水平很难在短期内达到较高水平。


三、政党与社会联结方式改变与政党体制制度化

政党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政党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政党与社会之间的联结方式是政党体制制度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大部分以取得选举胜利为目标的政党来说,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获致社会承认并取得选民支持,是政党能够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因而取得民众信任也是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最为重要的任务。一般情况下,政党与社会的联结主要是以选举为中介完成的,“当政党必须以竞争赢得选举时,政党领导人必须努力搜集公民偏爱的信息”,然后再提出选民能够接受的政策诉求,并以此赢得选举。(15)西方社会一般认为政策诉求与政策实施是政党与社会联结的主要方式,然而在台湾社会却未必是这样,在相当多的时候选民支持或不支持某一政党,往往不取决于该政党的立场和政策诉求,而是取决于他们和该政党的关系远近。

台湾两个主要大党国民党和民进党与社会联结的方式有很大不同,这与两个政党各自的历史传统有关,也与民主化过程中两个政党所处的不同位置有关。

在2000年失去执政权之前,国民党几十年来主要以地方派系为中介实现与地方社会的联结,国民党当局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向地方派系挹注资源,以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这种利益交换性质的政治联结方式被学者称为“恩庇—侍从”结构。国民党利用地方派系将控制力渗透到地方社会,而地方派系与追随者(选民)之间也建立了一个次级层次的侍从关系,派系领导人从获得的经济利益中再分配给选民以部分利益。(16)这种联结方式保证了国民党威权体制的长期稳定,但是也带来了“黑金政治”等负面影响。2000年民进党上台事实上意味着国民党对政治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垄断权已经被打破,同时也意味着这种利益交换的链条被截断,逼迫国民党不得不进行社会联结模式的转型。国民党在这方面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以政策和服务取向取代原来的地方派系取向,通过强化选民服务、扶植候选人在地方上长期经营等方式加强与选民和地方的联结。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民党重视文宣和议题而淡化地方派系动员的做法就是社会联结模式变革的反映。(17)不过这种改革在党内并不被看好,地方派系为中心的联结方式培植出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这股势力,未来改革成效如何,还是一个有待持续观察的问题。

民进党在长期与国民党的对抗性互动中形成了民粹主义路线,即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与国民党抗争,以体制外的压力达到争取更多政治资源和更大政治活动空间的目的。从早期的党外势力到后来的民进党事实上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和有效的社会联结模式,主要特点是以议题为中心,建构族群身份区隔,利用竞争性选举,以基层服务为媒介加强与民众的联结。这种联结模式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主要表现为情感联结与利益联结两种方式。就前者而言,党外势力(民进党)通过身份认同建构,以省籍族群为基础建构出“我群”与“他群”的区隔,将与国民党的政治对立归结为“自己人”与“外省人”之间的斗争,从情感上取得了许多本省民众的支持。就后者而言,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往往会通过议会斗争,为地方争取利益,从而提升自己和民进党在民众中的地位。

台湾两个主要政党会对民主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联结模式产生路径依赖。究其原因,这些政党开始时所从事的是解构旧有制度和建构一种新制度的工作,而在民主化以后其政治理念、组织和活动方式以及其后它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都与此紧密关联。(18)这也符合规则形成及变革的一般特点,就社会组织的一般理论来说,组织在形成以后也许会历经调整甚至在与瞬息万变的环境互动过程中发生重大改变,但形成的过程却会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19)台湾的两个政党在社会联结方式上都有路径依赖的问题,对国民党而言就是与地方派系“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至今也难以摆脱“黑金政治”的阴影;对民进党而言则是对社会运动式政治动员的迷信。萧新煌就认为民进党上台以后已经失去了社会运动的主导权,在国民党重新上台之后,要重新发起社会运动对其进行批判。(20)两个主要政党在社会联结方式上的路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他们与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性。

