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今天我们如何爱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6 次 更新时间:2013-10-09 22: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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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国家是什么

   戴志勇:近来,中国海周围纠纷不断,尤其中日之间情势一度紧张,国民的爱国情绪高涨。你怎么看待爱国主义?

   许纪霖:按照洛克的观点,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是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没有内在价值,如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才是重要的事。古典自由主义者很少研究国家的意义,很少谈爱国主义,甚至认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病灶。

   然而,我对爱国运动怀有同情性的理解。我们要思考的是,国民有爱国的义务吗?

   近一百年前的民国之初,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陈独秀憎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在《甲寅》杂志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轰动一时。他认为,国家只是人民福利的工具,对于残害人民的国家,没有什么爱可言。李大钊随之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他从陈独秀激愤的厌世之论中,看到了他对国家的挚爱之情。的确,一个常常批评国家的人,往往是爱得真切而生恨,而真正的不爱,乃是冷漠。陈独秀的问题是将政府与国家混淆起来,而在李大钊看来,国家不是袁世凯可以代表的,是属于所有国民的共同体,所谓的自觉之心,乃是一种“改进立国之精神”,为“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因此,要回答要不要爱国,首先要将什么是国家搞清楚。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近代的概念,中国历史传统里面有“家国天下”,但那个“国”不是近代的国家,指的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私也,只有天下才是公。今天,我们常常将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乃是王朝就是“国”的传统观念的残余。中国人很难想象一个既非天下、又在政府之上的国家,那样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如果一定要在古代概念之中寻找的话,“社稷”比较接近,但内涵远远不及近代的国家那般丰富,带有原始的氏族共同体意味。

   如今世人经常在祖国与政府的层面上讨论爱国,要么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五千年历史,要么爱党爱政府,独独缺乏对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

   那么,民族国家共同体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说,它具有双重性质,一个是民族的,指的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就是国家共同体的国族表现形式;另一个是政治的,指的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政治共同体。国族和国家这两个共同体的建构在中国至今没有完成,因此才有什么是民族、什么是国家、要不要爱国等诸般争论。

   戴志勇:民族国家是近代的产物,它和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什么关系?

   许纪霖:民族主义本身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个人与近代民族国家是在启蒙运动当中同时被发现和建构的,正是启蒙运动将个人从中世纪的家庭、封建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改造为与国家同构的具有同一性的国民。现代的个人虽然是自主的、理性的、自由的主体,但他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共同体而孤独存在,现代社会越是将个人抛到无依无靠的原子化荒漠,人们就越是要寻找自己的家园,寻找可以认同的归属感。而国家,正是与这种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有关。

   德国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鼻祖赫尔德说过一句话:“乡愁,是一种最高贵的痛苦。”何处是故乡?在国内,可能是指你出生成长的老家,而到了国外,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了。祖国(country)这个概念要比国家广泛,它是一个个人无法选择的、自然的文化地理共同体,生于斯长于斯,是身体和心灵的故乡,与家族、个人的集体记忆有关。台湾的舞台剧《宝岛一村》中,打动观众的是一群客居台湾的大陆老兵半个世纪的思乡情怀。这个乡愁所怀恋的未必与政治有关,乃是非常具体的大山河川、衣食住行、风土人情,是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共同拥有的大中华情结,这是一个天然浑成、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中国”。

   现代的国家虽然也像祖国那样是一个文化历史共同体,但国家不是天然的,而是如同本尼迪克·安德森所说是想象的产物,或者像安东尼·斯密斯认为的那样是重新建构的。

   国家不仅有政权建构(state—making),而且有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一个炎黄子孙的寻根,也许只需要到“文化中国”那里,但一个中国国民的归属感,仅仅有祖国是不够的,还需要到民族国家共同体那里去寻找自己的价值皈依和政治认同。

   中华民族是什么,中国是什么

   戴志勇:汉、藏、蒙、满、回等也叫民族,中华民族也叫民族。他们是什么关系?需要怎么构建我们的民族共同体?

   许纪霖: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族,其建族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将中华民族与华夏-汉民族区别开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在意识当中常常会不自觉地将二者简单等同。费孝通先生曾经将中华民族视为多元一体,一体指的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而多元则是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汉族虽然占国族人口的90%,但是否形成了国族认同,不是由主流民族说了算,而是要看少数民族认不认同。

   国族建构如何实现?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尊重多元,寻求一体。所谓尊重多元,指的是要尊重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不同的宗教与文化,赋予他们以平等的文化尊严。不要老是想着汉民族的中原文化如何伟大,如何去同化和融合异族。从历史经验来看,汉民族可以成功地同化没有高级文化背景的地方族群,但很难完全融合有着制度化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与儒家一样,都是古老的轴心文明,经济再发展、世俗化再深入,由高级宗教所塑造的心灵秩序是很难改变的,甚至当物欲主义、消费主义占据主流之后,会刺激出宗教复兴的报复性反弹。

   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炎黄子孙也好,儒家文化也好,都不能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的一体基础,所谓寻求一体,乃是一种建立在“宪法爱国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认同。

