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人伦重建是中国文化复兴必由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5 次 更新时间:2013-06-18 21: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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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儒家认为,当一个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遭到了破坏,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相互安全感,意味着文明已堕入野蛮,人已沦落为禽兽。本文从文化心理学成果说明:中国文化以人伦关系为基础;要了解今天中国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根源,需认真反省人伦关系是如何一步步遭到破坏的。长期以来我们迷失了中国文化价值建设的正确方向,找不到人伦重建的正确途径,也是导致今日道德普遍沦丧的重要根源。

  

  

  1、问题的提出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中有云: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淡,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

  方按:此条论正始年间事而发。按照顾氏观点,当时玄风盛行,“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日知录》卷十三)。顾氏举嵇康之子嵇绍为例,称其不计其父为司马昭所杀之仇,委身事晋,“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嵇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时人不以为耻,反以为尚;“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日知录》卷十三)。顾氏“亡天下”之语虽常被引用,然若揆诸原文语境,真正同意其观点者又有几人?凭什么说魏晋时“仁义充塞”、“入于禽兽”呢?

  吾以为:说魏晋时仁义充塞、入于禽兽,是指当时人伦关系的正当准则遭到了破坏,当时人与人之间奉行的原则是利益与需要,而不是仁义忠信或道义。比如,为什么说嵇绍为无父之人?设想你的父亲被人杀了,你还会效力于他或他的后代吗?如果会的话,你于心何安?你还算个“人”吗?所以说,所谓忠孝,所谓五常,代表的是中国人在人伦关系中如何成为人的基本准则。抛弃了这些准则,人将不成为人,即所谓“无父无君,入于禽兽”。这就是孟子人禽之辨的要义。正因为仁义忠信不行,君臣之道不彰,父子之义不明,所以政权更迭像走马灯一样频繁,谁的势力大谁就称帝。先是曹氏代汉,接着是司马氏代魏,再接着战火烧到了司马氏内部。没有“八王之乱”,何来“永嘉之祸”?西晋王朝才延续半个世纪就覆灭了,难道与纲常毁弃无关?

  以顾炎武的眼光看今天,可以说我们今天同样有“亡天下”之虞。什么意思?你看:从食品中掺假,到奶粉中投毒;从丹顶红地沟油,到三聚青胺明胶囊;还有什么电话诈骗、网络诈骗;坑蒙拐骗,层出不穷;假冒伪劣,不胜其多;坑人害己,防不胜防……这不是“人相食”是什么?人心麻木,良知荡尽;见死不救,见利忘义;唯我独尊,罔顾他人……这些不是“仁义充塞”是什么?你再看:成千上万个单位里,忠心耿耿、肝胆相照的有几个?还不是相互利用、唯利是图?千千万万个家庭中,生死相守、忠贞不渝的有几个?还不是各揣算盘、得过且过?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下与上之间、男与女之间、夫与妻之间难道不是同样失掉了恒常的准则,以至于人心大乱,秩序不稳吗?正因为人心皆为势利和欲望所主宰,人伦关系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扭曲和变态,才会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怪现象。在人伦关系彻底失去准则这一现象背后,我们看到成千上万颗心的撕裂,成千上万个灵魂的煎熬,和成千上万个人格的堕落。当人的精神长期找不到家园,自然会由扭曲走向变态,由痛苦走向疯狂。这正是今日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写照,由此出发可以理解,顾炎武亡天下之忧,在今天并非过时之论。

  荀子云:

  圣也者,

  尽伦者也;

  王也者,

  尽制者也。

  两尽者,

  足以为天下极矣。

  (《荀子·解蔽》)

  所谓“尽伦”,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达到了理想、完善、极致的境地。在儒家传统中,理想的人际关系(尽伦)至少包含如下方面:一是亲情,即家庭和睦、亲人相爱、父慈子孝;二是人们遵循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价值做人,人与人之间友爱、信任和忠诚;三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做领导就象个做领导的样子,做父母就要有父母的修为,当老师就要有当老师的风范,做商人要有做商人的德性。据此看来,今天中国社会的失序也表现为领导不象领导,商人不象商人,教授不象教授,子女不象子女。原因是人们一切向钱看,自我中心、唯利是图。按照儒家的观点,这是由于仁义忠信被废弃后,人心被撕裂的产物。无论如何,今天我们看到家庭关系、同事关系、上下关系、朋友关系等一切关系的扭曲,以及与此相应的道德滑坡、信仰失落和社会失序等问题,进一步说明了顾炎武的观点:亡国亡的是政权,而亡天下亡的则是文化和文明。

  

  “尽伦”并非荀子个人一己之言,而是整个儒家社会政治思想之重要方面。我们不能忘记,数千年来,“尽伦”代表着中华民族道德的基础。只是自从20世纪以来,中国人崇尚西方,将一些西方价值观奉若神明,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一些口号或者国家至上意识形态支配下,中华民族几千年赖以立身的基础性道德遭到了摧毁。

  

  大抵来说,这一摧毁过程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文革”时期以国家利益和政治需要为压倒一切的前提,彻底否定亲情、否定仁义忠信等传统价值的运动;二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思想洗礼,今日之中国,社会道德的基础已被连根拔起,具体表现为千万个家庭在解体中,无数个单位在分裂中,整个社会已陷入混乱中。这是一个民族精神彻底沦丧的时代,一个文化之魂惨遭泯灭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社会严重失序的时代。

  今天,在中华民族重建社会秩序和道德基础的紧要关头,重新反省儒家人伦思想赖以建立的基础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说明,儒家所强调的以人伦关系为社会秩序之本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由此说明,即使是今天,人伦重建仍为中国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同时也是儒学复兴的必由之路。

  

  2、人伦重建的现实基础是文化心理结构

  

  有人会说,现代社会与古代不同,人伦关系是法治所保障的。所以只要推动法治,保障人权和自由就可以了。然而,单靠人权和自由就可以建立理想的人伦关系?

