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成意: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构建路径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 次 更新时间:2013-04-27 20: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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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成意  

  

  【摘要】由于中国宪法的急剧变迁与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近三十年来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构建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基于基本范畴构建宪法学理论体系,出现了宪法过程论、人民主权起点论、法权起点论等代表性观点;第二阶段(本世纪初)基于科学功能构建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出现了宪法解释学、规范宪法学、历史宪法学等有影响力的流派。笔者以为,随着认识的深入与各种视角的整合,未来宪法学将基于系统功能重构宪法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构建路径;历史演变;未来展望

  

  一、第一阶段:基于基本范畴构建宪法学理论体系

  

  (一)代表性观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党的十五大召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99修宪等历史性事件推动了宪法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契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宪法学者解放思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投身于宪法学研究中。虽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宪法学研究相对落后,但与过去相比,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活跃,集中探讨了宪法学的理论体系,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1]并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鸣[2]。其中,代表性的观点:

  1.宪法过程论

  着眼于宪法的实施,宪法过程论者认为中国宪法学“首要问题是变静态宪法学理论结构为动态理论结构,并使这一结构作为宪法学基础理论直接贯穿于对所有宪法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的全过程。”这一动态理论结构形成了“以‘创宪’、‘制宪’、‘行宪’三大环节为基本逻辑结构的‘宪法过程论’”。[3]这一观点的提出,引发了宪法学界对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探讨热,但这一观点本身很快被淘汰。

  2.人民主权起点论

  着眼于宪法的逻辑起点与基本范畴,人民主权起点论认为“宪法学的基本矛盾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其道德基础在于人权保障,社会基础在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逻辑起点在于人民主权。完整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应以解决这个基本矛盾为主线,包括宪法基础、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和宪政运行四个方面的内容。”[4]

  3.法权起点论

  着眼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性,法权起点论者主张“在权利、权力及其相互关系这个认识层次的基础上再深入一步,找到它们两者所分解出来的那个在理论上和逻辑上一定存在事物,并将其作为重构宪法学体系的分析起点。这个事物就是法权。”“法权是指一定社会一切权利与权力之总和,社会成员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其两个基本构成方面。”[5]据此,认为宪法学理论体系是由逻辑起点“法权”和基本范畴“权利”、“权力”构成的。

  (二)评析

  上述基于基本范畴构建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方法,存在以下特点:第一,普遍认为宪法学的理论体系是由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决定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体系就是宪法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尽管各种观点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认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是宪法学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二,各种理论体系都存在共同的“前见”,即以成文宪法为考察对象,认为宪法是一个绝对自足的体系,宪法学理论体系只需考虑成文宪法内部的问题(或者说只需考虑成文宪法的内部结构问题),忽视了与宪法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宪法的外部结构问题)。因此,有学者不无道理地认为“由此建构起来的宪法学理论体系仍然属于注释宪法学或应用宪法学范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宪法学”。[6]这种以成文宪法为参照系而构建起宪法学理论体系,实际上狭义地理解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第三,将宪法与法律等同,因此宪法学理论体系本质上是宪法学的法律理论。这一点在现行的法理学教材上体现得非常明显:由于没有区分宪法与法律,认为法理学中关于法的一般理论对于宪法的解释力就像对于普通部门法一样有效。实际上,宪法具有多重属性,法律仅仅是其属性之一,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空条件下,宪法的法律属性体现的程度并不一样。因此,现行法理学中关于法的一般理论只能解决宪法中的法律问题。在宪法法律属性不突出的情形下,当下关于法的一般理论既不是宪法学理论本身,也不是宪法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意义上,当前阶段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不是宪法的法律理论(或者宪法解释理论),而是宪法的非法律理论(即下文所说的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

  

  二、本世纪初:基于科学功能构建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

  

  (一)代表性观点

  宪法学理论体系作为解释各种宪法现象的工具,不仅要明确这一工具所要解决的问题即宪法学的研究对象,还要明确这一工具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意义以及在运用这一工具时所应坚持的准则。只有如此,这个理论才能有的放矢、作用明显。而中国宪法学关于理论体系的构建恰恰忽视了理论体系的功能这一主要方面。可能正是基于此,中国宪法名家近些年很少在基于研究对象或范畴讨论宪法学理论体系问题,而是在自觉反思宪法学功能、宪法学研究方法、宪法学者使命的基础上,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宪法学流派。

  1.宪法解释学

  林来梵教授基于宪法学功能、宪法学使命以及宪法学研究范围的认识而构建了规范宪法学。[7]他精辟地论述道:“把宪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定性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走向了另一种极端,那就是仅仅致力于探究那些围绕着宪法规范而展开的诸种社会性要素,而不屑于细致地剖析在宪法现象的逻辑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宪法规范本身。时至今日的中国,注释宪法学之受到鄙视,政治学和法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即使以‘粗放型’的宪法问题研究也就足以轻易地替代了宪法学的劳作等迹象,从侧面上证明了一个可谓之以‘宪法学之悲哀’的情势。”“之所以说是一种悲哀,是因为一旦无限度地扩展并倾斜地关注宪法学研究的周边对象,而不力图将认识的聚焦点设定于宪法规范之上,那么往往有可能在所谓‘科学的方法论’的旌旗下踏入了将事实与价值单纯地加以相提并论、甚至混为一谈的误区。在这一点上,我国迄今为止的法学研究已经留下了足够深刻的教训……”“有鉴于此,以笔者陋见我们必须让宪法学返回规范,确切地说就是返回到适度地接近规范主义(Normativismus<德>)、但又不至于完全倒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那种立场。立足于这一立场,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应该在于探究宪法规范,而考量那些围绕着这一轴心展开的其他宪法现象则只是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服务的次阶认为。换言之,它的‘终极关怀’不在于考量规范背后的那些现象,而在于探究宪法规范本身;它恢复了规范科学所应有的本来面目,力图围绕规范形成思想。我们姑且将这种宪法学称之为‘规范宪法学’。”[8]

