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商三者形成了顽固的同盟关系,掌控了社会的很多资源,造就了一个赢家通吃的利益集团。相应地,农民的生活水平略有改善;工人阶级则分化了,在大型国企工作的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不可同日而语。在两个群体之外,还生产出一个庞大的打工群体,他们的未来最具有不确定性。
2011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一位政协委员说了句石破天惊的话: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此语虽招致大量的批评,但人们不得不直面与此言相应的社会现象,即农村孩子即便大学毕业,也难以在城市立足生根,却又回不到农村了。这位政协委员的意见是,优秀的农村孩子不如选择中专、技校,留在农村还可以做“高层次农村人”。
这个说法无疑具有歧视性,可是也有“真话”的属性,它戳破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幻影。近年来高考遭遇了新的危机,一方面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例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则是没有背景的大学生在毕业后要面临残酷的现实,找工作以及在城市安身立命的路径被持续挤压,相当部分沦为“蚁族”。这昭示着高等教育作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途径的功能开始被冻结了,与之相应的是退回到了在极大程度上依靠“纯天然禀赋”即血缘,来进行竞争的局面,而这完全是前现代社会才会有的状态。
新一届政府施政伊始,便对社会流动性问题作出了回应。总理李克强在首场记者招待会上就承诺:“要对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进行推进,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比如说现在高等学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
不过,教育只是整个社会分层和纵向流动问题的一个部分。而只有在更长时段的考察中,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今日社会流动问题之本质。
两个不同的视角
相比“有人的地方将有左中右”的论断,“有人的地方就有上中下”恐怕可以得到更多的共鸣,可以说,社会分层是一个恒定的现象。简而言之,社会流动有两个理论上的“极端”,即封闭型社会和开放型社会。
在封闭型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层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主要继承着父亲的阶层位置,代际继承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在开放型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在这种社会中,子女的社会地位主要由自己后天努力取得的人力资本所决定。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人的社会地位是由身份决定的,贵族生而为贵族,奴隶生而为奴隶。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在于打破了这种加之于人的枷锁,它虽然没有消灭等级制度,但使阶层的流动成为可能。
如何认识和描述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主要有两个流派的理论,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
人们通常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强调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同的阶级因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而在经济生产领域占据不同的地位,进而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一概括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阶段全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理论性的认识是总体性的,并不排斥在具体情境下需要做出具体细致的分析的必要性。
韦伯的分层标准更接近于描述性的,他的分层理论的核心是三个标准,即经济标准(财富)、社会标准(声望)和政治标准(权力)。这三个维度既相互独立又存在着交叉。
在当今的社会分层讨论中,韦伯式的分层分析的描述和解释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被运用得更多一些,比如它也可以用来理解前现代中国的阶层流动,底层就有可能通过读书和参加科举的方式脱颖而出,获得在阶层通道中上升的机会—或者取得官位,或者进入士绅阶层。虽然读书要受到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制约,但这毕竟为出身寒门的优秀分子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通过读圣贤书而获得阶层流动的机会符合韦伯的社会分层标准中的社会声望的标准。科举也由此被视为传统中国最具现代特征的制度。高考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科举取士的职能,其意义在改革开放之后利益重新调整的态势下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高考在事实上的失效如此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新中国的前后两个30年中,阶层结构的调整是剧烈的。革命催生的前30年是以消灭等级结构为目的的,但这个目标并未达成,还创造了新的层级结构。这个时段的运行大体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也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才能得到理解;而理解后30年的变化,则最好借助韦伯的工具。