但是这种稳定性只能是相对的。在竞争性选举制度确立及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制度结构基本定型以后,双方对基本政治制度价值的认知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如何在新形势下找到“感动人民”的方法,是政党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社会媒体化、信息化趋势的增强,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使政党传统的教育和动员功能、综合民意和表达功能、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功能等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发达的传媒和互联网成为民众了解政治资讯、沟通信息、反映诉求、监督政府的工具,人们不必再通过政党了解特定的政治信息和表达意见”。(21)在这种情形下,政党精英和领导人为更加贴近大众、博取好感、联络感情和获得选票,与社会互动的方式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台湾主要政党正在逐步向掮客型政党发展。掮客型政党的主要特征是政党全面介入社会生活,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强化与社会的联结。具体而言就是以政党服务功能的加强,直接向选民、候选人和被选举的官员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质和服务。在那些政党不直接提供服务的领域,政党则将他们自己作为掮客介入到候选人和其他组织之间。(22)在经历了政治挫折之后,台湾的政党大都强调加强基层服务的功能,但是在这方面显然民进党走得比国民党要远。民进党在失败之后一直强调要“扎根基层”,并且对基层组织进行了调整,全面加强党组织的动员能力。相反,国民党在这方面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例如在2000年以来南台湾的选举中,遭到挫败以后许多候选人并没有“深耕基层”的打算,而是逐渐淡出了民众的视线。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出国民党与地方联结的缺失以及在这方面对民进党的相对劣势。

这意味着台湾政党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动员已经很难打动选民,而深入基层的掮客型政党则成为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也意味着政党与社会联结方式开始有“去政治化”的倾向,向生活化和精细化方向演进。按照格林斯坦的说法,这种政党与社会的联结模式主要特征是:人们主要通过他们信任的人的话语来解释遥远的政治冲突与其自身利益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这些人使他们同生活的许多领域保持多方面的联系,人们相信这些人站在他们一边并牢记他们的利益。(23)这无疑是台湾政党与社会联结方式比较重大的变化,未来能在社会联结方式上占据优势的政党在以后的发展中就可以走得更远。


四、政党结构变化与政党体制制度化

政党的制度化对政党体制的制度化会产生很大影响,政党内部的结构变化往往决定着政党体制的基本发展方向。政党制度化的程度主要通过两个面向来观察,一是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二是政党消解内部矛盾和争端以增强凝聚力的能力。政党内部组织结构的基本状态反映了政党自身的自主性、凝聚力和互动结构等。笔者认为,台湾政党的制度化程度主要应该以各个政党内部的派系结构及组织作为讨论重点。在萨托利看来,“不仅政党内的政治次单元可以被强有力组织起来,而且政党与其次单元相比甚至可能是组织得更弱的机体”。“派别囊括了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拥有相对于政党单元的自主性次集团”。(24)在台湾政党政治的话语结构中,这种次团体主要表现为派系。各个派系之间分化组合以及与所属政党展开博弈,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以后会形成比较稳定的互动模式,也就形成了政党的制度化结果。

派系的存在是竞争性政党体制下的必然结果。政党本身的诉求并不是民主,制度化的方向也并不以党内民主为目标。如萨托利所说,建立或依靠组织并不是为了创造民主的形式,而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有纪律有效率的团体。(25)如果从追求效率的角度而言,政党制度化的结果极有可能是走向集权化方向,也就是形成米歇尔斯所谓的“寡头统治”的局面。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来,党内民主被破坏以及“侍从型派系”的兴起,都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注脚。但是这种情况却并不能否定派系存在的可能性。(26)因为从另外一个向度上说,党内政治人物组成派系争夺政治资源的冲动永远存在,派系的出现是选举政治下党内利益分化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且派系的竞争具有传染性,即组织会诱生组织。如果一些派别组织化了,其他一些先前没有组织的派别可能要群起效法,以便更有效地同组织起来的集团进行竞争。民进党内“新潮流系”的长期存在,客观上促进了非“新系”政治势力的联结,成为民进党内派系生成的重要推手。

在竞争性选举制度下,对于国民党和民进党这样具有刚性特征的政党来说,派系结构的生成、逐步演化并形成稳定互动机制是制度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国民党和民进党来说,派系组织的基本结构与存在样态有很大的差异。

