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重思中学与西学的路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22-05-25 21: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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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进入专栏)  

  

   现代中国学术体系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学科,包括如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在每一个学科内容,我们又模仿西方建立了一系列二级学科,比如在哲学学科内部就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不同专业。这一整套庞大的学科体系,统治了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学术研究的全部领域。这种学科体系在中国古代是闻所未闻的,这不是指中国古代没有自己的学问及分科系统,而是指古人的学问系统跟今人差别太大了。比如在先秦有所谓“六艺”的学问分类,汉人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为书籍分类及其所代表的学问分类,荀勖以来至更是形成了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图书分类及相应的学问分类。然而,按照近百年来流行的看法,中国古代的学问分类方式是“不科学的”,或者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一半断烂、一半庞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8年版蔡序)。因此,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来全面替代和重新整理中国古代学问体系就成为盛极一时的潮流。

   然而,接受西方学科并不等于接受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还是按照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或思维来理解和接受西方学问,而对西方相应学问的精神未必能真正理解和消化。比如我们受日本人影响,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于是自然地从古汉语中此词的可能含义出发,把它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学问,理解为关于现实世界和人生最高指导原理的追求;鉴于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学问都受到强烈的现世主义和实用精神的主导,我们从一种高度实用的治国方略或人生需要的角度理解西方一系列学问和学科(包括哲学)的精神,无法进入西方人那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世界内部,也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去安身立命。另一方面,我们在抛弃古代学问和学科体系的同时,也抛弃了古人学问的功夫传统,不再按照古人的方式进行严厉的读经、修身、践履等精神修炼或修养活动,从而也无法像古人那样追求人格的完善、人生的信仰、精神的不朽。

   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后果就是,现代中国学人身上普遍出现了一种邯郸学步效应:一方面,不能进入西方学统内部,像西方学人那样找到精神归宿;另一方面,又丢掉了古人千百年的学统,无法像古人那样安身立命。那么,通过今天所建立的这许多学科,千千万万从事其中的学人们的精神世界该如何安顿呢?既然他们经过上百年摸索,并未找到安身立命的永恒基础,那么自然地,当代中国学人精神世界的贫困和信仰世界的荒芜就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而现代中国学术研究范式的难产,就不能不是每一个现代中国学者应当严肃面对的大问题。

   中西学问及其分类方式差异巨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来肢解、重新整理中国传统学问是不是合适?中国传统学问体系是不是只有纳入西方学科体系才是其惟一出路?

   今天我们认识到,希腊以来一开始以哲学为代表、后来发展成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是建立在希腊人求知、求是的基础上,是一种典型的以认知为宗旨的学问。而千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学问——以儒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儒、释、道为代表——建立在中国人求善、致用的基础上。如果套用一个勉强的比喻,儒家或儒、释、道学问与西方基督教等为代表的宗教传统更加接近,并不是一个以求知为最高宗旨或根本追求的学问传统。正像人类所有宗教传统所共同具有的特征那样,中国传统学问在分类上以经学为核心,在宗旨上在求善为特征,在精神上以神圣崇拜为基础,在思维方式上以信仰追求为轴心,因而属于典型的精神信仰传统,而不是什么以philosophy(今译为哲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知识传统。

   学问的性质不同,所导致的分类方式、精神境界、思维方式自然不同,因此也完全没有必要把中国传统学问五马分尸,然而强行纳入以文史哲等为代表的西方学问体系中去,就像没有人认为,基督教教义或佛教经典只有分解后纳入文史哲等现代学科体系中去才是它们的惟一出路一样。中西方学术及思想本来可以相互碰撞、相互启发甚至相互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当是以中国传统学问的肢解为前提的。求知与求善,本来就代表人类历史上两种不同性质的学问传统,没必要混在一起,按同样的方式分类和探求。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20多年前以哲学、本体、Ontology、辩证法、形而上学、伦理学、儒学等范畴为主题,通过深入分析它们在西方语境中的含义及其在现代中国的演变,说明现代中国学人因为长期不理解西方学术的精神,习惯于从中国学术惯有的观点来曲解西学;另一方面,全面引进西方学科和概念、将中国传统学术五马分尸,又导致了中国传统学问的人为中断。在此基础上,笔者讨论了儒学是不是哲学、儒学是不是宗教、中国古代有无伦理学等涉及中国传统学问的定位、当下流行的学科体系(如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等)的合法性,以及如何看待新儒家在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上的得失。我以新儒家学者唐君毅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牟宗三的“外王三书”等为例,试图说明当代中国学者是如何因为误解西方学术传统的实质,而在人为制造的中西结合问题上虚耗精力。通过剖析其学说在思维方式上的误区,论证现代新儒家在中学、西学结合方面所做的理论尝试失败的根源,从而试图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未来中国学术的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若干总结性的说明,认为中学与西学的结合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中学与西学》一书初版是在一系列专题论文基础上形成的。2002年初版以来,逐渐发现不少地方有待改进,而学界在原书所涉问题上也有了很大进展。所以新近在吸收近二十年学界成果及自己近年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修改,增加了十余万字,并对原书材料作了大量更新和增补,形成了这部增补修订版。

   全面、深入反省现代中国学术的学统问题或范式危机,今天仍然是一个亟需面对的、关系到现代中国学术能否成熟或走向世界、也关系到无数学人精神世界能否安顿的大问题。正是基于我自认上述问题仍值得关注,所以决意再版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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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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