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4 次 更新时间:2022-02-06 21:18:55

进入专题: 中国道路   历史延续性   制度化   农耕文明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道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其鲜明的特点是历史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而延续性的主要力量在于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与西方中心主义和“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范式不同,在比较中发现中国的分析范式将中国与同一时空下的世界相应国家进行长时段比较,以发现中国道路历史底蕴中的积极元素,否定长期流行的中国停滞论。从世界历史进程看,推动创造出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农耕国家内部。这种动力不是那种瞬间的“爆发力”,而是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化动力,主要包括自主性的家户农民、内生性的政府能力和调适性的国家治理。中国发展在“持久性变革”主旋律之外,也有不可忽视的“周期式变动”的副线。其深刻的根源同样隐藏在农耕国家的内在基因之中,包括制度粘性、官僚惰性和权力任性等。历史延续性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创新性革命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并由此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尽管这一道路仍然是未了的接力过程。

   关键词:中国道路 历史延续性 制度化 农耕文明

  

   中国由衰到强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转变是突然爆发的,还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如果是前者,其兴也勃,其衰也忽,不可持续;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中国基于长期历史积淀,抓住了重大契机而崛起,其崛起具有历史的延续性,是可持续的。与中国崛起相伴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这不仅有改革开放之前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基础,也有再往前的中华文明进程的历史底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只有充分理解中华文明进程的历史根基及其曲折进程,才能充分理解中国人民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实现中国崛起的伟大意义。中国道路的鲜明特点是历史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而延续性的主要力量在于内在的动力与活力。长期的农耕文明历史为中国的现代化准备了基本的形式要素,一旦注入新的元素,便可迅速激发其活力,使古老的国家重新焕发青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因此,中国的“道路自信”不是一时陶醉,而是“来自历史深处和有深厚底蕴的自信”。当然,中国道路的延续性底蕴中也有回复性要素,仍需要继续寻求合理的变革加以延续。研究中国道路,需要建构新的分析范式,以“世界进程”为座标,以“长时段”为量度,在比较中重新发现中国,发现中国历史传承的积极基因及基因缺陷;发现中国道路的历史底蕴中包含的普遍价值、独特功能及其历史限度。

   一、重建范式:在比较中发现中国

   对事物的认识基于人的自觉。人的自觉受外部影响的刺激。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人生活在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中,尽管历经动乱、王朝更迭,但总是能够重新复活;尽管屡屡遭受异族统治,但终皆为华夏文明所消化。在这样一种态势下,中国人很难对自身进行反思性认识。直到19世纪,中国遭遇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才开始自我觉醒和反思。只是,这种反思更多的是对于无法抵制咄咄逼人的工业文明的一种自我批判,尚难对自身的历史进行正常的省思。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1世纪。

   近代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具有强烈的“俯视性”。当他们进入中国时,除了强烈的陌生感,还有着巨大的优越感。因为那时的中国与西方列强正处于“国运兴衰”和“文明更替”的时期。中国第一次遭遇比农业文明远为强大的工业文明挑战之时,正值数百年王朝的衰败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人在认识和发现中国时,具有国运和文明双重优势的傲慢,他们是以西方为中心来俯视中国的。“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包括德国)思想家认为中国社会及文化有可取之处。”这是历史落差形成的认识偏见。

   对事物的认识有其特定的范式。认识范式是包括思维、方法和话语在内的体系。当中国作为一种认识对象时,必然会形成相应的认识范式。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强盛和包括自认“落后”的中国也以西方为学习对象,居于主导的认识范式无疑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

   在西方,将近现代中国作为一门学科对象看待的开创者是美国学者费正清。费正清建构起认识和发现中国的视角,这就是“冲击—回应”模式。在费正清看来,近代以来中国的任何变革都是由于西方冲击引起的,并由此强化“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征”。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认识范式的形成有其客观原因,当时映入费正清眼帘的中国的确是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后来,他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能够以相对客观理性和平等的态度看待中国。这集中反映在他多次再版修订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一书之中。

   进入20世纪60年代,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范式受到挑战和质疑。其代表人物是美国新生代学者柯文,代表作是《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在柯文看来,费正清过度关注沿海地区,没有将中国的内陆地区纳入研究视野;将中国的变化都归之于“西方冲击”,没有能够从中国人的立场去发现中国,具有“西方中心论”的特点。柯文的认识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非殖民化的时代走向,但更多的是提醒人们充分认识非西方国家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并没有对费正清关于传统中国的停滞性和被动性的基本观点构成颠覆性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国外对中国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变化,甚至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一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认为中国的成就是因为接受了西方的价值,是西方价值又一成功的范例。这一观点只是“冲击—回应”范式的延续和扩展。一是以“北京共识”为代表,认为中国具有独特性,形成了中国模式,走出了一条非西方道路。这一观点注意从中国内部看中国,努力建构中国特色,是“在中国发现中国”观点的延续和扩展。

