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隆:“谣言”是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8 次 更新时间:2013-10-17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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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隆  

这篇文章耽搁了好久,酝酿来酝酿去,可掏出肺腑以见日月的话不多。最终决定回到最根本的问题,追问:“谣言”究竟是什么?

我们其实终日生活在谣言里,信息越爆炸,教先前炸出的空地固然多了,溅起的烂泥碎石也多了更多。只是这些垃圾,能真正造成民众情绪动荡的不多,而民众对谣言的反映更可看作一种集体的历史意见。——相同的一套话,几十年前或许没什么破坏力,相反很容易被戳穿;放在今天则被严重盲信,你去戳穿的话,还从天上掉下一顶铅锤似的帽子,“五毛”、“五分”、“带路党”……

比起造谣,我更疑虑的是为什么人们——即中国网民,中国百姓,会相信那些谣言。在此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两段话。其一,“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但后来的事实,却大抵证明了这断语的的确。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谣言只可能在多疑的土壤里生根,而在多疑的空气里发芽、成长。在一群认死理的民众中间,谣言是透不过去的。从“积极”的一面说,传谣、信谣,本于人心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接近无政府主义的,不受什么像样的拘束。

在此我们要牵出另一个问题:人心里起码有两种自由,即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自由。不自由的自由,好理解,它服膺于一定的公共前提;自由的自由,说句难听的,是人兽性的一面,不可能被消弭,只好去尽力拘束它。不自由的自由是有其历史的变迁的,这个我们都好理解,毕竟公共前提在不停地变;自由的自由几乎不受时间的触动,原始人之间互相折磨的伎俩,到今天仍不时听说。谣言,起码有一面是自此“自由的自由”的,即不希望别人好,唯我独尊。所以凡是不伤及我而令别人不好了的谣言,容易被传播、盲信,“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这类造谣、传谣,携带着巨大的兽性的快感,是你难以规劝,更难以理智消解得了的。——很简单,人们在盼着他人出事,所以愿意相信他人果真出了事。

回到鲁迅先生的那段话,“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几个“公知”的倒掉,无非是这点原因。怀疑是可以的,没有依据的怀疑甚至都可以容忍。但怀疑未到家,断语就先到家了,则极不负责任。先入之见既在,令他们所有的怀疑都值得怀疑。待那些断语被戳穿其伪,民众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怀疑不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参考黑格尔《小逻辑》中“感性-知性-理性”的三段式,一些公知的怀疑只是刚刚越过了“感性”——多数民众所处的精神阶段,而将将到达“知性”的边缘。知性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并不可能达到对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认识。从感性的具体到知性的抽象,这是一大步。但必须由理性引渡而再回到具体中去,亦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中提出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王元化先生在《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一文中进一步分析马克思的这个方法,归结其为三个阶段,并以其印证黑格尔的三段式:第一阶段,“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开始”(即指感性);第二阶段,“分析的理智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规定”(即指知性);第三阶段,“经过许多规定的综合而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即指理性)。——我们反观这些倒掉的公知,其毫不冤枉的一面在于他们中没有一人到达理性的多样性统一,舒服地躺在自己偏狭的知性和网民、百姓的多疑、无知里,被这种带毒的天鹅绒奉侍得越发骄纵。

另一面,我们必须承认。能把“理性意见”在诸如微博这种表达的局限性很大而传播的扩散力极强的平台上“晒”出来的难度极大极大,据我看,那根本还不是一个坐下来心平气和交流的地方。“理性意见”相比民众深心里“自由的自由”,是以卵击石。从时间上,“理性意见”亦有其不断变迁的公共前提、知识前提,而人性里兽性的前科是永在——不曾沧桑过的。“谣言”到底是什么?根据鲁迅先生的话、黑格尔及马克思的论述,我倾向于定义它为:在多疑的思维环境、话语环境中,任何未及理性妥善整理过的传言。

鲁迅先生的第二段话更其有名,“假如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 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我们已见证那些“大人物”的倒掉,又听了多少“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

我们可好好研究为什么“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会引来人们的围观。一方面,中国人自己的问题,“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另一方面,人的共同问题,或曰共同困境。

最早关心谣言社会机制的心理学家威廉·斯登发现:当人们在口耳相传一个故事的时候,越到信息链的末端,故事就越简短,最后成了一句概括语。——即那鲁迅的表述里惹人蹲着看的吐沫。试想:如果人们把他吐、蹲下、煞有介事地不吭声等一套细节看全了,还有多少陪他一起蹲下看的雅兴?斯登的学生,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与另一位心理学家合著的《谣言心理学》一书中用实验证实了斯登的看法,他们指出,在经过五到六次的口耳相传后,70%的最初叙述细节会被丢失。他们还总结了传言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单调,也就是细节的丢失;第二是突出重点,就是只拣特定的细节来说;第三是消化,就是传谣者对信息的主观理解使消息发生变化。——那个一群人蹲下看吐沫的例子,就是比较典型的“单调”。单调到连突出重点也不必。可现实中真正的谣言是有重点可突出的,即所谓 “标题党”。——其实,问题的加总是人群在面对信息、选择信息时不幸的短视、偏见,以及上文所述的对“自由的自由”的本能向往。参加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里的观点,网民乌合在一处,由于彼此间信息的隔膜及沟通的便利,更容易形成一种自动的降低判断力、逻辑思考力的机制。

话外之话,是我的一些困惑。在我看,很多谣言是很容易说清楚的,只要相关专家或当事人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有理有据地站出来,“雷锋”也好,“郭美美”也好,就不会闹到现在这种样子。为什么该解释清楚的时候不站出来?社会心理学家玛丽安·艾茵姆说:害怕流言惑众是因为不相信或低估民众对信息的思考力。一个人对传言感兴趣,往往是因为他已经察觉到某些事情有些可疑,所以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多疑又包含两个方面:民众对民众的多疑,张三说的李四不信;民众对公权力的多疑,领导说的张三、李四都不信。后一种多疑为何如此顽固,以致在公益之类涉及民生的领域,处处“塔西佗陷阱”?那就得看中国社会公权力的来源。在此不详说。

为什么没有人干脆出来解释清楚,取消了张三、李四的质疑?事实上,不断的有人在解释,不论专家还是官员,但张三、李四面对那些论据仍然不信服。中国民众和公权力之间是彼此不能直视的,民众既看不真切,自然有理由觉得它可疑,“权力不透明”会引起巨大的权力寻租的嫌疑;而公权力也不怎么看得见民众,就时时低估民众对信息的思考能力,以致某些官员说一些“混账话”而以为老百姓不会有意见。——在此机制中,解释是无效的,因为那层“隔膜”始终在,不过塑料纸的两面分别沾满激辩的口水。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里有一文《隔膜》,说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

至于目前国家采取的打击网络谣言的态度和举措,我认为是办法,但不一定有多好的效果。根本上,以文明压抑人心中对“自由的自由”的向往,而公知那边能到达理性的阶段,培养他们的读者习惯理性的表述。中国的很多读者很可怜,没见过什么好东西,烂菜叶子也匆匆下锅。再表层一点的,权力运行如何逐渐透明?还是那句话:发现问题固然难,如何做很难很难。需要超凡的智慧和妥当的手段。

在人人不讲实话的社会,谣言作为谎话的一种,处处是它的战壕、碉堡;在上下相欺、普遍缺德的社会,谣言的子弹更不管谁是“自己人的队伍”。

写于英国Swansea新居

2013年9月1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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