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背着“十字架”做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5 次 更新时间:2013-05-09 09: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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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E C N U -U B 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近年来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大时代的知识人》、《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读书人站起来》等,2005年获得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图书奖。

  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问学录”专题着眼于学术名家的求学、治学往事,追溯他们的治学之路,并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学术之途。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在一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社会,有这么一群人,埋首学术,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许纪霖推崇19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 面向公众发言,他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在微博上,记录生活片段,或评议当下社会热点,从中研究新媒介对当下的影响。但他坦言微博并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平台,微博让他恐惧,“它不仅提供资讯,还改变了我的思维,我正在尝试和它做抵抗,与它保持距离”。

  1975年,许纪霖中学毕业后下放到上海南汇县的东海农场,任图书管理员。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毕业他留校分配到华东师大中共党史教研室,在对民主党派史的爬梳中转入到知识分子的研究。1987年,泡了五年图书馆的许纪霖开始在学术圈崭露头角。此后两年内发表了近十篇研究知识分子的文章。90年代初,为把知识分子的研究置于现代性变迁的宏观背景中,许纪霖转而研究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90年代后期又把目光投向西方政治哲学,他说“中国的现代思想史,有一半的根是在西方。”

  

  从事知识分子研究纯属偶然

  

  南都:你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能谈谈你上大学前的情况吗?

  许纪霖:我中学毕业后就下乡,在上海城郊的农场一呆就是三年。乡下的生活虽然枯燥,却给我一个很好的读书机会。在乡下的三年里,我负责管理单位的图书室,看了不少书。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高兴死了,赶快报名参加。复习的时候也是从从容容的,后来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

  那时我的理科成绩也不错,考试时数学还是满分,但我对文科却有一种偏爱。我很喜欢文学,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文学十分感兴趣,作家在那个时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时很想从事文学创作。填报志愿的时候,填与新闻、中文、历史相关的专业,但偏偏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录取了,这是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

  南都:当时校园氛围是什么样的?你那个时候就明确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吗?

  许纪霖:我们那届学生中,班里按照年龄排的话,我是倒数第七,大部分都是老三届、红卫兵,而我是红小兵。那时候的整个氛围非常好,充满理想主义。谁太早地考虑个人事,谁就被人看不起。整天拼命地读书,谈理想,谈知识,关心国家前途,也搞过竞争性的人民代表选举,公共生活很丰富。但是私人生活倒是很单调。

  我在大学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兴趣很广泛,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专业方向。大学三年级选择专业,当时有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哲学、经济和政治。我选择了政治专业。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苏联改革的研究。但在1982年毕业留校后,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党史教研室,与陈竹筠老师一起从事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

  南都:当时怎样进行党派史研究?

  许纪霖:一般民主党派研究专家都把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政党史来研究,但我这个人常常想法比较特别,我喜欢文学,因为文学更多地涉及到人的心灵和人性。因此,别人从民主党派历史中看到的是政治,我发现的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南都:所以,后来你的研究就转向知识分子研究。

  许纪霖:民主党派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它的成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此,我从事知识分子研究纯属偶然,完全是兴趣的引导。我最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精神状态。

  南都:在你的著作《知识分子十论》中,你把20世纪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为什么这样划分?

  许纪霖:第一是我自己的研究,第二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主要有两个坐标,一个是他们的知识背景,第二个是他们的人生关怀。我发现前三代和后三代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有一种有趣的轮回。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关怀、文化关怀和知识关怀。第一代(晚晴和十七年两代)更多的是社会关怀,处于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夜,政治意识比较强,第二代(“五四”和“文革”两代)更多的是文化关怀,重视文化启蒙的工作。而第三代(后“五四”和后“文革”两代)相对来说知识关怀多一些,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

  南都:今天的知识分子和这六代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吗?

  许纪霖:今年2月,我到日本参加一个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世代论题的会议(世代就是我们所说的代际),我在会上发了言。今天的中国有三代人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分别是“文革”一代、改革一代和80后一代。“文革”一代在四五十年代出生,改革一代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然后现在的年青一代80后已经进入历史舞台。

  今天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的是这三代人。“文革”一代称为革命之子,改革一代称为启蒙之子,80后称为世俗之子,世俗并不带贬义。“文革”一代受过革命教育,他们的经历非常坎坷,“文革”后又考上了大学,社会经验丰富,所以他们理想主义的另外一面又带有强烈的机会主义色彩。

  第二代人是启蒙之子,基本是在八九十年代氛围中受教育长大,这代人是过渡的一代人,他们身上也有理想主义的东西,但是观念是新的,也受到80年代氛围的影响,身上带有一些革命文化。但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更靠近80后,开始世俗化。80后这代人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他们个人主义、独立,有自己的想法,但不会跟你讲宏大的国家叙事,更多的是对个人和尊严的尊重,而且注重慈善、公益,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方面更加活跃和自觉。他们身上蛮复杂的,有新人类体现出来的新风格。

  

  闭门苦读的五年对我很重要

  

  南都:现在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并且正在被污名化,你如何看?

