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发展和代议民主制度巩固的背景下，西欧左右翼政党在自由平等价值、选举竞争程序、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达成共识，推动了共识政治的形成。共识政治的出现和维系，是国家权能扩张、政党策略调整和社会阶级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围绕国家公共事务的治理活动，共识政治推动左右翼政党搁置意识形态冲突，制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会经济政策，政党体制因此具有了跨阶级整合的功能，从整体上压缩了反建制力量的生长空间。基于共识框架的支持和约束，各种社会利益冲突能够在主流政党的引导下，获得组织化、制度化的整合。而一旦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共识政治丧失自我维系的基础，主流政党整合能力不足出现代表性危机，就会为反建制政党的崛起提供机会。

关键词：西欧，共识政治，政党体制，代表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欧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激进右翼政党（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y）以反移民、反全球化等议题动员选民，从话语、行动等不同层面冲击代议民主制度。激进右翼政党的强势崛起，显然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政党民主制的理想背道而驰。政党民主制的运行逻辑是，借助代议民主制下政党组织的中介作用，将社会领域的多元利益诉求整合为公共政策，并在客观后果上将反建制激进力量边缘化。也就是说，主流政党本应发挥动员公民政治参与、整合社会利益表达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却沦为激进右翼政党抗议甚至否定的对象。激进右翼政党和主流政党之间由于政治立场对立，陷入难以妥协的极化状态。围绕上述政党极化问题，研究者倾向于立足代议民主的价值理念，认为激进右翼政党的社会动员冲击了法治秩序，造成有关公民权利和选举程序等政治共识的破裂。激进右翼政党的反建制话语无疑强化了社会观念的分歧，但如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秩序形成过程的长时段进行审视，那么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客观上正反映了政治共识破裂的消极后果。本文将从国家、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通过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右翼政治共识的形成过程，考察政党体制代表性的建构机理。长时段的历时分析，有助于在检视政党政治与共识政治关系的基础上获取解释当前政党极化的经验启示。

一、政党体制的代表性挑战

西欧的政党体制形成于现代国家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之中，工业社会的阶级冲突是政党民主制发展的基础动力。自19世纪中叶工人阶级政党登上政治舞台以来，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分界，可以将西欧政党政治的变迁历程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欧国家的政权主要为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所控制。根据《共产党宣言》的论述，“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工人阶级政党由于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主要通过反体制斗争的方式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在普遍选举权实现之前，工人阶级政党主要发挥社会斗争领导者的作用，“是与代表其他阶级和利益的集团发生冲突的媒介”。工人阶级政党具有反建制色彩的社会动员，提出了不同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政治蓝图，提高了阶级斗争的组织化程度。工人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在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是难以调和的对立关系，冲突的焦点集中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废问题。工人阶级采取了罢工、示威甚至革命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冲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随着选举权的普及和政治过程开放性的增加，工人阶级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合法代表权。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逐渐放弃暴力斗争，从反体制政党转变为体制内政党，走上了“选举社会主义”（electoral socialism）道路。工人阶级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等，甚至获得了组阁权，开创了与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的新局面。由于受到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工人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虽然存在政策纲领上的重大差异，但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革命的对象转变为改良的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代议民主制度重建和巩固的背景下，政党的代表功能获得了法律认可。根据代议民主的逻辑，民主政治意味着对人民意志的响应。政党作为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桥梁，对于人民意志的形成过程发挥关键组织者的作用。1947年意大利实施的宪法和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通过的基本法，均从宪法文本的高度肯定了政党在民主政治运行过程中的合法地位。因为工人阶级政党能够合法地参与领导权竞争和行使统治管理权，受到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功能上就有助于保护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基于科学技术革命和福利资本主义经济的共同推动作用，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同工业化早期相比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反建制激进主义运动不再构成主流政治的选项。在新中产阶级崛起和阶级冲突趋于缓和的条件下，“19世纪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时期政治舞台上呈现的左派和右派政治方案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原教旨主义的对立实际早已是过去的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角色重心，从社会斗争的领导者转变为利益表达的整合者。与工人阶级政党愿意通过和平方式推动政策变革相呼应，资产阶级政党开始承认福利制度的再分配价值。工人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分别成为占据意识形态光谱左右翼位置的体制内政党。围绕领导权的竞争，社会民主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与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群体结成联盟，寻求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试图建立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民主社会。保守党、自由党等右翼政党则与工商界精英及中产阶级结成联盟，捍卫自由市场的优势地位，力图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左右翼政党在选民联盟的支持下轮流执掌政权，逐渐调和了大众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冲突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民主实践中，基于周期性选举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是政党合法行使统治管理权的必要条件。政党竞争和选民参与，由此成为代议民主运行的基本特征。政党以相互竞争的方式表达和整合公民的利益诉求，衍生出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党与公民之间制度关系的两个基本问题：获得部分而非全体选民支持赢得选举的政党，如何能够在统治管理中代表国家的公共利益？选举中没有投票支持胜选政党的选民，为何要服从执政党制定的法律政策？这些具有悖论色彩的设问，实质上提出了政党体制代表性的建构取向及其路径选择问题。

