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兼:苏联的失败能否避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2 次 更新时间:2015-03-16 23: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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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兼  

  

   几年前,当我读到《失败的帝国》英文原著时便感到,这是一部恢弘大作。读书时产生的,是一种心灵震撼。在我读过的关于苏联及其解体历史的著作 中,还没有哪一本像这本书那样,对苏联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和具体的历史过程——以及位高权重的主要领导人在其中的个人作用——做过如此明晰、又如此具有深度 的分析和讨论。书的写作,就像祖博克其他论著一样,是以扎实的档案甄别研究为基础的,并辅之以一系列属于“批判口述史”(critical oral history)的访谈记录的支持。书中处处闪现着思想的火花,透露出一种深邃的人文关怀。这种心灵震撼,在几年后我读到祖博克的另一本著作《日瓦戈的孩 子们:最后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Zhivago's Children: The Last Russian Intelligentsia)时, 又再次闪现并更为强烈。祖博克自己,其实也是“日瓦戈的孩子们”——俄罗斯具有高度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他是同时用大脑和心灵来解读和讲述 过去的故事的;他的历史叙事的主人公中,也包括他自己。

   《失败的帝国》中译本的译笔很好,文字相当流畅(当然,书中一些表达还有进一步推敲改进之余地),看得出来,译者和书的责编花了不少功夫。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能够认真地做好这件事,是不容易的。

   书中仍有小疵。例如,第113页,朝鲜二号人物朴宪永的名字被译成了全然不相关的“朴洪瑛”,就是不应该的。其实,只要稍微多花一分功夫,这个 错就不会出现。不过,我不想苛求译者。我自己也做过译书的事,深知此事不易。翻译一本书,要不出错是很难的,而要出错则是很容易的,稍不留神就会发生。

  

   “革命”和“帝国”的悖论

  

   祖博克贯穿全书的讨论,围绕着他称之为“革命-帝国”的框架而展开。

   革命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俄罗斯发生,本身有过巨大的历史正当性,其本质,则是对于走向现代性“替代性选择”的追求。在《失败的帝国》中,祖博克从 一种“欧洲视野”来看待问题,因而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出现和发展,本质上是一种欧洲范围现代性追求的变种,也是在西欧普遍成长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模 式的“远房表兄弟”。人们不必同意这种看法,但却不能回避由此带来的思考。

   俄国的革命,确实曾经带来过历史的震荡与转折。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政权(1922年以后则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亦即苏 联),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来看,它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的实践中无法通过自身所拥有或能够产生的手段,解决世界范围 内现代化进程迅猛推进所带来的种种基本问题——尤其是涉及公正、平等和正义的基本问题。苏联的出现,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是振聋发聩的,并通过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扩展,对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统治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通过列宁和斯大林所领导的实践,从书斋中的学问转变为一种席卷世界的 实际运动时,人们再也不能将资本主义制度当做人类通向现代性的唯一可行之路了。这成为整个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本身深刻而广泛的变革历史的一个基本动因。肇始 于此的全球冷战,不仅是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也是关于通往现代性的不同道路和选择之间的竞争——是对不同“道路”和“选择”本身在何种意义 和程度上更能够改善自身的历史性测试。

   革命的理念和想象,为苏维埃国家建设所提供的,是一种意在同近代以来出现的“民族国家”范式相对抗并取而代之的含有普遍性意义的新选择。苏联的 名称,同地域和民族没有任何特定的关联,有的只是基于革命想象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自由结合”。俄罗斯是联盟的最大成员和实际上的核心,但在联盟的框架中, 同其他加盟共和国应该是平等的。从道理上来说,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既然是“自由”加入联盟的,当然也可以自由地退出。构成这一切的底蕴和愿景的,是关于“世 界革命”的遐想——总有一天,革命会席卷天下,苏维埃国家联盟是要涵盖世界的。

   但历史的力量比任何想象都更为强大。苏联的国家建设从一开始又是在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文化、疆域、人民和其他许多遗产的历史环境中发生并发展 的。苏俄在革命中产生,但在自身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中,在坚持“革命”名义的同时,面对着由强权政治统治并对苏俄高度敌对的外部世界,往往在不经意间,帝国 的遗产便成为国家建设的参照和资源。如果说,在列宁时期,关于“世界革命”的遐想依然在苏俄 / 苏联政策制定中多少还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在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关于“革命”的想象越来越被“帝国”遗产的巨大阴影所笼罩,苏联的 国家建设也越来越落入“帝国”的俗套。对此,祖博克在《失败的帝国》中作了详尽及透彻的描述:斯大林将“革命”话语和具有“帝国”特质的实践糅合在一起; 随着他权力的巩固,苏联也成了一个披着“革命”的外衣,却保留“帝国”的内瓤的怪物。

   在苏维埃国家这一蜕变的过程中,斯大林的作用至关重要。身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在权力政治上有着超乎寻常的阅读和驾驭能力,对于俄罗斯帝国也 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赞叹。当他终于通过惨烈的党内斗争登上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宝座时,情不自禁地便将在苏联重建并扩展俄罗斯帝国大业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同 时,这也是他自己以少数民族出身却能登上并保持苏联最高领袖地位的生存之道。