民进党的派系结构脱胎于党外时期,在对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运行规则,形成了组党初期的“合作型派系”。这些派系能够聚合在一起的推动力主要有二:一是争取更大政治利益的需要,二是对抗国民党压力的需要。这种被称作“派系共治”的派系互动模式成为民进党派系结构的初级形式。及至20世纪90年代“美丽岛律师世代”开始掌握党内权力分配的主导权以后,党内的派系结构逐步演化为几个“侍从型派系”相互竞合的结构。(27)2008年失去执政权之后,陈水扁的派系已经基本瓦解;谢长廷则因为手中没有了政治资源,派系实力也日益下滑;蔡英文经过了2008年选举的历练,已经具备了派系的雏形。未来民进党的派系大概会形成“新潮流”(28)、苏系、蔡系等几个山头竞合的局面,谢系则会逐步萎缩。

国民党内的派系结构不如民进党清晰。国民党原来主要的功能并非在于竞争性选举,而是一种资源分配机制和社会统合机制。进入竞争性选举时代以后,国民党内原先存在的威权思维和集权化结构一时难以改变,建立在这些基本结构之上的集权化思维也很难改变。马英九上台以后,对国民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原先老旧的组织结构已经无法承载起竞争性选举的任务。但是改革却不可避免地触动党内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利益受到侵犯者会集结起来进行对抗,党内派系结构的清晰化是必然的趋势。不过目前国民党内的派系结构还称不上稳定,可以认为处于派系分化的初级阶段。

派系等次级结构的生成及互动关系的稳定程度是影响政党体制制度化的重要因素,其对台湾政党凝聚力的影响可以从内外两个层面上分析。就外部因素而言,选民的政党认同度是使政党内部各个派系保持凝聚力的直接推动因素。选民认同度高的政党中政治人物选择出走或分裂会付出极大的成本,或者也可以说,分裂成本低的政党凝聚力相对较弱。台湾两个主要政党中,民进党支持者政党认同度高于国民党支持者。从内部结构看,各个政党内部政治精英对党内政治资源分配模式的接受程度以及派系间的协调与合作程度都会影响政党的凝聚力,进而影响政党的制度化程度。制度化本身就是政党活动可接受的稳定表达,政党可能因为这种表达获得合法性、稳定性和资源。(29)台湾两个主要政党中,民进党内虽然存在着激烈的权力斗争,但资源分配的规则却是相对稳定的;国民党内现在还没有形成党内普遍接受的资源分配模式。事实上,自2000年下台以后,国民党内的资源分配模式一直处于重构过程中,到现在还没有结束,马英九的决策模式一直受到诟病就是典型个案,反映出国民党的凝聚力还有待加强。

从政党自身的制度化水平上来看,民进党在经历了陈水扁的强势主导之后开始派系结构的重塑,未来派系生态和互动模式发展都存在诸多变数;国民党的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还处于内部派系规则形成和试误期,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派系互动模式和资源分配模式。上述情况无疑会影响台湾政党体制的制度化水平。易言之,台湾政党制度化水平的提高需要在政党政治运作过程中经过长时间折冲才能达成,政党体制的制度化亦复如是。


五、结语

政党体制的制度化程度反映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运行的稳定程度。一般来说,政党体制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政治系统内,政党行为的可预测性也会显著加强。不过目前台湾的政党体制制度化程度并不高。自1986年民进党成立以来,台湾的政党体制一直具有不稳定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这种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政党的内部结构都在发生较为剧烈的变化,民进党内部权力结构和党内政治伦理都处于规则形成阶段;国民党向选举型政党转变,从权力结构到组织结构也都进入了剧烈变动期。21世纪以来的10多年间,台湾政党体制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为诸多政党的分化组合。如“台联党”和亲民党的成立、国民党的改造、民进党执政以后内部组织结构的调整等,台湾政党体制从原来的“两个大党加两个小党”过渡到两个大党竞争的格局,亲民党和“台联党”已经极度萎缩。然而目前国民党和民进党争胜的局面能否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答案似乎不是那么肯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的改革与改造远没有结束,内部结构变化剧烈。影响所及,台湾的政党体制不可能有比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当然,影响政党体制制度化水平的因素很多,诸如选举制度、选民的政治认知等,这里无需一一列举。总的来说,只有在台湾选举制度基本稳定、政党内部形成比较稳定的运行机制、选民的政党认知逐渐稳定以及政党互动关系逐步趋稳的情况下,台湾政党体制的制度化水平才能逐渐提高。


