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智慧如撒落在汤里的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8 次 更新时间:2017-05-26 09: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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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所谓“精英知识分子”,在《环球人物》记者想象中,长相气质当如许纪霖。传闻有一次陈丹青见到许纪霖,说:“你长得真像演员陈道明。”而许纪霖笑着回答:“是他长得比较像我。”采访这位沪上著名的学者,记者几经波折。尽管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但经常在外讲学,记者几次去上海都与他错身。这次终于得见本人。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在新近出版的学人对话集《何以安身立命》的自序里,许纪霖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这段名言,来对照如今这个变化万端、风云起伏、价值观多样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去理解、阐释乃至影响、改变这个时代,如何在这个让人困惑的时代里安身立命?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一位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这是许纪霖时常叩问的话题。

  

“80 年 代 精 神 的 产 儿”

  

   在《何以安身立命》中,许纪霖和梁文道、刘擎等众位学者一起对现如今人们面临的众多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如何面对死亡、信仰,如何看待历史、看待世界,如何应对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等,通过直面这些问题,力求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找到重建自己内心的方法。

   书中,许纪霖深情缅怀了两个内心丰沛的时代,第一是民国,所谓的“民国范儿”在他看来包含着“纯真、德性、趣味、尊严”的多重内涵,中国古代士人的风雅,与西方绅士风度相结合,到二三十年代产生了20世纪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第二是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激情的年代,也是他人格养成与奠定学术之路的年代,他称自己为“80年代精神的产儿”。

   许纪霖读小学二年级时,轰轰烈烈的“文革”发生了。按照康有为“所经之事、所见之事、所闻之事”的界定,他称文革是自己“所经之事”——太小了,只能当个“红小兵”。很多人眼中苦大仇深的一段经历,在许纪霖的童年记忆里,不乏“阳光灿烂”的一面:大人们上山下乡,课堂也有一搭没一搭,留下小孩子们独自撒野,因为没有人管束,读书反而倒是可以凭着兴趣自由选择。

   中学毕业后下乡3年,因为读书多,底子好,1978年,他很顺利地成为了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政治教育系。他的班上,几乎全是“老三届”,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相差十来岁。许纪霖在班上属于年纪很小的,“因为年纪小,所以比较边缘。因为边缘,所以我能带着距离观照那一代人,看到这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优点和缺点。既身处其中,又置身其外。”

   大学校园的生活,“每一天都是沸腾的,激动人心的”。在新时代,“革命”已然退潮,但革命的热情仍在。“私人生活比起现在是枯燥的,谈恋爱是不被允许的,但公共生活却足以让今天的大学生艳羡,数不清的学术讲座、公共辩论、话剧汇演、诗歌朗诵……你可以尽情燃烧热火,发挥个性创造力。校园里流行一个词:解放。既是思想的解放,也是个体的解放。”

   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当老师,被分配到中共党史教研室,研究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别人从民主党派的历史中看到的是政治,而他看到的是黄炎培、沈钧儒等一个个知识分子鲜活的灵魂。由此,他开启了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第一篇重要的稿件是关于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袁世凯称帝时要黄远生帮忙造势,在挣扎中他写完了稿件,之后又非常后悔,写了《忏悔录》反思自己的一生。许纪霖对他的心路历程深有感触,写下了《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发表在《读书》杂志。随后,他开始连续不断地发表知识分子系列的研究文章。“许纪霖”的名字,也迅速地被学界所熟知。

   这段求学与成名的经历,对许纪霖来说,代表着难以复刻的青春记忆:充满生机、活力,对未来满是憧憬;充满神圣感,一讲到现代化就热血沸腾。“直到如今,我内心的灵魂依然为80年代所塑造,是一个不合时宜的80年代遗民。”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后 退 一 步,远 眺 彼 岸”


   “我们那辈人,原先做什么事情都要和一个大目标联系在一起。”许纪霖说,“比如早些年,我在农村,当时有个挺有名的作家在媳妇生孩子的时候,两个星期没有出现,原因是:为了革命事业太忙了。当时的我觉得:这才是男人啊,是英雄。现在听起来,你可能觉得匪夷所思。”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逐渐陷入了世俗化、功利化,“人们被一个个的小目标推动,再也不去追问什么宏大的意义。这个世界最令人着迷的那部分消失了。”

