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兼:六十年后再思考——朝鲜战争的起源与历史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7 次 更新时间:2013-06-25 21: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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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兼  

  

   朝鲜战争作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并没有使朝鲜半岛的政治版图同战前相比发生大的变化,却对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参战各方发生了重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的走向。

  

   冷战是意识形态的交锋,也是制度优劣的竞争

  

   朝鲜战争的起源首先是朝鲜半岛上共产党革命力量同右派保守力量之间尖锐冲撞的结果,也同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人们一般认为,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全球性政治、军事及战略对抗。但实际上,自冷战拉开帏幕后,便带有意识形态和制度交锋的强烈色彩。它所涉及的,并不是对立双方在一般意义上围绕着国际权利分配而展开的争夺,而是双方关于各自制度孰优孰劣的竞争。双方向对方所提出的挑战,以及因对方挑战而产生的受威胁感和不安全感,所涉及的是各自制度是否有着存在的合法性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在这方面,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极为巨大。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二战结束后仅仅四年后便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同情者中催生了一种“历史在我们一边”的深刻信念。而二战又是以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为背景而爆发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这是西方国家人民对于资本主义是否是走向现代性的唯一或主流性途径发生怀疑的时期。当时,美国人居然能够让像麦卡锡主义这样的政治歇斯底里渗入到自己的政治生活和媒体中来,其深层次原因便是对于美国是否还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恐惧和动摇。

   在上述背景下,一方面,朝鲜想要以中国革命为榜样,通过革命战争统一整个半岛。从1949年下半年起,金日成便一再向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出现了“失去中国论”,根据这种论调,美国之所以让中国失落到共产党人手里,是因为杜鲁门政府没有向蒋介石政府提供足够的支持。自1950年初起,美国战略已经朝着“在世界任何地区遏制共产党势力扩张”的方向演变,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重整军备。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朝鲜战争之所以发生并演变为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是同参战双方的一些关键性“误判”分不开的。在金日成提出通过革命战争统一全国的想法之初,斯大林的反应是谨慎的,并没有表示支持。但在1950年初美国决策者公开将朝鲜和台湾排除在美国西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后,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支持金日成的计划。当时,莫斯科、平壤和北京对美国在朝鲜进行干预的可能性都估计不足。例如,毛泽东在1950年5月会见金日成时便表示,“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朝鲜)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在朝鲜内战爆发后迅速对朝鲜及台湾进行干预,显然超出了莫斯科、平壤和北京的预料。

   后来,在“联合国军”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时,尽管中方一再提出警告,而美国也获得了中国军队早已在鸭绿江边集结的大量情报,但美国决策者首先是不相信中国会出兵,并认为就算中国出兵的话,只要苏联不正式卷入,对美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从根子上来看,美国人认定了中国是一个弱国,因而根本没有资格同美国较量。

  

   毛泽东出兵,实际是为了国内的群众动员和社会改造

  

   但是,中国出兵了。为什么?

   中外学者一般均强调,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是在美军逼近鸭绿江、直接威胁到中国边境安全等“核心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下,才被迫作出了入朝参战的决定的。这样的解释并非不对,但它很不全面。从过去二十年间解密的中俄档案资料来看,朝鲜战争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不到两周内便与苏联方面磋商后作出了建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随后26万精兵强将在短短三个星期内集结到了中朝边界。8月5日和8月18日,毛泽东两次规定了边防军完成入朝参战准备的期限。当时,朝鲜战争打到了洛东江边,南朝鲜95%的土地已经被朝鲜人民军所占领,中国的边境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在一系列的政治局会议和国防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讲到为什么要做入朝参战的准备时,都强调了两点:其一,朝鲜战争可能复杂化;其二,朝鲜战争涉及到东方革命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情况下,不能让国内资产阶级猖獗。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在入朝参战的问题上态度最坚决,也最一以贯之。尽管形势不断变化,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基本判断和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这里的大背景是,毛泽东和中共所创立的“新中国”是一个“革命国家”。它不仅不受到现存国际秩序及其规范的束缚,而且还决心向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提出全面挑战,以颠覆现存国际秩序作为自身国家政策的根本目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创建的“新中国”的合法性声明。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毛泽东之所以作出入朝参战的决定,除了保卫中国东北边境安全的考虑外,他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如何应对新中国立国之初便面临着的“合法性挑战”;他的主要思路则集中在如何通过高举革命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将朝鲜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转变为中共在国内实行最广泛群众动员的动力,从根本上加强中国人民对于新政权及其宏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造计划的内在认同和支持。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必须参战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更是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轻视。在这一参战决策逻辑的背后,则有着毛泽东对于中国人独特的“受害者心理”(这种心理产生于对于民族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经历之间的强烈反差)的解读。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希望,用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战胜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事实来证明,中国人民是真正“从此站起来了”,并使之转变为毛泽东“革命后的革命”在国内进一步推进的“内在动力”。所有这一切,恰恰是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这一代的美国决策者完全不理解的。

