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亦奇:当伙伴“遇见”盟友

——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模式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5 次 更新时间:2018-12-25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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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亦奇  

内容提要:在中国目前的伙伴关系国中,有相当数量的美国盟国。因此,评估这一伙伴与盟友的互动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有三个特征:一是协调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属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二是差异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因区域而不同,与欧洲盟友的伙伴关系构建相对较为顺利,与亚太盟友则遭遇困难;三是递进性,即中国与美国盟国的伙伴关系随形势发展逐步推进。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表现为三种模式:和平共处,同盟体系遏制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化解同盟体系的遏制。导致上述模式差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吸引力可使他国从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中获利,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互信,夯实伙伴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伙伴关系建设还取决于双边安全矛盾的程度,伙伴关系目前还停留在低政治的阶段,故而一旦遇到高政治领域内的安全矛盾,伙伴关系开展将受到严重的阻碍。

关 键 词:中美关系  同盟体系  伙伴关系  互动模式


中国正在构建的伙伴关系外交网络中,有着相当数量的美国盟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这些美国盟国的伙伴关系都在近年内得到进一步深化。诸如《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充实中韩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和《中英关于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等文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与此类国家的伙伴关系已开始向务实合作方面发展。如何评估中国与美国盟国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它有何特点?有哪些模式?等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笔者认为,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存在协调性、差异性和递进性三个特征: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属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但可能因区域而不同,尽管它会随形势发展逐步推进。同时,这一互动还呈现三种模式,即和平共处,同盟体系遏制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化解同盟体系的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吸引力、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安全矛盾,是决定上述模式差异的深层原因。


一、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互动的重要性


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是指与中国结成伙伴关系国家组成的全球网络。根据既有相关讨论,伙伴关系可被定义为“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①在伙伴关系概念提出后,其与同盟关系的异同就成为讨论伙伴关系的重点。目前,既有研究对伙伴关系和同盟体系的互动分析主要集中在两类体系的异同上,对两类体系的实际交叉、重叠与互动还缺乏较为细致深入的学理分析。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差异性。在外交部部长王毅的论述中,中国伙伴关系的核心是走“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主要特点是平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②因此,与同盟体系强调军事安全和针对第三方相比,伙伴关系有着显著区别。门洪华教授认为,在同盟体系内弱国的利益往往会被强国所牺牲,而伙伴关系则强调沟通协商和协商一致。③孙德刚教授认为,与同盟政治和准同盟政治相比,伙伴关系的主要特点是政治合作,在安全合作上着力不多,同盟和准同盟针对第三方,具有或强或弱的排他性。而伙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且不具备强迫性。④苏长和教授则认为“结盟是旧时代国际关系的特点,是零和思维和冷战思维,而结伴则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将合作共赢作为目标。结盟是找敌人而结伴则是找朋友。”⑤在讨论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差异性之外,也有学者尝试探讨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相似性,或中国伙伴关系转化为同盟体系的可能。例如,有研究认为中国应该从不结盟体系向“全天候伙伴关系改变”。⑥还有学者以中俄关系的实际发展为例,认为中俄伙伴关系不排除形成军事同盟的可能。⑦

对于同盟与伙伴关系异同的讨论,为深入理解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复杂关系提供了许多富有洞见的观点。但既有讨论中对当前伙伴关系和同盟体系的交叉与互动还缺乏足够的讨论,尽管这对于深化伙伴关系性质与功能的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分析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相遇具有现实性。分析伙伴关系除了要考察其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还要评估其实际成就与问题。当前,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的同盟体系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这为讨论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随着中国实力日益增长,中国伙伴关系向美国的同盟体系“嵌入”的程度会日益加深,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相遇”的情况也会不断增多。这使得探讨两类体系互动的现实紧迫性持续上升。

其次,分析伙伴关系与同盟的相遇是评估伙伴关系“结伴不结盟”特性的重要试金石。不结盟是伙伴关系的重要特性。与同盟不同,伙伴关系不以第三方作为假想敌。因此,一国发展伙伴关系应不会损害另一国的同盟关系,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应可和平共处。这一理论预期能否得到实践支持?这就需要对现实中的“相遇”情况进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现实主义观点,伙伴关系本质上也是一国构建影响力范围的手段,因此伙伴关系倡导国和同盟体系主导国出现利益冲突时,前者与同盟体系成员国构建伙伴关系的行为可能被理解为瓦解同盟的“楔子(Wedge)”战略⑧,会引发大量矛盾。因此,伙伴关系和同盟体系的“相遇”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帮助研究者更准确地评估伙伴关系内不结盟精神的实际贯彻情况。