  许纪霖:在西方,知识分子含义是没有党派倾向的,无论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媒体、公众讲话,通过舆论影响社会。但是很有趣,知识分子的概念到了中国后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具有特定的含义,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一般被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评50个自由知识分子,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基本都是自由派,后来知识分子被打上了一个烙印,在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政治倾向的。因为在中国公知具有强烈的自由派倾向,所以今天围绕它的分歧不是公共性的问题,而是政治倾向的问题,很多对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其实是对自由派、自由倾向的污名化。

  南都:但公知的话语权也值得反思。

  许纪霖:是的,公知影响力很大,但是他们在媒体上发言有无经过深入思考,这是一个问题。美国有个学者研究公共知识分子,他说公知是“公共太多知识太少”,名气和思考的深度不成比例,这是我们应反思的。

  我们现在面对很多社会问题,有些问题只需要常识就可以思考,比如小悦悦事件。但是有些问题很复杂,比如三峡问题,禽流感,就像福柯所说,“知识就是权力”,权力靠知识在运转,如果仅仅靠良知是无法揭穿权力背后的秘密。这个时候需要周密的知识和思考研究。但是现在的确出现一些公知,像王小波所嘲笑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作为知识分子不仅需要公共性,还要注重观点,发挥你的专业性去说理,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立场。公知有“力”,即辐射力、影响力,但最重要的不是“力”,不是靠多少万粉丝来证明你是对的,而是靠“理”。

  南都:你在学术研究起步的时候,闭门苦读了5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史料,对你来说有什么作用?

  许纪霖:说真的,我很怀念那段时间。1982年留校到1987年出山,这5年对我很重要,看了大量的政治史、思想史,特别是知识分子史。没有这5年就没有今天的我。至今还很感谢华东师大有那么好的一个图书馆。当时是蛮孤独的。现在的硕士、博士都很浮躁,都在想未来,但人有时候应该有一段时间沉淀下来,潜心读书,这是你真正的积淀。

  90年代我发了很多文章,王元化先生每次看到我都批评我,说:“人要善于养大气,你随时写文章把气放了,养得了什么大气?”今天的体制太功利,时代太浮躁,养不了大气。现在,我教育我的学生一定要潜心写一篇好文章,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研究而写。你不留一手,就不得了了,有些抄袭者抄上了瘾,穿上了红舞鞋,像疯子一样不断地发文章,好像成为生活方式本身。这个是要警惕的。像我这个年龄已经不需要靠发文章完成指标,但是我每年要求自己写两篇深思熟虑的文章。

  南都:你很推崇王元化先生。据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先生家里的客厅是一个公共空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拜访他。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许纪霖:王先生的朋友很多,晚年也比较喜欢热闹,每天都高朋满座。当时人很多,我每次去都插不上话。只有等到留下吃晚饭的时候,才能跟王先生说上几句话。王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启蒙大师,他身上有一种精神和人格的魅力,非常博大,我很少看到他这样文史哲兼通的学者。搞哲学的人觉得王先生哲学很好,他受到很好的黑格尔小逻辑的训练,又懂文史;搞历史的人觉得他考据不错,却还有这么强的逻辑理论。他考据、义理、辞章三项都拿得出手,现在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在学术研究上影响我最深的是张灏先生,而精神上是王元化先生。

  南都:你怎样结识王元化先生?

  许纪霖:80年代我写了几篇文章,他的一个学生对我说,王元化先生很赞赏我的文章,什么时候可以把你介绍给王先生。后来我就有机会拜访了他。我其实算是他的私淑弟子,经常到王元化先生家里去请教学问。老先生每年去珠海的儿子家过冬,就让我帮他看上海的房子,我和我太太住了进去。

  老先生在世的时候也有凡人的各种缺点,黑格尔说过,“仆人眼里无英雄”。可是等到他走了之后想到的都是他英雄的一面。俄国有一句话讲得很深刻,“鹰有时候会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会飞得比鹰高。”今天我越来越想到他伟大的大师这一面,他走后才觉得人间再无这样的大师。

  

  个案研究要注重宏观背景的了解

  

  南都:你刚才说,在学术研究上对你影响最深的是张灏先生,他如何影响你的学术研究?

  许纪霖:我起初是看他的书,他的东西在研究路径上对我很有亲和力。研究中国思想史,美国有本杰明·史华慈的传统,这是哈佛大学思想史研究的权威。我个人认为张灏先生是史华慈众多一流的学生之中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最得其真传的。我们称之为问题式的思想史,他的研究问题意识很强。张灏先生一生作品很少,加起来薄薄三本书,但都是他呕心沥血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的成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你不可能开天辟地,像我这样最后找到模仿的楷模,非常幸运。

  南都:遇到张灏先生后,你在研究方法上有哪些改变?

  许纪霖:我以前的研究方法不自觉,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研究,是多变、盲目的。后来遇到张灏先生,突然觉得找到了一种“家法”,当然研究的最高境界是无法之法。遇到张灏之前我做的是知识分子研究,遇到他之后就开始做思想史研究了。我所说的思想史是狭义的,涉及到公共观点,我更加注重宋学、义理的传统,有问题意识。

  南都:90年代初你从知识分子研究转向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为什么?两者有联系吗?

  许纪霖:当时我觉得,要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对整个中国现代性的变迁有一个宏观的理解。于是我在九十年代初暂时告别了知识分子研究。当时我碰到了学林出版社的陈达凯先生。他是我华东师大的校友,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觉得中国近现代史像文学史一样面临着重写的问题。过去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都是用所谓三个革命高潮或反帝反封建的思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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