   以上两种观点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但其基本认识范式仍然没有超越前人,因此都很难更为充分和准确地认识和发现中国,由此出现了“范式危机”。造成这种“范式危机”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是跟随西方给出的议题。这反映了近代以来“文明更替”和“国运兴衰”的事实,特别是两者叠加,落后性尤其突出。而“落后就要挨打”意识更强化了国人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但忽视了对中国历史的理性分析,甚至形成“既然落后,传统都坏”的自我否定的历史观。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界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便与其对“落后”的感受和体认相关。

   但是,这一事实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正在迅速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而且形成“两种文明的叠加优势”,以致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正处于“发展乏力”时期。这一事实大大改变了近代以来中西方的“极度倾斜”格局,促使中国人以平常心态重新审视自己,由此建构新的认识范式。这一范式就是“在比较中发现中国”。

   比较是一种认识工具,它将不同的对象置于同一时空下进行比较,发现各自的特性。比较更加注重还原历史,而不是以今天度量历史,即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这种比较既没有文明叠加的傲慢,也没有国力反转的历史悲情,而是将不同国家作为同等的对象置于同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比较分析,是一种平等的对话。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

   当下是历史的延续。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道路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比较中发现中国”是一种历史比较方法,即将中国置于长时段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对比,从中发现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的历史底色和进程。发现中国决不能割断历史,割断历史就无法认识中国的由来;同时,发现中国也决不能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无法发现中国的长短。历史比较作为分析社会发展的方法,注重以下方面:一是社会发展的方式,是延续性,还是停滞性或跳跃性;二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来源,是内在的,还是外部的;三是社会发展的持续性,是制度性的,还是人为偶然的;四是社会发展的线索,是单线,还是复线或者多线。

   二、时间没有停止:农耕帝国的动力与制度基因

   在西方,尽管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以贬抑的态度看待东方中国,但黑格尔真正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来看待中国,而且更为集中地表达了以西方人为中心的中国观。在他看来,东方中国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是个“永无变动的单一”。“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就连马克思也表达过中国的“社会基础停滞不动”的思想。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只是一种学术表达。发展的停滞性可以说是处于现代化急剧变动之中的西方人观察中国的普遍结论,甚至论述古代中国的著作名称便为《停滞的帝国》。这一思想也影响到中国学界,其典型代表是20世纪80年代金观涛、刘青峰等人关于传统中国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论述。

   但无论怎样,有几个基本事实是不可忽视的。一是中国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GDP曾经占世界的80%),二是中国的帝国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三是中国丰富的治国学说具有世界性影响。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作为最为悠久的农耕帝国的历史中形成的。农耕帝国并不是简单的“停滞的帝国”。所谓“停滞性”是相对现代工业文明而言的。如果以今天一日千里的现代工业文明视角看,传统世界的一切都具有“停滞性”,甚至是“野蛮性”。所以,根据历史比较的分析范式,需要将世界不同国家置于同一时空下分析。根据这一范式,就不宜简单用“停滞性”来概括古代中国。事实上,推动创造出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农耕帝国内部,而且这种动力不是瞬间的“爆发力”,而是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化动力,主要包括自主性的家户农民、内生性的政府能力和调适性的国家治理。其精髓可以概括为:自由人、强政府与有效治理,并由家户制、郡县制与科举制三大制度支撑。它们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而且为中国进入现代世界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形式要素。

   (一)自主性的家户农民

   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自人类产生以来,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由此出现了三种产业:游牧业、农业和商业。在这三种产业中,农业是稳定性最强的产业,游牧业高度依赖大自然,商业主要是交换,自身并不生产产品。在物质并不充裕和交往受地域限制的条件下,商业的创造性作用较小。唯有农业,可以在固定的土地上反复从事生产,持续不断地获取财富。因此,在现代工业没有出现之前,农业是最具有先进性的产业。这也是古代中国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重要原因。

在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之前,世界出现了若干类稳定的经济社会组织制度,主要包括:部落制、村社制和庄园制等。部落制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经济社会组织制度,包括农业部落和游牧业部落。村社制和庄园制都是农业经济社会组织制度。这三类制度的共同特点是血缘共同体与地缘共同体的叠加,其内部具有突出的共同性,形成了人对人的依附关系;其外部具有地域的狭隘性,缺乏相互之间的联系。以上三种制度都与人类最初从原始状态走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徐勇(华中师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道路   历史延续性   制度化   农耕文明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371.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