最后,分析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互动也是评估伙伴关系在安全议题和非安全领域效用的试金石。伙伴关系的特点是和平性,主要覆盖经济、文化、政治等非安全议题,与同盟体系强调军事安全存在明显区别。但这也导致伙伴关系在安全领域的有效性成疑。另一个问题是,当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在安全领域产生冲突时,伙伴关系可能发挥何种作用?只有通过分析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互动,才能较为客观地评估与分析上述问题。


二、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互动的基本特征


识别美国同盟体系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边界,是分析两种体系相遇的前提。笔者将美国同盟体系内成员国界定为,与美国签署双边联合防务协定或加入美国主导的多边集体防务协定的国家。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信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先后签订了7个同盟安排的条约(表1)。这些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协议大多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其中如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和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又称里约热内卢条约)已经解体或名存实亡。因此,就有效性而言,美国同盟体系中依然运作正常的主要是欧洲地区的北约和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而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交集和遭遇主要也集中在上述两个地区。因此,笔者将中国与美国在北约和亚太的主要盟国的伙伴关系作为分析对象。

与之相对,中国也在近10多年构建了一个覆盖世界各区域的基本成型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截至2015年底,中国共与78个国家和5个地区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⑨对这一伙伴关系网络进行分析,可发现其中有相当多的国家也属于前文提出的美国盟国体系。根据笔者统计,与中国结成伙伴关系美国盟国共有16个,占中国伙伴关系网络总数的近1/5(表2)。

对上述中国与美国盟国的伙伴关系建立历史加以分析,可发现这一交叉具有协调性、差异性和递进性等三个特点。

第一,中国与美国盟国构建伙伴关系与中国总体伙伴关系的建设保持总体协调性。自1994年中国与巴西构建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伙伴关系网开始逐步向全球延伸。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盟国往往在不同时期与中国或构建或升级伙伴关系,并总体上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整体构建相同步。根据一项研究,中国伙伴关系构建的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93-2002年的战略探索期,2003-2012年的战略发展期和2013年至今的战略完善期。⑩比较这三个阶段中,中国与美国盟国新构建伙伴关系的数量与中国伙伴关系的总量,可发现重要的一致性(图1)。在1993-2002年的战略探索期,中国先后与法国(1997年)、英国(1998年)和韩国(1998年)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在第二阶段,中国伙伴关系在全球全面拓展,中国与美国盟国的伙伴关系也水涨船高,先后与包括德国(2004年)、波兰(2004年)、匈牙利(2004年)和西班牙(2005年)等建立了伙伴关系,并于2004年将与法国和英国既有的伙伴关系升级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在第三阶段的伙伴关系完善期,中国也进一步与多个美国盟国加强伙伴关系建设,前述的多项标志性文件发布,代表着伙伴关系从单纯的声明宣示向务实合作进展。

图1 中国与美国盟国新建的伙伴关系数量,1994-2015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二,尽管总体节奏一致,但中国与美国盟友构建的伙伴关系内部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而言,中国与美国的欧洲盟友在构建伙伴关系时相对较为顺利,但与其亚太盟友构建伙伴关系往往波折较多。在与美国欧洲盟友构建伙伴关系时,其基本推进节奏往往较为顺利。例如,2004年5月,中国与德国宣布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2010年7月,默克尔总理访华期间,中德双方颁布《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使中德伙伴关系进一步升级;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德国时,双方决定进一步升级中德伙伴关系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美国其他欧洲盟友的伙伴关系建构进程,也大多呈现与德国类似的模式,伙伴关系建立后仍保持稳步推进,逐步升级。相比之下,中国与美国的亚洲盟友构建伙伴关系的进程要困难得多。中国与韩国和澳大利亚的伙伴关系构建相对顺利,与菲律宾和日本的伙伴关系构建则较不顺利。以中日关系为例,中日两国曾在1998年宣布构建伙伴关系,但21世纪初由于日本小泉内阁的右倾举动而放弃。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受钓鱼岛国有化和日本修改宪法等影响,中日关系进一步紧张,伙伴关系的构建更是落入低谷。故而,中国与美国盟友构建的伙伴关系呈现出欧亚不同的差异性,这很大程度上与伙伴关系和同盟体系相遇时的优势与限制有关,下文将作具体分析。