注释:

①此处采用的是G.萨托利的概念,这一概念在有的文献中也称为“政党制度”。见[荷]Paul Pennings等著:《比较政党制度变迁》,何景荣译,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又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著:《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68页。

②[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三版)》,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5页。

③(19)[英]Moshe Maor:《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81页,第74页。

④[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2页。

⑤付杰、付明喜:《政党政治进化与政府绩效》,《河北学刊》,2007年1月,第27卷第1期。

⑥[荷]Paul Pennings等著:《比较政党制度变迁》,何景荣译,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5页。

⑦[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在艾伦·韦尔看来,政治制度、选民构成、社会分野、政治价值和议题的变化都是政党体制稳定性发生变化的根源。

⑧[美]斯考特·梅恩瓦宁著:《在第三波民主中重新检视政党理论》,见荣敬本、高新军主编:《政党比较研究资料》,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54-274页。

⑨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台湾属于“党国体制”。在萨托利看来,党国体制是一种政治发展不成熟的表现,因而“那些适用于结构化的、分层的政治实体的概念并不能用于诸如此类的未开发的未成熟的政治实体”。在只存在一个政党的地方,要么只有党国体制,要么没有什么重要的体制。萨托利的结论是,“巩固的一党制国家缺乏政党体系”。见[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1-72页。根据台湾政党政治的情形,笔者认为在民主化过程开启之前台湾没有规范意义上的政党体制。

⑩胡荣荣:《自主性和适应性:政党视角下的政治变迁——以二战后的新加坡和台湾地区为例》,《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

(11)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身份认同的混乱主要有两个面向:(1)“本土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离与异化;(2)“本省人”和“外省人”认同的区隔。后者属于族群身份认同,是“我群”与“他群”的区分。就对台湾政党体制制度化的影响而言,后者产生的影响更大。

(12)孙莉莉:《台湾地区政党体制形成的特点及其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

(13)胡小君:《东亚民主转型与政党政治的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4期。

(14)[美]白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77页。

(15)[美]查尔斯·E.林布隆(Charles E. Lindblom):《政策制定过程》,朱国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41-142页。中国大陆有译者将该作者的名字翻译成“林德布洛姆”。

(16)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

(17)目前国民党的社会联结方式中,地方派系仍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英九和金溥聪所推行的改革并非完全与派系剥离,而是要与“黑金政治”切割。事实上,台湾政治中的派系政治是无法消除的,这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认知有关,而与政治领导人无关。所以,未来如何处理与派系之间的关系,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考验。社会联结方式的不稳定成为影响国民党结构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18)徐锋:《传统与超越:东亚政党政治的特点及其转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6期。

(20)萧新煌:《台湾社会运动的挑战与突破》,见萧新煌、成忠华主编:《台湾社会运动再出发》,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3-11页。

(21)董卫华:《冷战结束20年后的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趋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22)[美]史蒂芬·E.弗兰泽奇:《技术年代的政党》,李秀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3页。

(23)[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竺乾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76页。

(24)[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0页。

(25)[美]乔万尼·萨托里:《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这本著作的作者和《政党与政党体制》的作者是同一人,由于译者不同,译名也不同,本文在正文中统一使用“萨托利”的译名。

(26)在一定程度上说,竞争性体制下政党派系生态与领导人是否强势有关。如果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则派系的功能会受到抑制,否则派系就表现得比较活跃。

(27)陈星:《庇护主义视角下的民进党派系问题》,《台湾研究》,2012年第1期。简单说,“合作型派系”指派系组成者身份、地位及所掌握的资源大致相当,派系成员为获取更多政治利益而组成派系;“侍从型派系”是由某一个或几个领袖人物以手中资源笼络一批支持者形成的派系。相比较而言,后者的派系成员对派系领袖的依附性更强。

(28)“新潮流系”在民进党“派系解散”的决议通过后不久就放弃了这个名称。不过学界为了研究方便,仍沿用了这一名称,本文也采用这种做法。

(29)约翰·W.迈耶、布利安·罗恩:《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见[美]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主编:《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陈星,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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