政党体制的代表性是指，各类型政党在现代国家的公共空间中，通过互动方式整合利益表达和回应民意诉求所实现的整体治理形态。从民主发展的历程出发，政党体制的代表性具有资格和能力两个层面的评价取向，它分别对应于统治正当性和治理有效性的不同内涵。在普遍选举实现以前，人们侧重从统治资格的角度评价政党体制的代表性，认为民主政府应该保障公民的普遍参与，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排斥特定阶级、种族或阶层的意志表达，必然导致政治代表性的不足。在普遍选举实现以后，人们侧重从治理能力的角度评价政党体制的代表性，认为民主政府应该回应社会成员的普遍诉求。政党政府只有遵循民意进行统治并有效回应社会利益诉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制度的代表性。依据宪法程序和选举规则组建政府，可以从权力来源上赋予执政党以统治正当性，使其具有掌控领导权的资格条件。但就政治权力的行使过程而言，政党通过国家治理所显示的代表能力，是维护公共利益和获得普遍服从的前提条件。

从政治过程的角度分析，政党在民主制度的运行中发挥着“双重代表功能”。一方面，在政党与公民之间联系的意义上，政党需要倾听不同职业类型和组织水平的社会成员的声音；另一方面，在政党与政党之间竞争的意义上，党际互动需要平衡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与民族国家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代议民主制下的政党，“同时是社会力量的代表和国家机关成员”。作为社会力量的代表，政党需要传递、整合公民的意志表达，从纷繁的公民意见中提炼反映普遍利益的议题。公民社会的多元构成决定了基于不同阶级、地域、族群的利益诉求必然充满异质性，而且它们在试图影响政策议程的方向上相互具有竞争性。政党的代表功能就在于，遵从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整合甚至重构多元化的利益表达。不同于利益集团的典型特征，“政党不仅明确表达政治利益，而且将其聚合在一起”。作为国家机关的成员，政党通过参与周期性选举获得统治管理权，并针对各种社会重大议题制定政策法律，将社会意志权威性地转换为国家意志。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党政府“处于代表(representation)和管理（administration）的交汇点上”。在从社会力量的代表转变为国家管理者的过程中，政党治理的政策效能成为衡量政治代表性的现实依据。政党政治的双重代表功能，从实践上提出了政党代表性和政党体制代表性的冲突与平衡问题。在代议政治的空间中，“民主不是建立在政党之中，而是建立在政党之间”。如果特定政党对其基础选民利益的维护能够自动推进政党体制的代表性，这无疑能够将选民利益、阶级利益和公共利益有机地连接起来。而当特定政党对其基础选民利益的维护排斥政党体制的代表性时，阶级利益就可能成为公共利益的否定力量。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政党体制的可持续运转，提出了将阶级代表性融入公共代表性的现实要求。

西欧基于阶级分野形成的选民——政党联盟，通过连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方式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实现了“分裂结构向政党制度的转化”。对此，李普塞特等人认为，左右翼政党与选民之间的联盟具有“冻结”效应，这有助于阶级斗争的民主化和社会整合的制度化。但其中依然潜藏着不容忽视的政治风险，那就是政党在社会阶级的支持下追求排他性代表，出现“阶级立法的危险”。如果执政党根据阶级立法的逻辑行使权力，由此而激化的阶级矛盾将瓦解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甚至出现政党相互敌对的失控局面。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政党实践总体上避免了上述结果，对此研究者从宪法制度、社会分野和政治共识等不同方面提出了多种解释路径。