第三,在中国与美国盟国进行的伙伴外交中,呈现出明显的去安全化特征。通过分析中国与美国盟国所建立的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中国与大多数伙伴国的合作重点依然集中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以新近确立的《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和《充实中韩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为例,其中与安全合作有关的条款所占比重非常低,在寥寥无几的安全合作条款中,大多涉及国际维和、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反恐、重视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11)同时,中国与美国盟国建立的伙伴关系也不涉及排他性的安全合作。在这些伙伴关系中,政治合作的重点集中在相互确保核心利益以实现战略示善(12)、建立沟通机制从而加强高层交流(13)、协调彼此立场共建国际公域(14)等方面。这些合作都不追求对抗守成国的安全合作,具有明显的去安全化特点。


三、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互动的模式


正如前文所说,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呈现一定的差异性。这就意味着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并非一成不变,需要分类讨论。整体而言,中国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互动受中国与同盟主导国和同盟成员国两组关系的影响。具体而言,中国伙伴关系与结盟体系的互动模式可分为三种:伙伴关系网络与同盟体系和平共处,同盟体系限制伙伴关系网络扩展,伙伴关系减缓同盟体系压力。

第一,伙伴关系网络与同盟体系和平共处,即在不影响同盟体系稳定性的情况下,中国与美国的盟国发展良好的伙伴关系。从实践上看,这一和平共处多见于中国与美国欧洲盟国构建的伙伴关系中,即中国与北约成员国的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伙伴关系,三者均以双边规划和纲要等顶层设计的方式为伙伴关系日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导致这一和平共处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自身发展带来的巨大经济机遇是伙伴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前提。例如,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统计,2015年中德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627.3亿欧元,增长5.5%。其中,德对华出口712.1亿欧元;自华进口915.2亿欧元,增长14.7%。(15)目前中国是德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根据英国税务与海关总署统计,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已是英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16)在《中英关于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双方认为,两国经济发展合作具有独特契合点,愿借鉴彼此成功经验,探索新合作模式,通过高水平科技创新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双方同意提升双边创新合作水平,建立中英创新合作伙伴关系。(17)根据笔者对《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和《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内容的统计,其中涉及经济与金融、工业制造合作的条款分别占其总数的30%和25%。可以看出,经济合作既为中国与美国欧洲盟国的伙伴关系构建带来了切实动力,也得以规避排他性的传统安全议题,从而推动伙伴关系网络与同盟体系的和平共处。

另一方面,地区同盟体系性质本身也促进了中国与美国欧洲盟国的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和平共处。美国在欧洲的同盟体系主要以北约为主,其主要假想敌是俄罗斯而非中国。正如美国学者沃特(Stephen Walt)所指出的,欧洲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并不会直接加入美国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遏制行为。(18)欧洲在中国的庞大经济利益和对所谓中国“威胁”的不同判断,导致其采取不同于美国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乌克兰危机及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一定程度上也为中俄伙伴关系和中欧伙伴关系带来两难局面。尽管欧俄关系恶化会给中欧关系带来消极影响,但在欧洲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经济关系依然是中欧关系的重点。

第二,伙伴关系遭遇同盟体系遏制,即中国与美国盟友构建伙伴关系的努力遭到了同盟体系的遏制,导致伙伴关系构建无法顺利进行。在具体实践中,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与美国亚太地区的盟友日本和菲律宾的伙伴关系建构上。具体而言,伙伴关系遭遇同盟体系遏制,可归结为三方面原因。

