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延缓判断与公平对待有争议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6 次 更新时间:2013-11-25 2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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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一、一个案例分析:延缓判断与反思批判式探究真相

  

  下面我想不惮费词地叙述一个案例,来观察与分析一种比较专业的“延缓判断与逐渐发现事实真相”的文化认知方式,以作思考的参考资源。这个案例出自一个香港电视剧《仁心解码》(TVB,2009),主角们是精神科的医生,也涉及病人们。这个案例不仅仅可以提供一种普适性的解决问题的工具理性,同时也提供一种广大有益的价值理性。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涉及到一种专业范畴,社会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的专业,用专业的精神参与政治,才有可能脱离唯政治斗争的方式去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路径依赖。这种方式既是专业的,也是普适于社会种种问题解决模式的,或者可以称作“反思的批判式的逐步探究真相之过程方法”。—— 细读必可以有许多启发,不妨耐心一观。

  一位年轻女子陈美娟,某日和母亲到超级商城购物,突然发生极具刺激性的幻觉,种种恐怖性断片视像在脑海里飞快闪回:黑夜,肮脏的楼道,性交易的灯箱招牌,一个男人在天台抓住电视天线在挣扎,然后坠楼身亡。。。于是陈美娟在莫名其妙的情绪幻觉推动下,发出凄厉的尖叫,跨过商城的围栏,要从10楼上跳下去。幸好母亲发觉,死命拉住,保安赶到,抢救下来。立即送医院救治。初步服用镇静药,沉睡过去。

  仁和医院精神科的医生们在详细询问陈美娟的母亲一些情况后,坐下来进行会诊分析。实习医生Nelson首先发言:陈美娟失眠,心情不好,体重下降,情绪低落,很明显是抑郁症。实习医生Martha说:她除了把自己隐蔽起来,更严重到要自杀,完全有了抑郁症的负面情绪。实习医生Leo说:不一定,因为她没有压力的诱因。据陈太太说,美娟今年24岁,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三个月前升为高级文员,跟妈妈住在一间已经供完的居屋,正在谈恋爱,她的男朋友现在去了英国出差,感情稳定,还打算年底结婚。这么看来,美娟无论是家庭、工作、经济以及感情都没有什么压力。Martha说:其实除了心理因素,还有生理因素。高立仁医生问道:什么生理因素?Nelson说:遗传基因啊,脑里面的化学传递物质失调,譬如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以多巴胺为例,多巴胺主积极和魄力,分泌失调的话,就会令人垮下来,全无心情,什么也不想做,就好像一个泄气的皮球。Leo答道:她的家人没有患精神病的记录,所以应该不会是遗传。

  高立仁医生发表主导性意见:美娟的近亲没有精神病,那她的舅舅、叔叔、表哥呢?升职不一定是好事,结婚也可能是压力的来源。虽然楼房供完了,但是有没有买股票、炒期指?还有那些迷你债券呢?你呀(指Leo),你和陈太太谈了多久?半小时还是15分钟?病人呢?有没有和她谈过?Leo答道:她还在昏迷不醒。高立仁说:这就是资料不齐全,病历不完整了。你们两个(指Nelson和Martha)更糟糕,只看病历就断症,这样跟瞎猜有什么分别?

  Nelson说:我们只是初步诊断,你问我们所以就如实作答。Martha说:高医生,那你觉得美娟是不是患抑郁症?高立仁说:她肯定不仅患抑郁症这么简单。Leo:为什么?高立仁说:应该你问自己和去问病人,而不是问我。不知道就去问,用不同的角度去问,问不到就再问,一定要找到最深的一层。找到根源最深的一层就是病源,找到根源才能解决问题。问得多,答案自然就会出现。

  经过一轮的再调查、询问病人以及她的母亲,医生们再次坐下来会诊分析。Nelson首先发言:美娟因为一个月前亲眼目击一男子跳楼而产生恐惧,不断想起以及做噩梦。我认为是“压力创伤后遗症”。高立仁提问: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证据支持Nelson的论点?Martha说:有。病人会逃避再到发生惨案的地方。美娟上班会经过深水埠,所以她不想去上班。Leo说:以前有一个案例,一个病人,因为被困在电梯里吓坏了,之后就整整三个月没乘电梯,只是上下楼梯回家,但是他的家在38楼。高立仁回答道: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PTSD,1980年才被列入心理诊断系统。本来是用来界定越战军人在退伍后产生的焦虑、睡眠障碍、闪回、噩梦、情绪低落等症状,但是现在已经包括一些经历天灾人祸的病人。Nelson接着说:例如南亚海啸、四川地震。很多生还者都有“压力创伤后遗症”。Martha说:既然找到病因,治疗应该不太困难。高立仁又提出问题说: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想不通:陈太太急着要女儿出院,但是她没提过跳楼的事。Nelson说:她会不会不知道,这两件事有直接关系?Martha说:又或者陈太太她很抗拒精神病,所以不想美娟留院。—— 高立仁对此不做任何回答。

