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精神是信仰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1 次 更新时间:2013-04-15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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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泰特  

近一段时期,中国文化自上而下的阅读《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这本书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国内知识界对此是众说纷纭。

这本书是说,法国大革命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尖锐对抗性爆发是在几百年的历史中日渐积累的,这个历史就是法国国王专制权力假托国家主义权威越来越强大,相应专制机器中的官僚集团权力越来越独裁——除了封闭官僚体系行政上级无人能抗衡制约他们的权力,法国历史上曾经独立于国王的贵族权力、最高法院权利渐渐的社会边缘化,法国一个专制行政官僚,可以决定一个省百姓的命运。法国社会政治权力的偏重和不受制约,在人性贪婪掠夺规律作用下,导致社会公共权利的被滥用,结果是社会越来越失去人性中最宝贵的公平正义和自由,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被遗弃的社会底层对自己的命运普遍的绝望。

法国国王专制权力的扩大,是和法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相互推动的,专制权力促进了法国商品市场统一,法国专制官僚用重商正义政策刺激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畸形经济繁荣,法国各地财富流向专制权利的心脏——巴黎,使法国经济文化失去了整体的发展平衡,巴黎决定了法国的一切,其它城市如同失血的肢体,毫无生机,特别是农村被无情的抛弃。法国王权专制官僚集团企图以经济增长的努力来证明自己大权独揽的经济合理性,以国家至上的精神和政府的形象工程为自己涂脂抹粉。但是这种国家主义,是权利偏重在专制官僚手中,而绝大多数百姓是被剥夺,特别是在社会增长了很多财富的时候,社会成员的财富和公共权力与利益的分配差距,就越来越大,最终对抗性的爆发革命。

概括的说,托克维尔表达的思想是:旧制度的发展导致法国政治越来越专制,越来越王权及其官僚机器独尊的一元化,在政治极端一元化的发展中,法国公民越来越失去自由,法国文化越来越丧失公平和正义,法国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命运越来越悲惨。

在旧制度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托克维尔紧紧的以自由为最高绝对精神准则,来剖析旧制度是如何因为背弃了自由精神准则,而导致社会即使经济呈现繁荣却使社会精神文化陷入四面楚歌,法国终于迎来社会精神文化大革命,旧制度专制精神终于走向万劫不复。

法国大革命是法国旧制度矛盾日益发展激化的必然结果,法国大革命葬送了旧专制文化,大革命伟大的历史意义是它歌颂自由。我以为这就是《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主旋律。

我的以上解读,和国内众多学者的理解有较大区别,很多文章对这本书的认知枝节化,他们注意力聚焦于书中提出的一个个局部性的细节问题,比如他们静止的就事论事的引述这本书中如下逻辑: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何以“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何以“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何以“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何以“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以上一个个问题,诚然都是托克维尔思考的重大对象,但是我以为托克维尔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绝不孤立的分析它们的矛盾,而是找出它们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类的本性——自由精神价值的不屈的斗争。如若离开自由精神追求去解读以上一个个问题,在笔者看来,无疑是把自己无视自由精神可贵的东方固陋之见强加于托克维尔。

这本书所以引起中国上层注意,是因为托克维尔描述的法国旧制度的社会状况,和今天的中国相像:

——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和今天中国相像。

——“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和今天中国相像。

——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抛弃农民,“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和今天中国相像。

——“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和今天中国相像。

——“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和今天中国相像。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和中国自私自利的个人专制文化造成的一盘散沙、冷若冰霜的国民精神相像。这种排斥自由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人权的个人主义文化是根本有别的。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以上引述文字,特别是最后一段文字,对专制文化造成的金钱和物质权力对国民的全面统治和精神腐蚀分析得入木三分。

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国民精神追求,也可以用托克维尔后一段话概括,只是形式有别:

中国文化追求金钱还有过之无不及的更加必须通过政治权利这个中介,帝王官僚特权盛行“挂羊头,卖狗肉”,表面大书特书道德文章,潜规则是读书做官追求“书中自有黄金屋”。

中国官职如同货币,流动性极强,卖官鬻爵历来司空见惯,充分表现了政治特权的货币商品本质属性。只是政治特权这种货币商品垄断性的经济效益更高、更安全,因此专制文化下,最大的商品物质权力是政治权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做官,做官发财,这种名利双的奇货可居,便是中国特色的官商合一文化。

和专制文化对立的是自由,因此托克维尔指出只有自由才能将法国民众从金钱羁绊中拯救出来: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托克维尔这段话,对自由的颂扬堪称经典,只有痛失自由饱受专制之煎熬,并且经历了自由对专制的革命巨痛后,才格外能发掘认识自由对个人、对每一个公民的无比宝贵的生命意义,对人类文明无比的普世价值。