首先,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意图。与其欧洲地区同盟体系不同,美国在亚洲同盟体系的战略目的无疑是指向中国的。虽然美国总统在官方的演讲中多次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但在实际操作中,自2010年以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大量的战略资源转移至此地区。在2013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Charles Hagel)表示要在2020年前将把其本土以外60%的海空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19)近年来,美国智库和战略研究界遏制中国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很多文章以“如何遏制中国”(20)为题,提出了各种遏制中国的手段和方案。

其次,在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之外,同盟中追随美国的成员国与中国产生领土主权矛盾是导致同盟体系遏制伙伴关系的重要诱因。例如,目前中日关系紧张的导火索源于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而中国与菲律宾关系的恶化则始于2009年2月菲律宾擅自将黄岩岛和部分南沙群岛划为其领土。与一般性的冲突不同,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冲突都聚焦主权领土争端,高度敏感且排他性极强。这一矛盾极可能借助民族主义情绪和“中国威胁”印象上升为安全冲突,为同盟介入提供了借口。

最后,在同盟具有遏制中国的意图和发生安全冲突后,同盟开始介入,进一步加剧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安全困境,并遏制伙伴关系发展。例如,在中日2012年钓鱼岛冲突后,美日随后在2015年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日本军事支援美国范围。尽管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持立场,但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均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区域,并表示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南海争端上,在菲律宾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庭后,美国也对此行动表示支持。在2016年7月,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作出对所谓中菲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该仲裁是“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重要贡献,并对中国和菲律宾方面都具有相同的约束力。”(21)美国还于2014年与菲律宾签署《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甚至鼓励日本与菲律宾开展合作,协力遏制中国。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同盟体系得以成功调动,形成追随国直接对抗中国,主导国暗中支持的格局。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该同盟发展任何外交关系都势必受到安全困境的约束。互不侵犯的安全保证是发展一切外交合作关系的底线,在这一点无法达成的情况下,任何伙伴关系的建设都无法顺利进行。

第三,除以上两种模式外,另一种值得注意的互动模式是,伙伴关系网络化解同盟体系遏制压力。此模式是检验伙伴关系网络在安全领域是否具备功效的试金石,但也是伙伴关系三种模式最不稳定和最为脆弱的一种,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呈现脆弱性和易反复性的特点。这可体现在中韩关系和中澳关系近年的发展上。一方面,与中国和美国欧洲盟国的伙伴关系不同,美韩同盟和美澳同盟都地处亚太地区,考虑到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这一同盟存在被拖入美国遏制中国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与美日同盟和美菲同盟相比,中国与韩国和澳大利亚的伙伴关系开展相对顺利,暂未受到该同盟体系的阻碍,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对中国的压力。以中韩关系为例,自韩国总统朴槿惠上台以来,中韩关系发展顺利,不仅通过了《充实中韩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朴槿惠总统还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出席2015年9月3日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活动,成为出席该活动的唯一美国亚太盟国国家元首。因此,有学者建议把韩国发展成具有战略示范效果的周边支点国家。(22)中韩伙伴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美韩同盟对中国的遏制。美韩同盟目前主要的战略假想敌依然在于遏制朝鲜拥有核武器能力,直接针对中国的遏制举动不多。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示美韩同盟与中韩关系发展并不矛盾,美国支持中韩发展更为友好的关系。(23)

中澳关系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澳大利亚的访问中,双方确定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完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双边关系进一步提升。根据公开资料,自建交以来,中澳双边贸易额扩大了1500多倍,中国早已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市场、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目的地、第一大旅游收入来源国、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澳大利亚政府2014-2015财年来自中国投资的审批金额位居第一,高达465亿澳元,比上一财年增长68%,占审批总金额的33%。(24)在此影响下,澳大利亚在外交及安全领域虽依旧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放在首位,但并未亦步亦趋地跟随美国。例如,在南海问题上,虽然澳大利亚表示支持美国所谓捍卫航行自由的主张,但至今澳大利亚始终没有正式表示其参与美国主导的“自由航行行动”(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25)