首先，根据宪政制度的分析路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民主政治在性质上是宪政民主，宪政民主下的司法独立等制度安排，限制了多数派对少数群体可能实施的权益伤害。拥有崇高地位的宪法制度，能够在保障个体和少数派群体权利的基础上维护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西欧各国一般实行议会制政体和比例代表选举制，掌握执政领导权的执政党并不能独占代表权，政党政府始终面临代议机构中反对党的政治监督。在法治秩序的规范下，“代表使民主变得可行，宪政则保证它的存续”。宪政制度对多数派权限的调节效应，成为民主政治健康运行的法治保障。

其次，根据社会分野的分析路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的阶级分野尽管处于主导地位，但仍然受到宗教分野、地域分野的渗透，阶级成员并不会完全严格按照集体身份的界限进行投票。例如，在英国、奥地利和联邦德国的左翼政党获得60%～70%工人阶级选票的同时，仍有1/3左右的工人选民倾向于支持保守党或基督教民主党。在各种社会分野共同作用于政党体制的条件下，选民的身份认同具有多重性特征，政党的选民基础也具有多元化来源。这些社会结构方面的约束条件，限制了执政党可能采取的阶级立法式的激进行动。

最后，根据政治心理的分析路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政党体制展现出相对稳定的公共代表性，源于主流政党内部和选民群体之间存在广泛的政治共识。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工人阶级政党，之所以最终能够获得资产阶级政党的体制化接纳，除了和自身政治力量的增强相关外，还因为二者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不断缩小。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体制内的左右翼政党虽然拥有各自的阶级基础，但能够在平等价值的合理性和选举程序的必要性等方面形成基本的政治共识。基本原则上的共识提供了主流政党自我约束的底线，限制了阶级冲突的强度，“使冲突成为不那么冲突的事”。代议民主制度运行中的政治共识，弱化或搁置了左右翼政党之间的原则上的对立，将社会冲突的焦点转化为治理技术问题，引向了政策协商领域。

二、政党体制代表性建构的共识基础

政党与选民之间基于阶级分野建立的联盟关系，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工人阶级政党转型为体制内政党的变迁过程中。李普塞特等研究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政党体制依然反映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分野结构。这种政党与选民之间联盟的连续性，深刻地体现了阶级认同的稳定性。而战后西欧政党体制的实际运行过程则表明，主流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趋于缩小，“广泛的共识都反对沿袭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分裂，不愿意走政治极端化的道路”。左右翼政党围绕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共识政治的特征。虽然意识形态依然是选民认同政党的重要依据，但轮流掌握领导权的左右翼政党越来越表现出超越阶级对抗的趋势，选择从共识政治的视野整合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

共识政治的形成并非源于抽象的价值观念，而是共同经历的社会体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由市场危机导致政治极端主义的兴起，战争期间民族国家对于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经济恢复时期政府职能的扩展，都使社会成员能够以国家为中心理解部分（阶级）利益和整体（共同体）利益的相互依赖性。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对西欧阶级意识的影响尤其重要，因为“战争是一件非常民主和平等的事情。各个阶级被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混杂起来；每个人必须作出牺牲并在一起工作。这是一件非常有利于合作而不利于竞争、有利于平等主义而不利于一个划分为阶级和阶层的社会的事情”。身处战后社会经济重建的特殊环境，将国家视为市场交易最大威胁者的自由放任主义观念已成过去，将代议民主视为现代化阻碍力量的认识也不合时宜。战后民族国家重建背景下的西欧民众切实地认识到，“在经历过大萧条、被占领和内战之后，国家作为福利、安全和公正的代表，是使团体和社会得到凝聚和团结的至关重要的源泉”。国家是维护公民权益和民族权益的保障，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共识。这种政治认知的改变，反映了对国家性质和功能的重新定位。国家不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愈来愈表现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共管理机构。依据意识形态动员选民的左右翼政党，在掌握国家领导权后，主要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国家权能的扩张不是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是将其规范在民主政治允许的范围内。受到公共权力调节的资本主义，能够服务于资源再分配的社会目标。在政党竞争驱动下，市场效能和社会正义的融合，最终推动了共识政治的形成。