  然后高立仁医生上网查阅一个月前的新闻,深水埠的地图资料,找到该男子跳楼的详细情况报道。亲自到达深水埠界限街11号现场调查。他亲耳听到街坊说:就在这一幢楼,前后发生过两桩跳楼事件。一桩是在15年前的1994年,另一桩就是一个月前。高立仁立即查阅历史记载,15年前某男子跳楼的报道,他思索道:美娟亲眼目击那个男子跳楼是在白天,但是为什么她噩梦中跳楼的时间却是在晚上呢?美娟的噩梦里有一个“北方玉女,请登三楼”的广告灯箱,但是现在大楼里并没有这样的灯箱。Leo调查发现:美娟15年前就住在深水埠界限街11号这一幢大楼的隔壁。查询美娟的病历,发觉美娟正是15年前,曾经头部受伤。当年即搬了家,转学。于是高医生去询问美娟,美娟回答,只记得头部曾经受伤,但是不再记得为什么受伤,也没有听妈妈说过受伤的原因故事。至于搬家、转学的原因,也毫不知情。

  接着召开第三次病情分析会诊。Martha首先提出假设:难道令美娟有心理阴影的,不是一个月前的事件,而是在15年前的那桩跳楼事件?高立仁说:我推断美娟应该是15年前亲眼看见那个吸毒者跳楼,因为当年她就住在那座大厦的隔壁。Nelson说:但是她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高说:因为她15年前曾经撞伤头部,所以引致失忆。高立仁让Nelson分析:我认为应该是“逆行性失忆”。很多时候都是发生在交通意外的伤者身上,因为头部受到撞击,脑部的海马体会受损,就好像一部电脑突然失灵,有部分记忆不见了。高立仁说:不错。美娟当年失忆,但是15年后,她再次看见有人跳楼,就像重新开启那部电脑一样,一些记忆就零零碎碎地重现了。大家都发出了“哦”的一声。高立仁说:慢着,这不一定是事实的全部。Leo接着说:其实还有几个疑点没弄清楚。第一,美娟在什么情况下撞伤了头?Martha接着分析:第二,她同一年搬家、转学,跟她的创伤有没有关系呢?Nelson接着也说:还有一件事,陈太太干嘛要隐瞒?美娟除了看见跳楼之外,还发生过什么事?

  

  就在医生们研究病情、案情时,陈太太闹着要带美娟出院,因为美娟反复询问母亲15年前她为什么头部会受伤,陈太太不肯讲,而执意要带女儿出院。于是高立仁让陈太太冷静,并引导进入办公室,直接询问她:1994年3月5日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陈太太嚎啕大哭,慢慢道出事实真相:15年前,陈太太的丈夫病逝,她便在深水埠住家楼下摆卖甜品。某夜,隔壁楼上有人点了甜品,她便让9岁的美娟送甜品给客人。女儿久去未回,她便上楼去寻。在楼梯上发现甜品撒了,一个有“北方玉女”字样的灯箱在闪烁,女儿却略无踪迹。于是径直奔往楼上。在天台看到一个醉酒的男人按着美娟在猥亵,撕破衣裳,行将强奸。陈太太操起木棍狠击那厮。那男人仓皇窜上天台边缘,一步趔趄,摔出楼外,急切间抓住伸出的天线杆,在空中晃荡。却说陈太太解救女儿,美娟惊恐万状奔下楼去,正站在当街上,看着那个男人抓住天线杆在晃荡,然后惨叫着直坠下来,沉重地摔在面前,血溅满地。美娟吓得往后便倒,仰摔在街上,头破血流,不醒人事。入院后照出头部有血块30cm,没有动手术。出院后即离开深水埠,转学。渐渐忘记前事。