“平等政治”的持续与衰竭
大规模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新整合,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在阶层阶梯中的流动,几乎都是政治力量驱动的结果。一旦政治形态调整完成并走向稳定,阶层结构便会僵化,人的跨阶层流动变得越来越难。去年,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题为《谁拿到了最好的工作》的纪录片,便用事实指出,英国目前处于一战以来最不平等的时代,好工作都被一些出身于背景强大、社会关系丰富的家庭的人占据了。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波澜壮阔的革命的世纪,平等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取向。正如著名印度学者帕萨·查特杰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所指出的,中国经历过深刻的社会革命,所以没有绝对的贫困,人民识字率高。在这些革命成果基础上,中国社会才能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分别在改革前后的两个时期取得建设的巨大成就。
革命彻底地重塑了中国的社会关系,如果没有中国革命,那么多山沟里的放牛娃是没有可能成为开国元勋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也不可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获得那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工人、农民两个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两大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简单清晰,组成了那个时代最基本社会基层结构。
知识分子的地位比较独特,他们因其“软弱性、依附性”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有时被承认为一个阶层,有时也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城市,干部以及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被归入工人阶级的范畴。事实上,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与工人是不同的,他们占据更多的资源,也有机会运用权力牟取私利。一旦形势稳定下来,腐化的苗头便出现了。此外,工人和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平等也开始显现—虽然与当今相比,那时的不平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以平等为取向的革命已创造了新的形式的不平等,即所谓的“三大差别”。
“两大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是基本稳定的,但也存在流动的可能。这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因为生产规模扩大而从农村招工实现的。
与后来不同的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仍然具有活力,一旦新的差别被正视,解决问题的动力便不缺乏。于是,国有企业开始推行以“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为特征的管理民主化改革,显现出向特权阶层蜕化苗头的干部队伍重新成为革命的对象,城市知识青年则开始上山下乡,新一轮阶层结构调整的浪潮再次掀起。刚刚呈现出来的阶层僵化的趋势被毛泽东“大手一挥”重新打乱重组了。
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后,政治主导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改变了的是政治的取向。新的政治形态是以效率为先的。比如,对“大锅饭”、“大帮哄”等的批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如此等等。
改革开放之初,有过一段人人怀念的“普惠式改革”时期。农民因为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发挥出了积极性,粮食增产便意味着增收,城乡收入差距一度缩小。但这种趋势只延续到19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开始,时间跨度不大,事实上也不构成阶层结构的变化。城市改革一旦开始,这个良性的趋势便终止了,真正的调整也就开始了。
“赢家通吃”局面的出现
改革开放前,私人资本积累是不存在的,真正“值钱”的是行政权力,但在平等政治带动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行政权力被限制了,无法实现变现的冲动。这种状况在1980年代改变了,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权力的笼子也打开了。
权力变现的早期典型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经济发展造成了一部分物资的缺乏,而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之间的差额就为牟取个人利益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那么,是谁拿到了这部分利益呢?显然,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官倒”指的就是这些人。