   但从一个更为基本的层面来看,苏联之所以出现上述蜕变,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革命”想象在构建并支撑苏维埃国家合法性叙述时,存在着致命缺 陷。以“革命”想象及相关叙事为基础的苏维埃国家的合法性叙述,固然曾为它带来了一种带有“超越性质”的普遍性意义,也曾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但同时也面临 着绕不过去的种种根本性悖论的挑战。作为“加盟共和国自由结合”产物的苏联,却难以取代现实中人们仍然以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宗教为基本参照的国家认 同。更何况,革命的憧憬和想象,有着明显的乌托邦性质,因而难以面对并经受住普通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持久的日常生活经验的考验,也就难以产生持久性的 动员效应。

   在苏联的历史上, “革命”的名义从没有被抛弃,但从最高领导者到普通人,越到后来它就越失去了最初曾有过的理想主义特质以及人们对于它的“内在”认同和接受。这仍然是一个 “革命”和“帝国”的“混合物”。就其合法性叙述的逻辑而言,革命和帝国本来应当是相互否定的;但在苏联国家建设的具体进程中,“革命”越来越成为“帝 国”的遮羞布。当冷战时期到来时,在苏联内外政策中,在“革命”言辞的掩饰下,苏联“帝国”充分继承了帝国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的功能。苏联任何对外的强势 行动,都成了对内加强管控的理由及后果。自斯大林时期开始发生的所有这一切,不断抽去曾经构成苏联“帝国”合法性表述底蕴的“革命”层面的普遍性意义,使 得它在面对来自冷战后期自身不断获得改善的国际资本主义的挑战时,越来越陷入守势。

  

   赫鲁晓夫难以超越的困局

  

   在苏联历史上,赫鲁晓夫恐怕是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有必要走出这一步——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如何走出这一步,以及在走出这一步后有怎样的后续步骤和长远考虑。在这些方面,赫鲁晓夫极为勇敢——简直勇敢到了鲁莽的程 度;但同时,他又极为肤浅——有时甚至肤浅得令人瞠目结舌。

   某种意义上来看,赫鲁晓夫的解冻,作为一种政治决定,是做了一件斯大林本来在二战结束后应该做、但决不可能做也没有做的事情。在《失败的帝国》 中,祖博克描述了二战结局对于苏联人精神及生活的巨大正面影响。在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摧毁的关于“革命”的信仰和信念,又获得了某种新的生命,但 很快,这种思想的蠕动便被斯大林最后年代的禁锢性的高压政策所扼杀。言路基本关闭,苏联知识思想界陷于一片沉寂之中。

   斯大林之死,带来了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推动并实现大转变的历史责任落到了赫鲁晓夫这一代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领导人身上。赫鲁晓夫没有在 挑战和机会面前却步。他根据自己对苏联当时情势(包括人们普遍向往改变的情绪)的阅读,同时也为了给他自己登上并保持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创造合法性,在 苏共二十大上启动了“非斯大林化”的历史性进程。在这一点上,他功不可没,历史也会铭记他。

   然而,他所释放出来的,是一个连他自己后来也被吓坏了的“魔兽”。冰雪融化后产生的汹涌洪流,冲垮了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在心目中为“解冻”设 置的界限。尤其是,由“非斯大林化”所释放出来的思想界解冻后的巨大能量和冲击,在完全无法理解其中所包括的前所未有的契机的领导者的眼中,却成了对党和 国家本身的致命威胁。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的应对之道,是重新拿起他们曾试图唾弃的斯大林主义的武器,对一切超越他们自身理解能力的意见,统统予以噤声乃至 镇压。

   其实,在后斯大林时代的一班领导人中,赫鲁晓夫也许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但他却仍然没有能够把事情做好。这里,固然有他自己性格和背景上的因 素。但更为重要及根本的,却在于制度层面的原因。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是思想的贫乏,尤其是掌握了党政大权的赫鲁晓夫及其他苏联领导人在思想上的极 端贫乏。他们是在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下登上高位,并在惨烈的不断“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一代人。即便他们曾经有过关于社会主义宏大事业的热情和憧憬,也必须在 克里姆林宫日复一日的“宫廷政治”中生存下来的严酷现实和日常经验中,被消磨殆尽了。他们的政治智慧,则被挤压并蜕变为首先为“生存哲学”所主导的犬儒意 识。赫鲁晓夫能够成为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不是因为他在思想深度和远大政治规划上比他的同志更为杰出,而只是因为他的粗鲁和狡猾以及对于高层政 治力量对比的无与伦比的阅读能力,让他获得了一种具有“即时性质”的高层政治对峙中的优势地位。他走不远,是不奇怪的。

  

   中苏分裂的巨大冲击

  

   如果说,我对祖博克此书有什么失望之处的话,那就是,书中关于中苏从结盟走向分裂及其同冷战走向结束的进程——也是苏联帝国走向失败的过程——的分析和讨论,是太过简约了。

   我以为,他应当将更多的关注和笔墨用到中苏分裂对冷战历史演进的巨大影响上来。祖博克的应对,用的是一种堵住我的口的办法。一次碰到时,他说:“陈兼,这件事你已经做过了,而且做得很好,还要我花大篇幅来做吗?”

   这话其实不对。我做得最多的,是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角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毛泽东推动并实行“革命后革命”的宏大政治、社会与人心改造计划的角度——来看待中苏分裂何以会发生的历史动因的。对于苏联方面的原因,我很少涉及。

中国共产党革命于1949年获得胜利,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巨大的推动效应,是不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的。斯大林曾经对毛泽东及中共是否 “真正的共产党人”持有疑问。但在1950年中国入朝参战后,这一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朝鲜战争期间,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军事及其他援助。到战争后 期,苏联的援助越来越转向对于中国本身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的大力支持。1952年夏秋之际,周恩来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访苏,获得了斯大林对 支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全面承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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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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