  早在上世纪初叶,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所领导的文化相对论思潮,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进化论展开激烈的批判,以大量雄辩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资料推翻了古典进化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这些论点大多数也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在我国长期流行,至今不衰。这些论点包括:人类所有的文化都遵从同样的发展规律、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人类各文化的发展有共同的终极目标或方向,等等。文化相对论证明了人类不同文化存在不同的逻辑和规则,就象语言的语法规则一样;因此,不同的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在对一个文化的深层规则或内在逻辑没有充分了解之前,千万不要对其作价值的评判;并不存在对人类所有文化普遍适用的统一的文化进化规律或方向,也不能轻易对其他文化是否高级/低级作出结论。其后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987-1948)、萨皮尔(Eward Sapir,1884-1939)、克鲁伯(Alfred Kroeber, 1876-1960)等人分别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明文化的“模式”(patterns)问题,指出每一种文化均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它可能是由与该文化相关的“文化无意识”构成的。文化的深层无意识结构,可能决定了一个文化的价值体系、运行机制及目标追求等。[①]

  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制度、科技等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它的文化心理基础可能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而一个文化的核心价值、社会整合方式和制度模式,有时建立在其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上。今天,在工业化、现代化席卷全球的时代里,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面临着极为深刻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等各方面的变化;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变化不足以说明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生活方式就会被颠覆。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被公认为非常成功的日本就是典型一例。[②]文化价值的连续性部分地可以归因于某种风俗习惯的惯性,但也不尽然。根据目前文化心理学界对于中国文化模式,也即中国文化深层心理结构的研究,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从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来说明;鉴于中国文化自身数千年来一贯的深层心理结构至今并未发生变化,所以今天及未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仍然不变。

  李泽厚先生曾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提出过有名的“文化积淀说”,探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③]真正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是美籍华裔学者孙隆基先生。孙同样站在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试图说明,中国文化对于“人”的设计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即中国文化把“人”设计成“身—心”的联动结构,而西方文化是把“人”设计成“灵(魂)—肉(体)”的分裂结构。我试以下表示之:

  

   外

   内

   深层结构

  

  中国“人”

   身

   心

   安心安身

  

  西方“人”

   肉(体)

   灵(魂)

   动态超越

  

  我想这样来简单总结一下孙的观点:西方文化中的“灵(魂)”与中国文化中的“心”是不对称的,因为灵是不死的,灵与肉是分裂的、对立的;肉代表堕落、世俗和邪恶,灵代表超越、彼岸和真理。而在中国文化中,“心”是会随“身”一起死的,“心”与“身”从来都不是分裂的,“身”也不是堕落和邪恶的象征。我认为,西方文化的“灵—肉设计”是他们理解个体人格独立性的最重要背景,也是自由、人权、法治等成为西方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根源。同时我也认为,[④]中国文化的“身—心设计”使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是一个关系本位的文化,即把人理解为存在于层级化的关系网络中的存在,每个人都是依存于其他人和对象的,“人情”和“面子”成为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枢纽。所谓“层级化”,费孝通称为“差序格局”,指人与人的关系按照亲疏远近分出层次来,距离越近双方感情联结越深;随着亲疏远近的不同,相互对待的方式也发生变化。这种设计导致人生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从背景和对象中独立出来,而是相反,来自于个人最大限度地融入关系、融入世界,在身心一体、物我一体、天人一体的和谐中寻求精神的安宁。用孙的话来说,安身和安心是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而追求动态的不断超越则是西方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⑤]我认为,孙隆基所揭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不仅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说明,为什么五常和忠孝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具见后)。

  先认识一下孙隆基学说的局限。孙隆基在理论上的最大误区有二:一是完全缺乏文化相对论的视野,认识不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即: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的深层结构是超出价值评判而客观存在的文化现实;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之间有时缺乏可比性,不能用一种文化的立场来衡量另一种文化。他实际上陷入了用西方文化中的人格概念来衡量和评判中国文化中的人格问题,结果完全不能欣赏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优点,更不能欣赏中国古代的修道者在这一文化结构中如何超越深层结构的束缚,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发展。二是不能从自我修复机制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化的深层结构。什么意思?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针对其内在问题的自我修复机制,体现在文化中先师、思想家和宗教领袖们出于对自身文化心理结构致命问题的洞察,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的功能和价值往往并不是旨在改变其深层结构(其实改变不了),而是在其深层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对症下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儒、道、释、法等诸家学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正在针对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问题而提出的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当然不是为了改变中国文化的“身—心设计”及其关系本位,但却体现了针对关系本位的问题而来的鲜明特征。比如,如孙所言,中国文化中对人的“身—心”设计,导致了中国人的自主性不强,有所谓强烈的“母胎化”倾向;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佛家,所追求的恰恰是如何通过身心的修炼,来实现人格的独立,从而摆脱对环境的依赖心理。[⑥]再比如,孙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导致中国人有强烈的要面子、铲平主义、嫉妒他人、相互攀比心理,但是他认识不到:道家的修炼所要达到的境界恰恰是让人们“无己、无功、无名”(《庄子·逍遥游》),来摆脱这些世俗的物累;而儒家则主张让人们通过义利之辨、人禽之辨,通过克己修身等帮助人们正确看待别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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