  

   36万中国士兵在朝鲜战场伤亡的巨大代价

  

   中国入朝参战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36万中国士兵在朝鲜战场上伤亡,其中16万人死亡,包括毛泽东唯一幸存且健康的儿子。1950年11月25日发生在志愿军司令部毛岸英牺牲的那一幕恐怕改变了中国历史——如果与华国锋同龄的毛岸英还活着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走向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每一个从朝鲜战场上历经艰险,活着回来的人都是不容易的。

   台湾局势的发展由于朝鲜战争以及中国入朝参战而极度复杂化,并形成了海峡两岸之间分治对抗的局面将长期延续下去的环境和条件。中苏同盟关系得到加强的同时,新中国对于苏联在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依赖(至少从短时段来看)大大加强了。新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愈加被排除在国际事务之外(包括联合国之外)。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进一步升级,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面对新中国在国际安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在中国各种资源的配置中,将国防和军备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并使得以高度集中为主要标志的统制性计划经济模式成为唯一有可能实行的模式。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成为“短缺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逻辑起始点。

  

   抗美援朝带给中共的诸多收获

  

   然而,从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角度看,这场战争极为值得。在国内,中国入朝参战同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结合在一起,促发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革命,包括镇反、土地改革、三反及五反、思想改造在内的各种运动席卷了中国的广大城乡。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组织和声望也伴随着这一切的推进而开始渗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当朝鲜战争于1953年7月结束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面貌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对于新生政权的大规模反革命抵抗活动已被粉碎;随着土地重新被分配,构成旧中国农村社会权利基础的地主乡绅阶级已被消灭;大批被认为丧失了革命意志的党的干部已受到了再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已被置于社会主义国家更为严密的控制之下;知识分子则受到了革命后的首次思想改造。中共因而有效地加强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的组织控制,并极大地深化了自身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内在的权威地位。朝鲜战争还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

   朝鲜战争是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凭借一己之力,去对抗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为首、包括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的国际帝国主义国家联盟。中国与之至少打了个平手。这对于中国人民以及国际势力对中国地位和形象的看法,都是极为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因而也能够理直气壮地告诉中国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新中国已作为一个无论是其朋友或敌人都必须承认的真正强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

   朝鲜战争后,关于中国入朝参战的历史叙事,一直同国家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对社会的改造和政治动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激发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普通人民对于国家政策“内在支持”的一个持久不衰的源泉。每一个曾经生活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应该都会清楚地记得诸如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电影《上甘岭》和《英雄儿女》,歌曲《我的祖国》等作品,以及它们对爱国主义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生活主旋律所起的巨大作用。

  

   中美之间因此战而尽力避免再发生军事冲突

  

   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中美关系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全面对抗状态。美国决策者将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威胁视为是来自共产主义阵营整体威胁的有机组成部分,更认为这比来自苏联的威胁更严重。这为美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继续对亚洲进行军事上的干涉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其实已在不自觉之中将中国当作一个并非依附于苏联,而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独立意志和很大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国来看待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对抗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华盛顿和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分歧,利益追求存在着严重对抗,它们不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却在避免使双方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它们通过行动和言词向对方发出“信息”,从对方的解读中找到某种实现妥协的共识。其结果,则使得双方在相互间认识和看法中产生一种对于对方“信守诺言”意愿和能力的“相互信心”。这种情况,在1965-1966年期间中美两国在面对越南战争因无限升级而可能失控时,围绕着避免在两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一“实际共识”而进行的“信息传递”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奇特的“相互信心”的存在,为中美关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现重大突破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伏笔。

  

   中苏同盟留下了破裂的阴影

  

   中国入朝参战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原来所持有的某些疑虑,增强了他对于中国同志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信念。在中国参战的三年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火和其他军事方面的援助。斯大林在以苏联的财政技术资源支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很大的积极性。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如果没有同苏联的结盟以及由此而来的苏方对中方的大规模援助,中国要完全依靠自己的物质和技术资源在朝鲜战争中持续作战,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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