共识政治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代议民主的基本形态，特别是对政党体制运行模式的一般性概括。它主要形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盛于六七十年代，瓦解于八九十年代。共识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指，“政府和各政党（以及公众，当然这一点往往存在争议）对于价值与政策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与意识形态导向的反体制斗争形成对照，共识政治在承认阶级分化的基础上，通过符合制度程序的大众参与和精英竞争，推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会经济政策。根据内容指向的差异，政治共识可以区分为程序性共识和实质性共识。程序性共识“是一种通过政党之间或政府与主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磋商和讨价还价以作出决定的意愿”；实质性共识“是指两党或多党之间在意识形态取向上的重叠，表现为它们根本政策目标上的一致”。就战后西欧的实际状况来说，共识政治主要表现为在左右翼意识形态距离缩小的条件下，通过政党之间有节制的竞争和有条件的合作所形成的政策趋同。共识政治突出的不是选民在政治过程中的利益表达，而是获得选民支持的执政党的政策输出。在近代西方的流行话语中，共识长期以来意味着不存在冲突的全体意见一致。随着工业社会阶级分化的加剧，特别是各种群众性政党的兴起，从冲突中取得同意的“多元主义共识”开始取代“全体一致共识”。战后西欧形成的共识政治，同样反映了在不同观念的竞争和融合中获得政策趋同的意义。共识政治并不等于利益冲突的消失，而是表明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立场的差异，左右翼政党仍然能够实施符合多数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这种政治共识直观上表现为，左右翼政党领导人追求稳定性、连续性的社会经济政策，带有精英共识的显著印记。在精英共识的背后，还隐含着普通成员追求政府再分配的社会共识。正是由于左右翼政党的政策倡议回应了社会范围内的利益诉求，基于精英共识和大众共识互动所形成的共识政治才能得到有效维系。

在政治发展的历史上，任何稳定的统治秩序都需要不同程度的社会共识作为前提，这是国家权力获得正当性支持和有效性执行的条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共识政治的显著特征在于，它是大众民主时代左右翼政党既依据意识形态动员社会阶级支持，又超越狭隘阶级目标行使执政权力的政治模式。代议民主中的政治共识可以区分为多个层次：在共同体的层次上，认可政治自由、公民平等的价值共识；在政体层次上，接受游戏规则的程序共识；在政策层次上，处理公共事务、分配社会资源的决策共识。参照此种分析逻辑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认为，西欧共识政治的形成和维系，有赖于国家、政党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衔接。在民族国家权能扩张的条件下，左右翼政党依据共同认可的选举程序竞争领导权和制定趋同的公共政策，是建构共识政治的基本条件。

首先，民族国家的重建及其权能的扩张，是建构共识政治的政治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阶级依然是社会分野的基本依据，左右翼政党也主要借助阶级话语进行选民动员。但在全球范围的反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下，西欧各国政党政府的注意力重心日益集中于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如何有效地运用国家权力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复兴，成为左右翼政党共同面临的问题。民族主义情感的上升和资本主义消极后果的体验，是共识政治形成的社会心理条件。民族主义情感的上升，促使人们超越阶级分化的现实，“要求企业主、经理人员和工人之间有一种新的伙伴思想”。国家对经济秩序的调节性干预，有助于普遍地改善国民的社会状况。而资本主义消极后果的出现，促使人们意识到自由主义经济既可以是财富增长的推动力量，也可能是消解社会团结的破坏力量。在经济资源高度不均衡分布的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市场波动中滋生的极端主义社会运动，将会瓦解以公民参与为特征的民主政治。自由资本主义对社会阶级的分化效应，不仅导致民主政治的失灵，它还使维系市场秩序所必需的政治稳定、劳动力供给等基本条件不复存在。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体系自身局限性的认识，批判放任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在重建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的环境中，政治精英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经济再分配之间的相互依赖。受到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才能够可持续发展，并真正服务于民族成员的公共利益。这种来自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精英共识，促使政党政府针对国家治理活动，采取现实主义而非教条主义的理性态度。

其次，主流政党角色地位和社会观念的调整，是建构共识政治的组织条件。左右翼政党虽然存在阶级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但有资格合法竞争领导权的事实，使其分享了成为潜在执政党的共同身份。当囿于政治力量不足而只能处于在野位置时，没有执政责任压力的政党有可能向选民做出过度承诺，通过激进的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动员。而当政党的选举竞争力不断提高并拥有合法执政的机会时，它需要超越单纯的阶级视野，从执政党的公共身份出发制定政策。在预期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大党不能持极端的立场”。由于左右翼政党均有机会获得执政党的地位，所以二者倾向于弱化意识形态的激进色彩，并寻求建立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的共识。共识政治的形成源于左右翼政党在选举市场中的竞争性互动，即左翼政党认可了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右翼政党顺应了福利资本主义的现实潮流。福利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平衡，它还反映了主流政党对于社会性质认知的改变。与放任主义者认为社会由具有个人主义精神的利益主体组成不同，具备现实感的政党政治家逐渐将社会理解为相互关联的“有机体”。通过政府干预调节市场交易和实施资源再分配，福利资本主义发挥了强化社会团结的功能。左右翼政党采取相向而行的政策立场，从体制上压缩了激进主义的空间，并为政策共识的达成提供了组织保障。