这个时期的社会环境开始变得宽松,为一些头脑活络、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的人打开了机会之门,一部分人游走在政府和社会的中间地带,寻找到了致富的机遇。这里面有很多是返城知青,他们的回归是一度被打乱的建国后才成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再组织的标志。当然,一些纯粹靠辛勤劳动起家的人也在这个环境下获得了回报。
1992年之后,市场化改革开始在去除了杂音的环境下进行。市场化不仅意味着“放权让利”,也意味着将过去积累的公有资产货币化、资本化,以明晰产权为名义,将其一部分以便宜的价格让渡给私人。一些国有企业、国有资源、国有土地成了制造暴富的源泉。
得到这些好处的,仍是与权力掌握者接近的人,即官员的亲属或子女。1992年开始有一大批官员下海,他们运用在政府工作期间积累的人脉关系和对政策的把握而实现致富。也有一些人凭善于钻营,与官员的利益输送而得到了机会,反过来,这样的商人也充当着一些官员的利益代理人,两个群体互相需要,互相利用。当然,任何时代都不能否认有主要靠守法经营、勤劳工作而致富的商人,但在权力市场化的大环境下,这部分人的数量是少的,想做到完全不依赖权力是极其困难的。
知识分子在与官和商的联盟中起到了他们的作用。知识分子不能独立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源赚钱,只能依附于官和商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部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制造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意识形态”,引导舆论。比如,他们将“劳工神圣”的理念颠覆了,把改革、企业家、资本描绘为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真正源泉,使工农地位的下降被合理化了。他们开办各类的培训班,受邀为各级政府、各大企业讲课,成为官和商的老师和朋友;担任企业的独立董事,承担政府的课题,或者以其他的方式从企业获得收入,作为担任“吹鼓手”的报酬。
在这个过程中,官、学、商三者形成了顽固的同盟关系,掌控了社会的很多资源,造就了一个赢家通吃的利益集团。相应地,农民的生活水平略有改善;工人阶级则分化了,在大型国企工作的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不可同日而语。在两个群体之外,还生产出一个庞大的打工群体,他们的未来最具有不确定性。
新型阶层再生产及其未来
“赢家通吃”的格局在10多年前便基本确立了。一个例证是,今天我们所知的富豪都已经在那段时间里崛起,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难以想象再有新的草莽英雄横空出世了。
这并非说利益格局的调整已经结束,细微的重新分配和布局仍在进行,但大体上不再有剧烈的震荡。也就是说,围绕国有企业、资源、地产、金融等重点领域建立起来的、受到体制内贪腐势力保护、并与外资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并站稳了脚跟,其他利益群体更像是这片大树底下的“花花草草”。前段时间曝出有多个身份证的“房姐”龚爱爱事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些势力之间的联系:原始积累来自对国有资源的掠夺,利用体制内负面力量的庇护获得多个身份,利用金融工具的放大作用大量投机于房地产,而其购房的地产公司又是外资的。
这种阶层结构的形成和固化花去了一代人的时间,如今这种格局已经开始了自身的再生产。这便产生了“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穷二代”等各种“二代”。“富二代”不仅指富商的子女,也包括高级官员以及富裕地区一般官员的子女,因为他们也可以享受得起奢侈的物资生活。这个群体一部分在海外生活,一部分留在国内,其父辈的暴富是“野蛮生长”的结果,他们也沿袭了父辈的粗鄙之风,其形象一般与豪车、名品以及骄横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最容易引起社会的反感情绪。
“官二代”一般指普通国家公职人员的子女,物资生活不算大富大贵,但衣食无忧。这个阶层没有高的追求,父辈不期望子女有大发展,只望在自己有限的范围为子女谋一个安稳的差事。于是便出现了“吃空饷”、“萝卜招聘”等现象。所谓的“精英人群”并不是以将下一代培育为广义的“精英”为目标,而是满足于“子承父业”,给孩子安排个吃财政饭的工作足矣。
富是富的原因,穷则成了穷的原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下一代基本上成为了徘徊在城乡之间、无所归依的人,他们已经不会种地,土地也正在被侵占,在城市里也无法扎根,底层的工作根本无法保证他们高于温饱的生存需求,婚恋这种简单的需求也成了奢望。
这种阶层结构是危险的,是一个可能被引爆的火药桶。过去10年某些细微的政策调整已经难以扭转形势,反而被利益集团裹挟了。
过去10年尤其是过去5年,社会阶层的固化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阶层固化的背后是占有资源(包括优质教育的机会、土地等)机会、影响公共政策能力等巨大差异的固定化趋势。这个趋势体现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层次,即不但从全国范围内看是如此,就一市县一乡镇而言,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减缓甚至是加深了这一趋势。其中的一个悖论在于,当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表面经济繁荣的掩盖之下,社会的纵向流动可能提不上议事日程;当经济增长下滑时期,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也会成为固有利益格局再次扩充自身能量的一次机会。而到了今天需要从“社会的活力”中汲取发展动力的时候,决策者终于开始直面社会流动问题。
在未来,潜在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能否得到化解,仍然取决于是否会出现一种新的平等取向的政治形态,进行一场真正的有力度的改革,彻底破除“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的绑架。这并不需要援引革命的伦理,法治就足够了,因为“特殊利益集团”便是在践踏法律、违反了法治原则的条件下生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