   “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正是王元化先生晚年的担忧。王元化曾是上海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对许纪霖影响至深,父亲早逝的许纪霖将他看做是自己的“精神之父”。

   许纪霖一向称自己做学问是“野路子”,吃百家饭,采千家蜜,看似博览众长,却没有“家法”。但他时常提及,在为人为学的道路上,有3位老先生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名师陈旭麓,“陈先生并不把时髦的理论挂在口头写在纸上,他的方法是一种‘无法之法’,他的史学著述,是用心灵与生命浸润出来的。”另一位是台湾中研院院士张灏,他继承了哈佛大学思想史研究大家史华慈的衣钵,让许纪霖找到一种心有戚戚焉的研究范式,“他启发了我,学者要能够耐得住寂寞,所谓‘后退一步,远眺彼岸’。”

   最重要的一位就是王元化先生。王元化最早在《读书》《走向未来》等杂志上看到许纪霖的文章,而对他欣赏有加,后来走动多了,逐渐熟识。如今老先生已去世多年,但许纪霖时常怀念那个名为“清园”的小小客厅,先生谈学问、论思想,令所有人如沐春风的情形。

   许纪霖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王元化对外人和蔼,但对熟悉的人有时却严格到不近人情。上世纪90年代末,许纪霖一度迷恋文化评论,报纸副刊上频频出现他的名字。王元化每次见到他,都疾言厉色:“你少写那些报屁股文章!好好做你的知识分子研究!”许纪霖起先并没有听进去,一次闲聊中王元化看似不经意地讲起心得:“做学问要善养大气,如果有一点点感觉,就迫不及待地放掉了,最后是成不了大器的。”许纪霖心头一惊,恍然有悟,从此收敛了许多。

   在许纪霖看来,王元化承袭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家国天下的情怀,他的性格里面有政治人和文化人的两面,但究其底色,文化才是他的终极关怀。特别到了晚年,他陷于深深的忧虑中——当代人沉湎于物质,沉湎于世俗,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世界陷落了。这些年来,许纪霖也追随了王元化的这种忧思,“知识分子,应做‘文化托命之人’,通过一代代人让文化薪火相传。

  

丽 娃 河 畔 的 写 作 者


   在许纪霖很多文章的篇末,都会标注,“写于丽娃河畔”,丽娃河是他母校华东师大的“校河”,是许纪霖“永远的梦中情人”。《环球人物》记者在华东师范大学采访他,采访中正巧有学生找他写出国推荐信并寻求帮助,他殷殷叮嘱,从学术规范到行为礼仪,既亲切,又端严。

   作为一个孜孜不倦的写作者,从1989年开始出版《无穷的困惑》,直到如今,许纪霖著述众多。不仅谈思想、学术,他还会不时地对流行事件发言,比如针对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大热,他写了《历史远未终结:21世纪是一个右翼保守主义时代吗?》,是近期学界在讨论“特朗普现象”时经常提及的一篇文章。

   外部的环境在变,精神的追求也在变,但许纪霖学术的主脉一直没有变——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事实上,他也发现,很多文章就像流行乐,时过曲散,而那些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文章却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比如他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其中《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一章,以1949年为轴,对中国“前三代”与“后三代”知识分子的划分,十几年间,一直被广泛援引。许多读者正是从这本书中加深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认知。比如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如何在西方与东方,救亡与启蒙之间的挣扎;新中国建立,知识分子面对新制度、新社会的做出的自我调整和不同的命运选择。

