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论转型国家均衡性改革方略

————《包容性改革论》系列研究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1 次 更新时间:2013-04-30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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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在第7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的演讲

2013年4月28日

编者按:2013年4月27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合作举办的以“城镇化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为主题的“2013’亚洲转型国家经济政策对话”,第7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召开,会议邀请亚洲转型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改革发展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促进包容性增长涉及的重大课题进行广泛交流和对话。中国改革论坛网、腾讯网进行现场直播,以下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教授、中改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常修泽演讲:

我讲的题目是《 论转型国家均衡性改革方略 》,这是我正在撰写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第三部分有关改革运作部分的主要观点。我讲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提出转型国家包容性改革方略?

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探讨,即理论、国际、现实:

(一)理论。

1、中国思想家的平衡理论。我比较看重老子的《道德经》,这部书里有阴阳平衡理论,这是中国的大智慧。中国以老子哲学依据的道家有“太极图”,太阳和月亮平衡,男人和女人平衡等等,这是规律,我把它称之为“均衡规律;”

2、国外思想家的均衡理论。据我看到的著作,我发现,国外的一些大思想家、哲学家、人类学家也提出过一些均衡思想。比如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就写过一本《均衡论》,里面阐述了相当深刻的均衡思想。

3、我个人在研究《包容性改革论》中形成的“大均衡改革”思想。我正在撰写的《包容性改革论》从理论框架来说,包括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改革思想的包容性。包容天下。

例如,今天讨论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我们探讨改革户籍制度,我们不妨想一想:中国城市户籍制度是包容性的吗?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在城乡居民之间形成这么大的鸿沟,直到今天我们把两亿多农民工排除在户籍制度之外,这是包容性的吗?由此而造成的权利不平等,是公正的吗?当然这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克服它,解决它也要有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速战速决”,下一步路将很难走,但是,深层的包容性思想我觉得中国没有完全解决。

从理论深层探讨,包容性思想的关键点在哪里?我个人认为,衡量的标志是你敢于不敢于、能够不能够包容“异类”?关键是包容不同思想,包容奇特的东西。比如,前不久冰岛女总理带着她的同性恋第一夫人到北京,我们包容不包容这种奇特的现象?这是一个考验。从一定意义上说,包容异端才是包容的真谛,要解决“排异反应”的问题。

第二部分,制度创新的包容性。这是包容性改革最核心的部分。我主张建立“包容性制度”。刚才迟福林教授讲的未来几年城市里要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以“人口登记”为主要标志的制度,叫人口登记制度也好,叫居住证制度也好,叫身份证制度也好,我认为这都是包容性的制度,尤其是以身份证、为唯一标识更是包容性的制度。我在台湾住过一段时间,它那里也有户口制度,但是户口只是一个登记的功能,没有别的功能。

第三部分,改革方略的包容性。就是改革在运作的时候要包容,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均衡。我今天的发言侧重点在讲均衡,是操作层的问题。

第四部分,改革成果的包容性。改革出了成果怎么让大家共建共享?在我的心目中这实际上是一个共建共享的问题。世行、亚行讲的包容性增长,主要指的是这一层的包容性。

(二)国际。

国际上有很多的经验教训,比如,前几年我到南美智利阿连德搞计划经济结果被炸死,证明计划经济死路一条;后来皮诺切克特搞刺刀下的激进的市场经济证明也走不通,后来他们提出均衡改革,在“两个鸡蛋上跳舞”。

(三)现实。

中国、越南、老挝这些转轨国家情况很复杂,有一种“纠结”,改革者既是改革的推动者,同时它所赖以支撑的体制基础又是改革的对象。现在社会上讲“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个思想是从美国传来的,但情况不太一样。从转轨改革角度分析,谁关?关谁?我在研究中发现,拿钥匙的权力主体和被关进去的权力主体具有一定的同一性。现在面临两极都是悬崖。一极,恢复计划经济、倒退甚至复辟文革,这是悬崖;另一极,搞休克疗法,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也是悬崖。因此中国、越南等这些国家怎么能够避免掉入悬崖,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要讨论的问题。

二、均衡性改革方略的五大要点

首先,要指出:均衡性改革的前提是“五环改革”,即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资源环境“五环”改革。在推进五环改革中我建议研究转轨的朋友要找“均衡点”,每一条改革都要找准两个方面的均衡点,我特别要提出“均衡点”不等于中间点,它是动态均衡的。跟“翘翘板”一样,哪边失衡要适当的往哪边移动一下。找准平衡点。具体来说,要把握如下“五大均衡”:

第一,经济改革:要找市场化和社会公正的均衡点。

学会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化“两个鸡蛋上跳舞”,中国前些年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个平衡点没有完全找好。有时忽视公正化,有的地方甚至搞“伪市场化”;有时又忽视市场化,不自觉地搞一些计划经济的东西。从转型来讲,我非常看重混合所有制经济,包容国有与民营,包容国富与民富。公正化不仅在社会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本身也要贯彻。

第二,政治改革:找准“深刻改革”与“自我完善”的均衡。

改革不是传统的那种暴力革命,但它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维新变法,仔细研究又有某些变法的特征,因为在大的框架不变情况下的推进变革,官方的语言叫“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第三,社会改革:寻求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均衡点。

中国社会已经分层,不能不承认,要谋求社会共生。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这三个阶层让他们各得其所。有人提出警惕“高福利”,要具体分析,对穷人来说,不是“高福利”而仍是“低福利”的问题。

第四,文化改革:寻求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精华交融的平衡点。

我简化为“文明交融”论。去年四月,我在海南国际论坛提出构建三个“大屋顶”,其中第三个就是建议构建文明交融的大屋顶。中共十八大有一个新的进步,就是把“自由、平等、民主”正式写入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人类是有共同文明的,不应该否认。但人类普世文明不等于西方文明的全部,我的公式是东方文明精华加上西方文明的精华。这是一种包容性思维。前天,在海南25周年大会上我建议海南成为创建东西方文明的交融试验地,真正把海南打造成一个国际文化交流大平台,不同文明交融,融合的大平台。

第五、资源环境制度改革:寻求“天地”与“人”的均衡点。这个我多次讲过,不重复。

三、怎么实施这么一个均衡改革的战略。

第一是要树立“容乃公”的思想,老子《道德经》中有“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这里要害是“知常”,知道把握这个规律。要克服“社会排斥”,我建议研究包容中的“排斥反应”。美国社会学家戴维讲“主导群体不愿意别人分享之”,这个问题要解决。

第二,突破固化利益格局的羁绊。这个利益格局相当复杂,权力是最主要的,但传统的社会势力也是一个方面。例如,担心移民带来的格局变化,也是一种掣肘因素。

最后一个是要有可操作性的突破口,我建议两个点可以作为突破口,第一个是经济上要“破垄”,第二是官员的财产要公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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