  实际上,韩大元教授的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异曲同工,认为宪法学应该立基于宪法文本,围绕宪法规范的解释而展开。

  2.历史宪法学

  与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相对立的是以许章润教授为代表的“历史宪法学”(笔者的称谓),认为法是地域生活与民族精神的展现,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地域的法都有自己特殊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原不是当初欧洲人的问题。”[9]而对于任何问题的解决,必须首先“诉诸自己的历史记忆,在‘现在’总是深深植根于‘过去’的历史记忆脉络中,‘过去’变为现在,消隐而又重现了。”[10]这种诉诸历史的方法正是“从深处探索中国问题,向远处谋划中国出路” [11]的唯一方法。职是之故,解决中国宪法问题的根本性方法是做历史的研究,发现中国宪法面临的真实问题,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地谋划中国宪法的出路。

  王人博教授也是历史宪法学的代表,《中国的宪政之道》认为中国宪政应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关注过去,廓清传统,立足现实,谋划未来。

  (二)评析

  从以研究对象及其基本范畴来构建宪法学理论体系到以宪法学者的使命和宪法学的科学功能来构建中国宪法学的理论,笔者认为这是迈向成熟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一步。用“盲人摸象”寓言来说,前一阶段根本还没有摸到象,后一阶段已经摸到并相对准确地描述了大象的部分特征,只不过此时各执一端,认为自己看到的部分就是大象的全貌。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虽然看到了宪法规范在宪法学研究中的地位,但却轻视“致力于探究那些围绕着宪法规范而展开的诸种社会性要素”(林来梵教授语),有学者甚至认为除宪法解释学之外,“很多宪法学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很宏大,姑且称之为‘宏大’,其实大部分是‘野路子’,无门无派,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也就没有独步学坛的‘绝招’。”[12]实际上,只有澄清宪法的社会性因素,致力于理解和解决中国宪法问题,中国宪法学才可能成为有用的科学。历史学派的研究虽然致力于通过历史研究达至发现中国宪法问题之目的,但却未能围绕现行宪法规范来描述、理解中国宪法的运行状态。这种进路只会使宪法学永远寄生于其他社会科学之中,不可能使之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规范科学。比较两种理论,不难看出,前者致力于突出宪法学作为规范科学的品格,后者致力于追求宪法的实际解释力,对于宪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所具有的规范品格并不那么在意。

  综上所述,无论是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还是历史宪法学,在逻辑上充其量只能是宪法学理论体系大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不是逻辑周延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要想构建逻辑周延的理论体系,必须首先对宪法学所研究的宪法现象做一个逻辑周延的分类(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构建宪法学理论体系时,对宪法学研究对象的列举如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权力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在宪法现象的分类方面,莫纪宏教授认为:“如果以作为价值现象的宪法的‘有’和‘无’为逻辑分界,我们可以把支配宪法存在的‘应然性’因素称之为‘前宪法现象’,而由宪法所支配的‘应然性’因素称之为‘宪法现象’。‘前宪法现象’与‘宪法’在逻辑时序上‘前宪法现象’在前,‘宪法现象’在后。在因果关系上,存在没有‘前宪法现象’就没有‘宪法现象’的因果关系。民主、权利、人权、权力、主权等价值观念都属于‘前宪法现象’,因为不论是从历史形态看,还是从逻辑形态上看,这些‘前宪法现象’都是先于和优于‘宪法’的。”“将‘前宪法现象’从宪法现象中分离出来意义非常重大。区分 ‘前宪法现象’与‘宪法现象’,以宪法为逻辑形式的基本联结项,建立了一整套关于宪法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获得了逻辑上因果关系链,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判断功能,使宪法价值获得了时序、空间方向上的连续性和统一性。”[13]

  在成文宪法的意义上,笔者非常赞同这种逻辑周延的分类。实际上,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都是基于这种分类中的“宪法现象”构建起来的,历史宪法学是基于对“前宪法现象”研究而构建起来的。尽管这种逻辑周延的分类为建立科学合理的宪法学理论体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笔者认为不能狭义地理解宪法,即不能把现代成文宪法视为宪法本身,这是笔者贯穿于本文的基本思想。这是其一。其二是这种纯逻辑的分类(莫纪宏教授也承认这一点),不符合社会现实,因为所谓的“前宪法现象”和“宪法现象”常常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即所谓的“时序”)存在,往往是水乳交融般地共时性的存在。其三是没有认识存在于“前宪法现象”中的宪法学研究对象,更没有认识到研究“前宪法现象”和“宪法现象”的宪法学意义。

  

  三、未来展望:基于系统功能重构宪法学理论体系

  

  (一)宪法系统的封闭性与开放性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更趋向于运用系统论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认识各种宪法现象。系统是指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事物的诸多不同层级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系统作为一个机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特点。[14]一个系统之外的一切与它相关联的事物构成的集合是该系统的生存环境,系统内部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都与系统生存环境相关。[15]通过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根据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可将系统分为两类:与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是开放系统;与环境没有任何交换的是封闭系统。实际上,任何系统都具有绝对的开放性与相对的封闭性,[16]即任何系统在维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与整体性(没有相对独立性与整体性的事物也不能称之为系统)的同时,也必须与外界(生存)环境进行信息交流。

  宪法作为一个系统具有系统的一般特性。首先,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下,由于共同体具有相对的自足性,作为组织共同体规则的宪法也具有相对的自足性。具有自足性的宪法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具有封闭性。其次,随着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历史演进,共同体总会通过自身的调节(对于特定的共同体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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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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