   还有2007年出版、2012年增订再版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这本书展示了一幅中国知识分子广阔的心灵图景,除了集中的梳理,还单篇讲述周作人、蒋廷黻(音同“服”)、丁文江、傅斯年、金岳霖、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命运轨迹,个案研究与各种复杂的思潮、观念、心态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历史的、时代的逼真感。书中他归结出知识分子的五类人格:特立独行、外圆内方、帮忙奴才、帮闲文人、游世之魂,“一百年的近代史,是中国知识分子值得骄傲的年代。因为它孕育了一群以鲁迅为代表的‘特立独行之士’,也产生了一大批虽有缺憾,却不失其正的‘外圆内方者’。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终于崛起于东方。”

   值得一提的是,他关于知识分子个案研究的文章,打破了学院与公众的壁垒,受到许多普通读者的喜爱。今年19月,他在微信公号“腾讯大家“上发表的关于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挖掘了深埋于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饱受争议的才子性格中的矛盾,写出了他可嗟可叹、一波三折的命运悲剧。这篇文章一天之内阅读量达到10万+,成了自媒体上热传的“爆款”。

   “我喜欢个案研究。过去我是一个文学青年,有人讲‘文学就是人学’,所以我一直很关心人的命运。人是复杂的,我特别喜欢展现人性中的复杂性。从很多民国知识分子的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我用这代人的困境想象那代人的困境,有时候惊人相似。这些人性深处的东西,不会过时。”许纪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的愿望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像别尔嘉耶夫(1874年—1948年,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罗斯思想家)写作《俄罗斯思想》那样,写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但是不着急,我现在的心态很从容,算是一种‘比慢’的精神吧。“

  

智 慧 如 撒 落 在 汤 里 的 盐


   《环球人物》:您一直在研究知识分子,那您是怎样理解知识分子这种身份的呢?

   许纪霖:知识分子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萨义德(著名学者)说过,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具有业余精神的人,做研究就像是玩业余游戏一样,是一种爱好、一种天职,而不是为稻粱谋。知识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而是为思想而活着的人,并且知行合一。

   《环球人物》: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您觉得了解历史对我们当下人的意义在哪里?

   许纪霖:作家王小波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他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教高等数学的老师,第一堂课就给学生讲:高等数学没什么用,但它是一种好的知识,不但有趣,而且帮助你思考。我想历史也是好知识。有用的知识可以培养工匠,只有好的知识才能培养出好的人。历史能给予你智慧。所谓的智慧,就像撒落在汤里的盐,是没法教,需要自己去领悟和提炼的。

   《环球人物》:如今历史的面目,要么是教科书上的枯燥乏味,要么是影视剧中的戏说和乱弹,对此您怎么看待?

   许纪霖:关键问题是恢复历史的生动性、趣味性,让它变得可爱活泼,而非板起面孔、死气沉沉。历史学骨子里就是讲故事。这么多人不喜欢历史教科书,而喜欢看历史电视剧、历史小说,因为故事吸引人,他们关心故事里人物的命运。我们必须恢复这种史学传统,就像司马迁写《史记》,包含了很多合理想象在其中,但没有人怀疑《史记》是一部信史。历史的灵魂是故事,没有故事的历史,就像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是孤魂野鬼。

   《环球人物》:您常对当下文化表达忧虑,主要担忧的是什么?

   许纪霖:这个世界科技在进步,但科技进步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人心灵的需求,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利益关系了。大家都看过《小王子》,这本书里最有意味的是,小王子与狐狸、玫瑰的关系,因为小王子培植了玫瑰,他们之间有相处,所以玫瑰变得独一无二,其他都不能替代,这其中就形成了一种情感的伦理。梁漱溟先生也说过,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而我们如今的毛病在哪里?不该讲情感的地方讲人情,比如在市场体系里;但在该讲人情的地方,却处处充满着利益的考量,比如师生关系。

   《环球人物》:关于阅读,您能给一些建议吗?

   许纪霖:我们这代人是印刷文化的一代人,主要看文字。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开始流行,从BBS、博客、微博到微信等,变化越来越快。今天是一个资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被资讯碎片化,再也形不成完整的体系。所以我还是鼓励年轻人多读书,了解系统的知识以及知识基础上的一套世界观。读书能让心智健全起来,超越这个世界的破碎化,形成一个完整的心灵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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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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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环球人物》杂志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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