必须指出的是,伙伴关系对同盟体系遏制效应的化解,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呈现脆弱性和易反复性的特点。例如,在2016年1月6日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中韩关系遭遇严重波折。双方在如何处理朝鲜问题和如何维护韩国及朝鲜半岛安全上产生分歧。借口朝鲜半岛威胁,韩国开始谋划引进萨德反导系统。该系统虽名为防范朝鲜导弹袭击,但其数千公里的搜索半径已经深入中国腹地,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影响。基于此,中方多次强烈反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认为解决朝鲜问题必须维护好中国正当的国家安全。(26)2016年7月8目,韩国宣布部署萨德导弹,中韩关系负面因素上升,不确定性增加。与韩国类似,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在不时倒退,试图利用美澳联盟对华施压。2016年7月12日,海洋常设仲裁法院南海争议仲裁庭发布所谓南海中菲争议仲裁结果,单方面支持了菲律宾方面几乎所有的主张。此后,澳大利亚积极追随美国立场,将所谓仲裁案决议视为国际法基础,对中国的正当维护主权行为进行无理指责。在2016年7月25日,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再度对南海问题表示关切,并对中国方面施压,要求其遵守国际常任仲裁法庭的不公正裁决。(27)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当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产生冲突时,伙伴关系目前还处于弱势,但也并非毫无作为。总体来说,伙伴关系若要对同盟体系的压力进行化解,需要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与同盟体系内成员国建立双边伙伴关系时需避免直接的安全冲突。当同盟体系内主导国开始遏制某崛起国时,其体系内盟友并不会完全服从主导国的安排。其更多还是从自身国家利益角度,根据崛起国与自身的安全冲突情况来决定其是否加入同盟体系的遏制行动。如若崛起国在此情况下利用伙伴关系成功管控与该国的双边安全矛盾并降低其不安全感,就会使同盟体系追随国在其主导盟友和崛起国伙伴之间采取平衡的政策,从而缓解崛起国遭遇既有同盟体系围堵的压力。

例如,中韩伙伴关系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仍能顺利发展,主要原因除了中国经济吸引力和经贸合作基础外,还与中韩政治—安全关系的性质和美国的亚太地区同盟战略相关。中韩政治—安全关系中的共同利益超过其冲突矛盾。与日本和菲律宾不同,韩国虽然也与中国在黄海边界划界上存在争议,但韩国当前最主要的安全矛盾依然是防范朝鲜安全威胁,而美韩同盟存在的直接目标也在于应对朝鲜可能带来的安全威胁。在冷战时期,由于美韩同盟和中朝同盟的对立,故而韩朝对抗也会导致中韩对抗。但随着中韩建交,韩国客观上产生了拉拢中国从而压制朝鲜的意图,并且中韩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共识也使得双方合作出现了新的基础。而在中朝方面,由于朝鲜近年来多次进行核试验,总体上中朝关系也从传统的“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向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发展,这也为中韩走近造成更为有利的局面。此外,由于中韩对于二战历史的共同立场,双方均对日本出现的否定历史右倾化倾向表示警惕,这也导致韩国缺乏足够的意愿来参与美国试图构建的美日韩集体安全体系。

又如,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也并不存在直接的安全冲突。根据2009年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目标分为四类:本土安全、毗邻地区安全、亚太地区安全、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安全。(28)换句话说,澳大利亚的核心利益在地理上与中国距离较远,并不会遭到中国的直接威胁。也有学者认为,澳大利亚整体国家定位是中等地区强国,与中国地区性大国崛起也不存在矛盾;中澳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中美的霸权国与崛起国矛盾,也不会出现中日之间地区大国的纠纷。(29)还有学者认为,南海问题是澳大利亚的次要安全问题,为此遏制中国将给澳大利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是得不偿失的行动。(30)

因此,伙伴关系要想争取同盟体系的成员,减缓战略压力,就必须管控好与同盟成员国的双边安全问题。这样,伙伴关系可在同盟体系主导国和追随国之间制造矛盾、添加张力,从而减缓同盟体系对伙伴关系网络的压力。