最后，社会阶级共同获益，是建构共识政治的根本条件。从国家、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审视，西欧共识政治的形成，主要源于保障工人阶级等劳动者权益的福利制度建设，它将资本主义市场嵌入社会保护的网络中。对于左翼政党而言，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非接受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随着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不再单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理解阶级斗争的内涵，而愈发关注分配关系对于阶级调和的政治意义。具有效率优势的资本主义市场，本身成为创造再分配所需资源的重要保障。共识政治能够表现为相对稳定的制度化形态，有赖于福利资本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消解了劳工阶层对于雇佣关系的敌视。在战后西欧的政党政治中，人们可以发现看似悖论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左翼政党“社会主义修辞与其温和主义实践之间日益强烈的对比”。一方面，左翼政党以社会主义标榜自身的政治位置，并使用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动员选民；另一方面，执政的左翼政党往往选择温和化的政策设计，避免采取激化阶级矛盾的政策立场。左翼政党显然并未放弃意识形态话语描绘的政治理想，但此种理想图景被推向了未来世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消费社会形成的背景下，参与领导权竞争的左翼政党“必须关心工人福利状况的直接改善”。改善劳动者群体的当下福利状况，成为政党优先考虑的现实问题。社会成员对于共识政治的支持，并不等于否定现有的阶级身份，而是因为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国家管理职能的扩张，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只有当基于精英共识推动的政治变革受到社会成员的支持，并经受选举市场的检验后，共识政治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共识政治是民族国家权能扩张、政党行动策略调整和社会阶级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行动主体，政党具有特定的阶级基础和意识形态传统，这使其具有彼此不同的政治定位。从政党所处的外部环境看，各国兴起的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建设潮流，又要求政党避免意识形态冲突对社会改革进程的阻碍。在选举制度的规范作用下，共识政治是政党竞争领导权和代表阶级利益诉求相互均衡的表现。围绕共识政治的性质问题，我们有必要回答的疑问是：既然基于意识形态动员的选民联盟依然是政党体制稳定性的社会基础，为何又会出现左右翼政党意识形态距离相对缩小的共识政治？也就是说，在战后西欧共识政治的形成过程中，同时出现了选举阶段意识形态话语差异和执政阶段政府政策趋同的现象。造成这两种现象并存的关键原因在于，左右翼政党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温和化或趋中化调整。左翼政党温和化的动力在于，单纯依靠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并不能实现竞争领导权的目的，有限度的跨阶级动员是合乎理性的选择。此外，取得选举胜利并获得执政权的左翼政党，需要从国家全局利益出发管理公共事务。这些客观情况，都要求左翼政党相对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寻求包括部分中产阶级选民在内的社会支持。在竞争性选举的制度环境中，左翼政党顺应民主化潮流建构选民联盟，同样会迫使右翼政党接受符合社会中下层利益的政策纲领，逐步向中间立场移动。在左右翼政党的相向运动中，右翼政党主动接近左翼政党的幅度要大于左翼政党接近右翼政党的幅度，左翼政党处于国家权能扩张中的有利位置，“右翼吸收了左翼的许多理念和政策”。正是因为代议民主制下社会主义理念对政党政治的强有力渗透，战后西欧的政治共识通常又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带有“社会主义妥协”的特征，所以本质上是一种“中左共识”。战后西欧总体上表现出共识政治的色彩，但由于国家能力的强弱和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同，共识政治的社会形态表现出国别差异。

