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亦鲁:假新闻: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1 次 更新时间:2021-04-28 10:17:31

进入专题: 假新闻   谣言   网络规制   平台责任   表达自由  

左亦鲁  

  

   摘要

   假新闻是近年全球范围内的火热现象。它之所以会在2016年前后爆发,有技术、心理、经济和政治社会学四方面的原因。对假新闻进行治理,应从假新闻生命周期的三个关键主体——制造者、消费者(公众)和传播者(平台)——入手,综合运用法律、技术、市场和规范手段。改革以美国《1996年传播风化法》第230款为代表的第一代互联网立法对平台责任的规定则可能成为其中关键。此外,打击假新闻与经典表达自由原则和理论间存在张力,真治理假新闻同样需要一场表达自由的再平衡。

   关键词  假新闻  谣言  网络规制  平台责任  表达自由

  

   导论

   “假新闻”(fake news)是一个热词。近年来,在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香港“修例风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及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等事件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当人们谈论假新闻时,他们指的是什么?假新闻与传统的谣言有什么不同?它为何会在近年——特别是2016年前后——突然爆发?对于假新闻,是否存在有效的规制手段?治理假新闻的难点和痛点又在哪里?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初步回答。

   首先对假新闻进行概念上的限定。本文所讨论的“假新闻”,包含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假新闻应聚焦存在主观故意的假信息。假新闻涉及的信息可以被分为“假信息”(disinformation)和“错信息”(misinformation)。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存在主观故意,后者则指因疏忽或过失导致的不准确信息。有观点认为两种均应被纳入假新闻,但也有观点认为只有“假信息”才属于“假新闻”的范畴。本文采取后一种立场,认为对假新闻的讨论应针对假信息。

   第二,讨论假新闻的主要语境是互联网。假新闻并不是全新事物,自古以来各类谣言、19世纪末的“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街头小报上充斥的“垃圾新闻”(junk news)和“伪新闻”(pseudo-news)均可视为其前身。但本文并不是针对谣言的综述或历史研究,而是关注假新闻为何会在近年突然爆发。换言之,本文锁定的是互联网、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背景下的这波假新闻爆发。

   第三,鼓动(propaganda)应被纳入讨论。按照传统新闻传播学的观点,传统新闻伦理强调客观、中立和基于事实的报道,“鼓动”却主观和立场鲜明。目前不少研究已将“鼓动”划归为假新闻,甚至有观点将“鼓动”等同于假新闻。本文并不认为鼓动就是假新闻,但在对假新闻的讨论中,鼓动应被纳入其中:一是因为给对方的鼓动扣上“假新闻”的帽子,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话语。换言之,“鼓动”已经构成了今天围绕假新闻种种话语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二是在传统媒体衰落、新媒体和自媒体崛起的今天,客观报道与主观评论、新闻与鼓动,两者间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姑且不论是否可欲,强行区分两者在现实中已变得不太可行。

  

   一、为什么:假新闻的技术、商业、心理和政治社会学基础

   (一)技术原因:深假技术和网状造假

   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是假新闻近年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深假技术(deep-fake)和网状造假,它们从制作和传播两方面极大地提升了假新闻的欺骗性。

   从制作上看,传统造假主要依靠文字,即便有时辅以造假的图片,也多以静态为主。但近年各种深假技术出现,其通过“换头术”、真声模拟等手段,使假新闻以视频和音频等动态方式呈现,而音频和视频明显比文字和静态图片更具欺骗性。过去制作一则政治谣言只能通过“编故事”,但编一个“好故事”并不容易。而且由于文字造假门槛极低,人们对文字信息的信任度也相应降低。因此即使编出了“好故事”,也不是那么容易骗到人。但如果假新闻是基于公众人物某段真实讲话或会议视频,再通过深假技术合成高度逼真的画面和声音,欺骗性就会大不一样。如果再考虑到公众人物已经有大量视频和音频流传在网上,以这些资料为语料库进行模拟和机器学习,会让假新闻不仅在声音和图像上接近,甚至连语法、措辞和表达习惯都跟真人更像。对一般人来说,识破这种动态画面和声音结合的深假新闻难度是非常大的。

   更进一步,“深假”技术并不满足于制造一个孤立的假新闻,而是编织一张巨大的假新闻网络。这些年经过各种假消息和“剧情反转”,网民对于初级假新闻已经拥有一些基本的警惕。在日常对话中,人们常会说“网上说XXX”。在一定程度上,这表明网民已经把“网上”标记为一个独特的类别,它除了代表消息的来源,也隐含着对此类消息可信度相对较低的一个判断。换言之,“网上”的消息应与传统媒体的新闻区别对待。我们可以称之为“最低限度的怀疑主义”。在这种“最低限度的怀疑主义”之下,当面对来自网络的消息时,至少部分人会去对真实性——比如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引用的文章、报道和数据等——做一些最简单的核实。

   但新一代假新闻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除了制造一个“点”,更会同时编织一张“网”。除了编造作为“原点”的那条假消息,它还会制造一系列相互佐证的“假证据”。为了抹黑甲,假新闻会说甲之前就有一系列不良记录曾被媒体报道过,造假者会附上已经做好的假网站和假报道的链接,或声称自己的假消息是来自某外国媒体,而内容、语言、版式都已经做好的假网站或“截图”早在那里等待人们去“检验”。同时,大量水军和机器人(bot)会去转发、评论这些辅助性的假报道、假网站和假证据,进一步增加可信度和覆盖面。