第二,要充分调动伙伴关系国的内部积极因素,遏制来自强硬派的干扰。在同盟体系中,各个成员国内部都存在着一批强调零和博弈、遏制假想敌、偏好使用武力的强硬派。这既是每个国家国内政治的产物,也和军事联盟体系的长期塑造有关。强硬派对冲突的偏好导致其将尽可能打压伙伴关系,遏制后者的共赢共生积极影响,以确保其自身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这在中澳关系中不时可以发现。尽管中澳伙伴关系整体上推进顺利,但以澳国防、军方等部门为代表的强硬派一直试图横加阻拦。在2009年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国防部就表示“如果中国不与他国沟通以建立起对其国防安排的信任,其邻国就会对其军队现代化产生担忧。”(31)南海争端爆发后,澳大利亚军方更是多次就南海问题强硬表态,表示将做好向南海派出军舰和战机的准备(32),还不断渲染澳大利亚在南海的飞机巡航遭遇到中国的挑战。(33)更有军方背景的学者放弃学术中立,宣称中国是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首要威胁。(34)

与同盟体系类似,伙伴关系发展中也会逐步塑造出一批“温和派”,他们更关注共赢、合作和发展,不会简单追随同盟主导国采取进攻性政策。仍以中澳关系为例,尽管近年来强硬派有所抬头,但也有一批重视中澳伙伴关系的温和派积极发声,避免澳外交政策被强硬派所垄断。例如,澳大利亚影子内阁外交部长普利博斯克(Pliberske)就督促政府采取更为审慎的姿态对待中国海洋领土诉求,确保澳大利亚可以冷却而不是引发事态,并且促进有关各方的相互理解。(35)还有学者通过对澳大利亚、美国、中国三边关系的分析,认为尽管澳美同盟扮演决定性作用,但澳大利亚仍可有相当程度的自主外交,在两个大国中发挥冲突调解者的作用。(36)因此,伙伴关系网络虽然没有同盟体系的强制性,但也需增强其渗透性和国内基础,从而培养一批受益于伙伴关系、认同伙伴关系、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精英阶层和利益集团。

第三,要确保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安全冲突不可激化。美国在此地区的同盟特点也为中韩和中澳伙伴关系在其亚太同盟框架内顺利发展开辟了一定的空间。美国虽然整体上将其同盟重心转为防范遏制中国,但尚未完全将其转变为一个全面遏制中国的进攻性同盟。其政策立场更多还是在遏制和接触之间徘徊。理论上,“遏制中国”是指不同中国建交和来往,不允许和中国贸易,对中国发动冷战,等等。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目前并没有全面对华遏制,只是在一些具体的热点问题上采取了局部遏制的策略。(37)这样,美国在此地区的同盟体系虽然会支持盟友对中国的对抗行为,但同时也要对盟友的对抗行为进行控制,以免上升为总体性的对抗。(38)因此,美国对于其亚太盟友与中国发展的良好关系暂时也不会进行阻挠,故而也会允许中韩日益发展的伙伴关系与美韩同盟保持齐头并进的态势。以南海问题为例,在仲裁案裁决公布后,美国虽表达了对仲裁案具有裁决力的支持,但也表示对仲裁内容不持立场。这也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在遏制面上升的同时,也不希望中美彻底对抗,仍试图在威慑与合作之间保持脆弱的平衡。当前伙伴关系网络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凝聚力、动员力尚无法和同盟体系抗衡,因此管控好与同盟体系主导国的关系,可为同盟体系内成员提供更多自主选择空间,避免其陷入选边站队的困境之中。


结束语


通过对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同盟体系相遇的特征和模式分析,可得出两个体系实现和平共处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一方面,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吸引力是实现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必要条件。如果中国综合国力不够强大、经济吸引力不够持久,美国盟国对发展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将缺乏充分动力,中国也缺乏推进此类伙伴关系的有效手段。但必须看到,中国的经济吸引力和影响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政治和安全上的向心力,中日和中菲均有非常密切且高度依赖的经济关系,但在涉及安全威胁和主权争议时,仍不能避免同盟体系对伙伴关系网络的遏制压力。另一方面,较低的安全冲突水平是实现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充分条件。在没有强烈的安全矛盾情况下,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同盟体系可以实现和平共处,欧洲就是典型。一旦出现较强的安全冲突,伙伴关系网络就会遭到同盟体系的遏制,中国与菲律宾和日本的伙伴关系建构遭遇的困难就是典型。需要指出的是,在同盟内成员国战略利益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伙伴关系网络也会某种程度上化解同盟体系的潜在压力,中韩伙伴关系的发展便是明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和伙伴关系“朋友圈”不断扩大,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同盟体系将会频繁“相遇”。伙伴关系的内涵在于结伴不结盟,是新型国际关系和共同安全观的体现。因此,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和平共处乃至前者对后者的扬弃,应当成为伙伴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结合前述讨论,笔者认为需要注意如下方面:

第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伙伴关系网络与同盟体系和平共处的根本保障。传统观点认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往往伴随着战争,但却忽视了国际关系的进化可能,是一种静态观点。当前,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已使大国权势转移从传统的零和博弈,日渐向去暴力化过渡。随着国际政治从斗争走向竞争,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己就不使用武力摧毁另一国家达成共识——尽管国际体系中的竞争依然会长期存在。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与美国构建以“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避免出现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与结盟体系冲突的根本保障。前文分析已经表明,一旦中美产生安全冲突,同盟体系就会成为遏制中国的工具,而追随美国的盟国也会面临中国伙伴关系和美国同盟体系间的两难选择,从而为伙伴关系网络构建带来重大困难。

第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是伙伴关系网络与结盟体系和平共处的主要着力点。前文分析表明,一旦出现传统安全领域的对抗,如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菲南海矛盾,伙伴关系网络往往会受到结盟体系的抑制。由于伙伴关系网络的要义在于促进共赢和非排他性,故而其重点还应放在拓宽中国与相关美国盟国的经济、治理、城市发展等共同利益上,在非排他性利益领域开展合作。此类合作不会给相关的美国盟国带来选边站队的尴尬局面,故而可实现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同盟体系的和平共处。而在传统安全领域,由于其前提是对假想敌的遏制,与伙伴关系所提倡的“结伴不结盟”立场明显冲突,因此并非伙伴关系的强项。

第三,要用长远眼光看待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对美国同盟体系的安全意义。伙伴关系网络在传统安全领域影响同盟体系比较难,短期内也不能寄希望于伙伴关系网络成为替代美国同盟体系的安全安排。但从中长期角度看,伙伴关系网络的安全功能仍有强化的空间。从中期发展看,与美国盟国发展伙伴关系尽管难以动摇美国同盟体系,但通过共同利益的积累,可使美国盟国逐步将同时维持与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作为外交政策最优选项,进而可起到缓解战略压力的作用。这一变相的“中立化”可使有关国家在美国试图利用其同盟体系遏制中国时予以缓冲,从而间接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从长期发展看,随着国际体系转型日趋完成,国家问安全矛盾逐步化解,安全威胁显著降低,同盟体系的有效性自然会逐步降低,进而逐渐被伙伴关系网络所取代。到那时,伙伴关系网络将成为一个兼具维护持久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双重功能的新型外交政策工具。

*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8页

②《王毅: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特色》,新华网,2014年1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24/c_1113763159.htm。

③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第68页。

④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同盟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65页。

⑤《结伴不结盟中国“伙伴”遍全球》,人民网,2014年12月2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223/c70731-26262866.html。

⑥阎学通:《或可考虑改变“不结盟”战略》,载《领导文萃》2011年第21期,第31页。

⑦王树春、万青松:《论新型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结伴还是结盟?》,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第4-21页。

⑧Timothy 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4,2011;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⑨笔者根据外交部网站的“声明公报”栏目(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整理得出。

⑩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第72-80页。

(11)具体可参考,《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中国网,2014年10月11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10/11/content_2762677.htm;《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中国网,2014年3月27日,http://www.gov.cn/xinwen/2014-03/27/content_2648291.htm。

(12)双方对彼此重大核心利益表示尊重,在战略上释放对彼此友好的善意。例如,在中国—澳大利亚伙伴关系中,双方表示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在中国—希腊友好合作关系中,中方表示支持希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希腊支持中国全面推进改革等等。

(13)双方构建起高层领导的沟通机制,进行磋商。例如,中国与诸多伙伴对象国建立了经贸混委会;在有的伙伴关系中建立了高层沟通机制,如中英高层互访机制和双边关系小组、中法两国元首年度会晤机制等等。

(14)双方协调彼此针对国际公共领域的政策与立场,如就联合国、气候变化、国际反恐、反海盗等方面协调立场。

(15)《2015年中德双边贸易简况》,商务部,2016年2月29日,http://de.mofcom.gov.cn/article/jjzx/201602/20160201264934.shtml。

(16)《2015年10月英国贸易简讯》,商务部,2015年12月27日,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new/view110209.asp?news_id=47502。

(17)《中英关于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人民网,2015年7月2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022/c1001-27729588.html。

(18)Stephen Walt,"There is No Partner in Pivot," Foreign Policy,July 8,2014,http://foreignpolicy.com/2014/07/08/theres-no-partnership-in-pivot/.