  知道了病源真相后,医生们开始了心理治疗。但陈太太拒绝治疗,认为再揭出伤疤,会带来痛苦记忆。高立仁告诉陈太太:一天不解除美娟的心理阴影,没有人可以保证她以后会不会再自杀。认知和行为的治疗,是最好的治疗。美娟说:那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高立仁给她开导说:人面对恐惧和创伤,会有两种反应,就是Fight or Flight,战斗或者逃跑。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遇上一个贼,战斗就会令你的肾上腺素飙升,呼吸急促,肌肉收紧,准备抵抗,应付你眼前的难题;但是相反,如果你很害怕,负荷不了,你很可能会突然晕倒,甚至失忆。美娟说:你的意思是。。。高医生说:不错,你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和震撼,你会觉得很害怕,很痛苦,很无助。美娟说:我不想知道。Leo说:你不想治好你的病吗?美娟说:我不知道。高立仁说:逃避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压力创伤会导致长期抑郁,如果不尽快释放你心中的负面情绪,只会令你的病情更加恶化下去。Leo说:不如我们试一下乐观一点。你看,其实今天天气很好,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屋子里面,没有走出来的话,那怎么能感受得到呢?只要你肯面对,每一天都会有阳光。

  

  整个医疗组带着美娟回到旧居,一步一步观察,细心注视,唤起回忆。所有恐惧的往事全部完整地回到脑海,美娟在天台全身震颤,脸色煞白,哀哭连连,高医生一直鼓励她:你已经24岁了,你不再是9岁的女孩。那个坏人已经死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已经长大了,一切都是安全的!—— 美娟最后终于平静下来。她的“压力创伤后遗症”终于渐渐消除了。

  读完上述的一个案例分析之后,人们或者会有嗤之以鼻的反感:呸,这是电视剧的故事,你就当真了?放心,香港有一类电视剧,背后的专业性有足够坚实的科学基础。叙事作品的社会价值就是它比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还要有逻辑性和广大的普适性,值得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学习。王尔德说:“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其案例肯定有类似的实践范式。尤其它的专业方法论,完全经得起相关学术的考量。这个案例究竟值得我们借鉴什么呢?剧中另一位医生连志森对实习医生们说:“研究案情跟看病一样,千万不可以有预设的立场。没有充分的资料,就不能胡乱断案!”在一开始的时候,实习医生们或者只是依据初步获得的有限、片段资料,就仓促得出结论;或者只是依据一般的医学理论,作定理演绎推理得出结论,但是却没有任何的临床证据;或者期待获得导师的权威判断结论,为案例做定性,却忘记了如何在调查研究的临床实践中去获取全部详尽确凿的材料证据。据此,高立仁从方法论上教导他们说:“应该你问自己和去问病人,而不是问我。不知道就去问,用不同的角度去问,问不到就再问,一定要找到最深的一层。找到根源最深的一层就是病源,找到根源才能解决问题。问得多,答案自然就会出现。”整个治疗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侦破案件”的还原程序。在一次一次的调查、研究、分析、合作过程中,医生们其实不仅仅是在做医学研究,更是在做社会学和人的精神史的深度追究。反复向病人、向其亲属、向历史、向自己、向合作者提问探究,是揭开疑惑、谜团的唯一方法。

  假如把这种态度和方法应用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观察和探究,延缓判断,学会反思批判地认知事实真相,让社会问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免于即时参与的评论,免于轻率的表态,而通过全面了解详情和反思批判式的思考之后,再发表你的意见,而不是用我们习惯了的政治斗争之思维定势去看问题,如此,在今天这样一个激烈和复杂的社会问题频繁爆发的时代,我们会可以变得理性很多,同时会较容易地走向现代性一些。当我们普遍具备了有共识的公共理性之后,我们会同意:“改革”和“改良”一定会比“革命”更适合一个复杂性的社会实践。

  

  二、一个课程训练:公平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与合作的民主

  

  其实,延缓判断和反思批判式地探究真相,也是议会民主的辩论形式,另一层意义在于为了公平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与合作的民主。美国最早的议会民主典范模式就是1787年的“费城会议”,当大州和小州之间不能达成代表制比例的同一意见,还有很多制宪分歧不能达成统一结论时,华盛顿等主持会议者采取的办法便是无限期地延缓争论,一直到大家寻找到合宜的制度形式:众议院按人口比例代表制和参议院按州平均代表制;那些取得了制宪会议高度一致的看法,就写成宪法中的刚性条文;那些取得大致相同意见的观点,就写成宪法中的柔性条文;那些达成初步共同意向的部分,就留下今后继续发挥的余地;而那些实在达不成统一的问题,则干脆只字不提,暂付阙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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