   将制作和传播结合起来,种种“深假”技术首先让作为“点”的假新闻变得前所未有的真。在接下来的传播过程中,之前的“点”会变成“网状”的假新闻。这个织网的过程并非简单只是覆盖面的扩大,而是通过各种假证据、假链接、假转发和假评论带来可信度的增加。因此,新技术对假新闻的帮助不只体现在网越织越大,更是网越织越密。

   (二)心理和认知原因:从个体到群体

   假新闻在近年爆发的另一原因来自心理和认知。现有大量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表明,虚假、误导、偏激的信息更容易在人群和网络世界传播。

   从个体的角度,锚定效应(anchoring)表明最早接触的信息会对人们的判断造成极大影响,即使后面出现新信息也很难让人做出改变和调整。这意味着如果人们一开始接触的信息就是假新闻,那么这种“第一印象”和“先入为主”很难被扭转。因此,即便后续辟谣,也很难产生效果。而且对一般公众来说,点开一篇标题耸动、立场鲜明甚至偏激的假新闻的几率,要远大点开于一篇客观专业、基于事实的报道。在理论上,真新闻和假新闻具有相同的锚定效应,但若加入假新闻更容易被人点开和阅读这一因素,这意味着在现实中,假新闻沉下去的“锚”会比真新闻多很多。

   如果说锚定效应至少假设个体是“一张白纸”,那么“偏颇吸收”(biased assimilation)则表明人们倾向于寻找和接受那些符合自己已有信念和偏见的信息。换言之,部分人群在接受假新闻时,可能并不是那么“无辜”;相反,他们选择相信和传播假新闻,是因为他们之前的信念和偏见本就倾向于假新闻背后的立场或结论。已有立场和偏见对认知的影响不只出现在信息接收的初始阶段,它们同样会影响人们对新证据或反驳的解读和接受。根据“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人们会根据已有信念选择性地解读新证据。换言之,“确认偏误”告诉我们:即使出现针对假新闻的辟谣,相当部分的人会选择忽略与自己立场相左的证据,或者用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这些证据。在治理假新闻时,我们常能听到“辟谣没有用”的抱怨,确认偏误就是导致辟谣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个体上升到群体,上述倾向则表现为社会流瀑(social cascades)、回音室效应(the echo chamber effect)、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和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锚定效应和偏颇吸收解释了个体为何更容易相信假新闻,社会流瀑则告诉我们“一传十,十传百”: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某条消息时,人们也会倾向于接受。同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跟自己立场接近的人交往。因此,无论是现实世界交往还是虚拟世界朋友圈和微博关注,人们多会身处立场和自己接近的声音中,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回音室”和“信息茧房”。身处其中,人们只会接触到内容、立场相似的信息——如果一开始进入“回音室”的就是假新闻,那么人们只会看到类似的信息不断重复和强化,另一方的声音或“辟谣”很难进入。在“回音室”和“信息茧房”中待久了,群体极化就会出现——本就具有相同立场的人会整体变得更加极端。这又会导致新一轮的“恶性循环”,群体极化使得某一群体在面对符合其已有信念和立场的假新闻时,会更容易接受和去传播,这也使辟谣和纠错变得更加困难。

   但人的认知水平长期以来一直如此,为何假新闻在近年愈演愈烈?一个重要的变量是互联网的出现。这也是本文为何强调对这一轮假新闻爆发的研究必须置于互联网语境下。除了加速假新闻的扩散,桑斯坦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互联网的高度订制化和个人化使信息茧房和群体极化变得更加严重。新近出现的算法推荐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和商业模式则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在前网络时代,人们会在街头、书店、报刊亭和电视上“不期而遇”很多不同声音,这多少会有助于人们减少偏见,兼听则明。但互联网在使人们接触的信息更加“精准”和“个性化”时,却也可能让他们变得更加狭隘和偏激。

   (三)经济和商业原因:“大交易”和流量经济

   假新闻泛滥的第三个原因是:基于经济和商业上的理由,社交媒体和平台缺乏足够激励规制自身平台上的假新闻。其背后的商业模式和逻辑可概括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大交易”(the Grand Bargain)。换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就是流量至上和注意力经济。

   社交媒体和平台在今天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无需多言。无论是获取资讯还是公共讨论,人们都越来越依赖脸书、推特、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和平台。如果说过去人们主要从纽约时报、CNN、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获取新闻,现在则是脸书、微信群、朋友圈和微博。无论从职业伦理还是商业模式,传统少对多(few-to-many)媒体都有相对多的激励和约束去提高自己内容的可信度和质量。

但在现有商业模式下,多对多(many-to-many)的社交媒体和平台却缺乏激励去治理假新闻。在一定意义上,假新闻甚至是受鼓励的。因为与需要订阅和付费的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和平台多以免费的面貌出现。但“免费”背后真正的逻辑是:用户免费使用社交媒体和平台,付出的“对价”则是为平台带来流量以及更重要的——数据。流量、日活跃用户数(DAU)等概念最直接地体现了“大交易”的内核——更多的流量和日活就等于更多的广告和收入,而用户在社交媒体和平台上留下的海量个人数据则具有虽不那么直接但却更惊人的商业潜力。首先,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挖掘,商业巨头可以对用户画像,根据不同偏好生产和推荐更有针对性的广告。这些更能满足用户需求的内容,反过来又会带来更多的流量、广告、收入和留下更多的数据。其次,数据作为一种资产,拥有更直接也更巨大的价值潜力。以“剑桥数据”为代表的把数据卖给第三方的做法,只是拿数据赚钱最简单粗暴的一种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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