(19)《美防长称将投入更多军力实现亚太“战略再平衡”》,新华网,2013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3-06/02/c_124798455.htm。

(20)Andrew F.Krepinevich,Jr.,"How to Deter China:The Case for Archipelagic Defense," Foreign Affairs,February 16,2015,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02-16/how-deter-china; Thuc D.Pham,"Deterring Chinese Coerc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What Steps Should the U.S.Take Next?" The Diplomat,January 17,2016,http://thediplomat.com/2016/01/deterring-chinese-coercion-in-the-south-china-sea/; and Marvin C.Ott,"Time for a US Military Strategy to Stop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tional Interest,August 24,2015,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time-us-military-strategy-stop-china-the-south-china-sea-13674; etc.

(21)"Decision in the Philippines-China Arbitr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July 12,2016,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6/07/259587.htm.

(22)徐进、高程等:《打造中国周边安全“战略支点”国家》,载《世界知识》2014年15期,第15-23页。

(23)《奥巴马:乐见中韩关系稳固》,人民网,2015年10月17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1017/c157278-27709644.html。

(24)黄任刚:《中澳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前景光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2016年7月1日,http://au.mofcom.gov.cn/article/zxhz/hzjj/201607/20160701351659.shtml。

(25)Greg Austin,"Australia's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iplomat,November 2,2015,http://thediplomat.com/2015/11/australias-interests-in-the-south-china-sea/; and Greg Ahlstrand,"Australia Won't Join New Patrols of South China Sea,Says Robb," Bloomberg,October 15,2015,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10-15/australia-won-t-join-new-patrols-of-south-china-sea-says-robb.

(26)《王毅谈中国反对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外交部网站2016年2月13日,http://www.mfa.gov.cn/web/wjbzhd/t1340281.shtml。

(27)"Joint Statement of the Japan-United States-Australia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25,2016,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6/07/260442.htm.

(28)Department of Defence,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Force 2030,Defence White Paper 2009,May 2009,pp.41-45.

(29)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1-7页;楚树龙:《日本国家战略及中国对日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期,第11-13页;鲁鹏:《理想与现实之间——从澳大利亚外交战略看澳大利亚南海政策》,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2期,第11-26页。

(30)Greg Austin,"Australia's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iplomat,November 2,2015,http://thediplomat.com/2015/11/australias-interests-in-the-south-china-sea/.

(31)Department of Defence,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Force 2030,pp.41-45.

(32)John Garmaut and David Wroe,"Australia Urged to Send Military to Counter China's Control over Sea Lane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May 15,2015,http://www.theage.com.au/federal-politics/political-news/australia-urged-to-send-military-to-counter-chinas-control-over-sea-lanes-20150515-gh2uks.html.

(33)Shannon Tiezzi,"Nearly All Australian Patrols in South China Sea Are Challenged by China," The Diplomat,February 5,2016,http://thediplomat.com/2016/02/nearly-all-australian-patrols-in-south-china-sea-are-challenged-by-china/.

(34)Carlyle Thayer,"What is the Future of Australia's Maritime Security and SLOC Through Our Region?" Presentation to Institute for Regional Security,Future Strategic Leaders' Congress,Maritime Flashpoints:Australia's Critical Vulnerabilitie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May 24,2015.

(35)"South China Sea Tensions Demand 'Calming' Response,Says Labor," The Guardian,June 1,2015,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jun/01/south-china-sea-tensions-demand-calming-response-says-labor.

(36)Colin Mackerras,"China and the Australia-US relationship,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ian Survey,Vol.54,No.2,2014,pp.223-246.

(37)楚树龙、章晓英:《对关于美国的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与判断》,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7期,第11-12页。

(38)左希迎:《亚太联盟转型与美国的双重再保证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5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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