三、共识政治的政党实践模式

共识政治是一种以达成共享目标为导向的制度运行状态，它将左右翼政党之间的冲突定位于具体的决策和管理问题。共识政治“只是程度与方法上的争论，而不涉及原则”。在西欧代议制政府变迁史上，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是合法反对权的确立。政党行使的合法反对权，为遭受政治排斥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了组织化渠道，并从制度上扭转了“独占代表权”的不合理现象。随着代议民主制度的重建和巩固，体制内政党的合法反对意味着忠诚反对。基于国家利益和体制忠诚的合法反对，为政党依据公开程序竞争领导权创造了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共识政治表明，政党竞争固然可以实现领导权的和平转移，而持续推进社会建设和公共治理，需要左右翼政党之间的谅解与合作。共识政治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代表权的分配，而是代表性的建构，即通过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回应社会成员的诉求，从政策效能上夯实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政党选举动员能力之外的国家治理能力，成为共识政治可持续运行的当然要求。

围绕国家公共事务的治理活动，西欧共识政治的政党实践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以英国为代表，表现为轮流执掌政权的左右翼政党，连续性地推进政策目标；另一种以瑞士为代表，表现为参与联合政府的左右翼政党，相互协商制定政策。英国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工党和保守党围绕混合经济、福利国家以及劳资关系等问题达成了共识。从1945年到1974年，英国总共出现了5次政党轮替，住房、教育、就业等社会经济政策总体上保持稳定，奠定英国战后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艾德礼政府只存在6年，而‘艾德礼共识’却延续了30年”。以国家调控市场为特征的社会政策改革，并没有随着选举形势的变化出现急剧调整。斯克徳等人甚至认为，“到了1951年，要返回到30年代的社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福利国家已为公众接受；充分就业成了共同目标，两党对战后世界的看法已经趋于一致······如果说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分歧的话，那么这些分歧与他们的共同点相比，也是无足轻重的”。诸多政策虽然由工党政府或保守党政府推动实施，但在调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并未凸显出激进化的党派性烙印。

与英国实行的议会内阁制不同，瑞士实行委员会体制。1959年，在社会民主党放弃全面国有化主张、转变为体制内改良型政党的条件下，瑞士组建了主要政党共同执政的大联合政府，并以比例制的形式确定了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联邦委员会中的名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政治冲突主要围绕社会经济维度展开，左右翼政党的政策聚焦于经济再分配的范围及其限度。而在瑞士这样的多元文化国家，语言、宗教等文化冲突占据显著位置。如何消解错综复杂的文化冲突、建构具有代表性的共识政治，是瑞士民主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瑞士共识政治的代表性建构，首先源于大联合政府的冲突消解机制，它将议会中的主要政党吸纳为联邦委员会中的执政党，通过共享执政权消除反对党。其次，瑞士共识政治的代表性建构源于大联合政府的政策协商机制。联邦委员的选举虽然具有党派背景，但他们并不以党派身份参与集体协商。对于集体讨论后制定的政策，联邦委员不得表示公开反对。从中可以发现，无论是瑞士的政党联合模式还是英国的政党轮替模式，它们都淡化或搁置意识形态冲突。政党体制所要协调的基本问题是可以谈判的资源分配，而非不容妥协的观念对立。除了以英国和瑞士为代表的两种典型模式外，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其他共识政治类型。例如，奥地利为了实现国家重建和经济发展，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超越传统的意识形态界限，携手组建长达21年（1945—1966）的“半永久性的联合体”。这些具有国别特征的不同的政治形态，无不显示了社会结构对于政党行为的约束，以及政党为适应选民偏好建构政策共识的努力。在国家重建和经济社会管理问题日益凸显的社会背景下，政党能力趋于取代政党性质，成为选举市场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围绕代议民主体制下的冲突与共识问题，利普哈特曾经使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区分了以英国为代表的多数民主和以瑞士为代表的共识民主。在多数民主中，统治权集中于选举获胜的多数派政党，失败的少数派政党只能成为无法分享权力的反对者。在共识民主中，多数派政党与少数派政党共同组建联合政府，通过包容性的权力分享，建构广泛的政策共识。利普哈特从制度类型的比较分析中得出结论：“多数民主模式是排他性的、竞争性的和对抗性的，而共识民主模式则以包容、交易和妥协为特征”，共识民主“能够代表更多的人、更广泛的利益”。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的区分，试图表明诸如英国这样的两党制国家，在政治代表性和治理有效性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与利普哈特的判断形成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客观现实却表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共识政治同样能够出现在实行多数决定规则的两党制国家。其中的原因在于，虽然制度结构影响了政党之间选择合作或对抗策略，但制度所处的社会环境发挥了更为基础的作用。在人民普遍期待社会改革的背景下，即便是意识形态定位迥异的左右翼政党，也只有通过顺应主流民意才能合法执掌领导权。获得多数甚至只是相对多数选民支持的政党，为了巩固、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同样会从行动上超越意识形态的狭隘性，尽可能维护大多数国民的现实利益，正如政治学者萨松所说的，“在空洞的对抗言论背后······存在着一种共识政治”。战后英国等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反映了左右翼政党对于民众诉求的共同回应。