   国家不仅是一个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它是有内在价值的,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如果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比如日本,这比较好办,民族的文化价值可以与国家的政治价值合二为一。但对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来说,能够实现同一性的只能是公共政治文化,而这同一性,又是建立在不同的宗教和文明对于政治价值的“重叠共识”基础之上。一个中国人,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可以有双重的价值认同,一重是受到充分尊重的、没有被压抑的对自身宗教和族群的文化认同,另一重是对国家公共价值的政治认同。当然,这一国家的公共价值不应该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而是各民族都愿意接受的、内在于全体公民的意志与生命之中的政治价值,它不关乎日常生活伦理,只涉及最基本、最核心的政治正当,并且被写进宪法,成为立国之本,公民之核心价值。这一核心价值可能比较薄,不足以立身,但足以立国建族,焕发起公民的爱国主义激情。这就是“宪法爱国主义”。

   戴志勇:国家建构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体系?

   许纪霖:宪法爱国主义只是价值的灵魂,这个灵魂还要有一个制度的肉身,这就是现代法治体制。

   现代政治秩序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统治的合法性,另一个是政府如何治理。现代的法治体制一方面是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有序的、理性化的治理模式。宪法的确能够有效地限制国家权力,但限权本身不是目的,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组织、落实和实施国家权力。有一些人以为这样做,权力不那么好使了,甚至国家能力会大大削弱。事实上,恰恰相反,宪法的确要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但规范了的权力要比为所欲为的权力更有统治力和执行力。

   最近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文版出版,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福山认为,现代政治秩序有三个要素:国家能力、法治和责任制政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具有国家能力的文明,有一套理性化的官僚系统和精英选拔机制。中国今天在经济上的崛起,国家能力发挥了非常核心的作用。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从古到今,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儒家提供了合法性,法家和黄老之学提供了治理术,这种一流的国家能力几乎没有中断,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之后。国家能力超强,既能大善,也能大恶,它可以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也会制造“大跃进”“文革”的历史错误。国家建构如今所遭遇的瓶颈,就是法治和责任制政府的欠缺。这都是现代法治体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爱国:外争主权,内求善治

   戴志勇:当人们说爱国时,爱的到底是什么?

   许纪霖:所谓爱国,爱的应该是那个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而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的帝国相比,对外有明确的国家主权意识。帝国只有中心与边陲之分,没有法权意义上的领土、疆域和人民。中原王朝要的只是周边藩属对本朝的臣服和朝贡,不会在意一块地方究竟是谁的领土。有时候为了显示皇恩浩荡,永结友好,还有将本来是自己统治的疆域送人的例子。但这种帝国的战略思维,到彻底进入民族主义的今天行不通了。主权至上,寸土必争,连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恐怕也是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无法接受的。

   今天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特别在“80后”年轻人那里。参加“保钓”游行的,不能说都是被动员的、被组织的。不少参加者,平时对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深恶痛绝,但是涉及国家领土纠纷,会坚定地站出来捍卫国家的利益。

   从1999年抗议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2006年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事件到2012年的保钓游行,十几年来中国发生了四次全国性的民族主义大狂潮,相信以后还会有,而且可能更频繁。

   我们要理解和认同国人的这种爱国热情,它公开表达了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意愿和权利,而不是仅仅听任政府的决定。这种政治的表达,如果引导得当,可以转换为建构理想政治、理想国家的正面动力。事实上,激进的与温和的、健康的与病态的各种思潮的话语权争夺,不仅会出现在网络里,也会显现在街头。改革派不要自弃阵地,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有负面作用为理由,拒绝了之。

   戴志勇:这是对外。政府往往是国家的具体代表。对内来说,公民有批评政府的权利。

   许纪霖:中国古代没有国家,只有王朝,王朝代表国家。“家国天下”之中,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无关,没有发展出现代的以人民为核心的国家共同体观念。这一观念沿用至今,成为民众与统治者的共识,不仅政府以国家自居,而且一般民众也将国家直接等同于统治者和政府。

   政府不等于国家,政府只是国家的主权代表者。但国家在主权政府之上,国家属于全体人民。当政府的决策有悖国家公共利益的时候,公民有“公民不服从”的自然权利,他们有权利站出来批评政府。

   国家的人格象征是什么呢?

   在君主立宪制国家,国家的象征是国王,首相才代表政府。国王不直接参与政府治理,他是国家的权威象征,超越于各党派、各利益集团之上,是公共利益的人格化。

   而在总统制国家,总统具有双重性,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这个时候,国家的人格象征更多地表现为国父级的开国元老,比如华盛顿之于美国,戴高乐之于法国。

国家的象征还有一系列非人格化的符号系统:宪法、国歌、国旗、国徽、国庆等等,尤其是宪法,是国家认同的价值所在,是“宪法爱国主义”忠诚的核心所在。然而,中国自从辛亥革命打倒皇帝之后,国家不再有区别于政府的人格象征,而宪法、国旗、国歌等象征系统也很弱,国庆也从一个庄严的国家节日变成全民乐乐呵呵的世俗假期。于是,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共同体就容易被政府代表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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