可以这样推测:正是有了法国大革命对专制文化的血腥洗礼以及革命专政自身的血腥洗礼,以后法国才没有重蹈覆辙巴黎公社的革命专政之路。

也可以推测:法国后来没有像俄国走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也没有像德国走法西斯专制道路,这和法国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反专制的自由精神大革命,是密切本质联系的。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标志了法国社会对专制文化的涂毒已忍无可忍,法国大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毫无疑问,历史的发展已见证它的自由文化意义是越来越彻底胜利了。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总结,就是对它胜利的祭奠,托克维尔高度肯定了革命的目标:正义和自由,也即根本否定革命的对象:权力专制和不正义。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是在革命过去了半个世纪后,时间的清洗,使法国大革命的意义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光辉,托克维尔认识的大革命的光辉价值,就是自由精神的价值,这种自由价值,正是因为法国专制登峰造极的蔑视和绞杀自由时,而愈益被凸显出光辉的。

以上摘取的托克维尔语录,揭露了失去自由,人性会是如何的彻底的孤立、彻底的绝望、彻底的自私、彻底的金钱,这些都是法国专制历史经历过的切肤之痛,因此托克维尔的这些精辟概括,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经验之谈。

这种经验之谈,中国人是等同身受,但是中国文化还没有出现过像托克维尔那样能够对本民族文化深刻认知的自由精神大师,没有他们先知性的精神启蒙,中国文化虽然也不断的发生专制统治危机的革命,却又始终在专制精神文化下轮回,而进入不了自由精神大门。

托克维尔对自由文化的追求,不是法国文化的一个孤立精神,他的自由思想一举成名,就说明他是代表了法国文化精神发展的需求,他成为了法国自由文化发展的引领者,当然这支精神先知队伍,还有卢梭、伏尔泰、雨果等等卓越者(安息于法国“先贤寺”),因为有了他们影响了法国民众,才使法国走出专制文化的歧途,以致后来现代专制降临俄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虽然也是大国,却幸免于难。

法国在欧洲大陆曾经是空前绝后的专制,托克维尔这样描述:“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

物极必反,压迫越重,反抗就越厉害,托克维尔接着说:“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这段话的后半很耐人寻味。

第一,它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动力,不仅仅是低层的被压迫者,法国社会上层知识精英整体,是走在革命的最前列。

笔者认为这可以如下解释:西方文化传统下追求精神的知识分子对自由是最渴望的,因此他们最不能忍受专制。

这和中国文化官僚工具性知识分子根本有别,中国文化的专制,官僚和知识分子融为一体,中国专制太厉害了,体制外知识分子根本不能产生像卢梭、伏尔泰、雨果那样的社会影响力。

没有精神领袖,没有精神的逻辑精细,中国革命始终就不具备精神崇高的真实信仰,没有精神信仰,精神就不能独立,精神不独立,革命势必走向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因此由于中国革命始终不具备精神崇高独立的条件,中国的一切革命:历史上几千年的、孙中山的、蒋介石的、毛泽东的,最终都完全诉诸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也是这个原因,一次次革命,没有提升中国文化的精神层次,没有推动中国文化精神迈向崇高的独立和自由。

这段话第二个意义:革命是会颠覆社会的,这个颠覆会给社会带来剧痛,社会每一个成员都面临新的社会命运,既然是社会颠覆,那么原先社会上层的人士——知识分子大体属于上层,随着革命抛弃旧制度,走在革命前列的知识分子也会因为他们上层阶级的出身,而受到革命的威胁。

法国大革命,知识分子既是革命动力,又成为革命对象,这种“错乱”具有悲剧性,但它恰恰也是法国大革命的发展理性:正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引领,才使法国大革命有了精神绝对信仰,而使革命成果最终成为法国乃至世界文明最有价值的部分。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既唯物,又唯心。

唯物性,表现在托克维尔忠于历史客观事实,努力从历史的真实发展中推论出观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受到法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唯心性,表现在托克维尔念念不忘自由的崇高精神理想,他是唯心(唯精神信仰)用自由的绝对精神价值去评判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功过。因为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目标价值和果实是自由,因此在分析历史矛盾时,托克维尔几乎都是以同盟者的语气在为法国大革命辩护。

比如托克维尔以下提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短处: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这段话,带给读者的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斗争失误要给予原谅甚至理解其必然的道理,因为这些失误正是旧制度种下的原因,要追究就首先去追究旧制度的责任。

托克维尔以致直截了当的说:“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还举大革命对私有财产掠夺的例子,指出这种暴行也是旧制度“教导”的: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人类文化惨剧,可以孤立的纯粹精神评论,也可以联系的分析评论,联系的分析,可以站在专制精神立场,也可以站在自由主义精神立场,不同角度的分析,对法国大革命的是非价值判断会完全有别,托克维尔因为绝对的信仰精神自由,因此他的唯精神自由的绝对信仰,使他差不多一边倒的把法国大革命的种种灾难都推向了旧专制制度这个坏老师的影响。

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的前言里,托克维尔开宗明义的表达了他的自由主义信仰,他说:“我敢说,在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托克维尔以这句名言,诠释了他对自由主义信仰认知的纯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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