西欧共识政治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左右翼政党基本价值观念上的重合，而只是在政策输出方面的趋同。虽然左右翼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仍然保持较大的差异，并分别拥有价值倾向不同的选民基础，但左右翼政党在选举和执政过程中的互动所建构的政党体制，能够吸引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以英国为例，1950—1970年间，工党和保守党的总得票率从未低于87.5%，两党获得的下院议席的比例从未低于98%。再以联邦德国为例，1953—1976年间，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总得票率长期保持在85.8%以上，在1972—1976年甚至超过了90%。政党体制的广泛代表性，是主流左右翼政党长期处于中心地位而反建制政党只能据守边缘位置的真正原因。在共识政治时代，发展国家经济、深化社会改革的共同任务，塑造了左右翼政党的实用主义风格，推动了符合主流民意的政策趋同。

四、结语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代议民主的重建和运行中可以发现，政党对于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政党主要代表特定阶级的利益不同，基于左右翼政党互动形成的政党体制，吸纳了阶级分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性诉求，促使政党政治具有跨阶级整合的功能。获得社会共识支持政党体制，形式上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党体制的公共代表性意味着，即使社会成员存在职业、教育、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他们都能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对于曾经遭受排斥的工人阶级而言，选举程序的包容性和政党政治的代表性，使其产生了体制内的身份认同。社会成员的理性选择不是响应激进主义动员，而是接受主流政党的领导。从政党政府的统治中改善自身的权益状况，已成为社会关切的首要目标。特别是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提高了劳动者抵御资本主义风险的能力，市场收益之外的社会福利保障，为劳动者及其家庭提供了可预期的安全感，从而弱化了阶级分野对于政党体制的渗透，从整体上压缩了反建制力量的生长空间。

根据代议民主的制度逻辑，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连接的维度上，发挥着将公民诉求传递至政治领域的中介作用。但从代议民主的实践逻辑中可以发现，政党并没有将自身限定为被动的连接工具。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政党是选举组织者、政策引导者和议程设定者。针对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的平衡关系问题，政党成长为富有自主性的体制化力量。虽然左右翼政党在领导权竞争上相互冲突，但紧紧围绕经济议题展开竞争显然符合二者的共同利益。主流政党只要将议程设置集中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左—右维度上，现有的政治秩序就可以长期维系，潜在的反建制政党就难以发起挑战。各种社会利益冲突，都将在政党政治的整合作用下，寻求合法可控的解决方式。既有的政党体制，也就可以继续标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而一旦社会结构变迁中产生新的议题，特别是涉及文化冲突的价值观议题，共识政治就会丧失自我维系的原有基础。主流政党整合能力不足导致的代表性危机，将为反建制政党的崛起提供机会，导致政党极化的出现。

当前相关研究主要从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主流政党的政策趋同和激进右翼政党的舆论煽动是全球化背景下政党极化的重要原因。学者们倾向于关注特定选举周期内主流政党和激进右翼政党力量对比的变化，揭示短时段的策略选择对于政党极化的影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政党实践的长时段分析则表明，政治共识本身是主流政党表达和整合利益诉求的基本条件。正是因为左右翼政党在价值理念、选举程序等方面拥有共识，相应的政策设计才能展现出高度的代表性。共识框架规范了政党竞争的范围，保障了代议民主制度免受政治激进主义的挑战。西欧共识政治对于反思当前政党极化的启示就在于，政治共识并非单纯统治集团内部的精英共识，它还需要维护各阶层的现实利益，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和广泛受益是政治共识的内在要求。在公民社会出现利益分化甚至价值观冲突的条件下，主流政党的现实选择不是无视或排斥各种新议题，而是通过政治回应扩展社会基础。同时，主流政党做出的有效回应，还能够缩小反建制政党对诸多议题的操纵空间，避免社会裂隙被放大为难以调和的政治鸿沟。

高春芽，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第86—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