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枫:关于《公天下》的另一种声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7 次 更新时间:2013-03-04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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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  

一.迟来的书评

吴稼祥先生的《公天下》,上市好一阵了。好评漫天下,此时,我写这么一篇书评和“全世界为敌”显然不合时宜。

书评来得晚,有三个原因:1,近期一直忙于我的第三本书《如果长城立起来——中国文化批判》的扫尾,能力有限,没有旁顾;2,想看看别人怎么说,要是有人的看法和我一样,我就省事了;可迄今为止,除了一位微博名叫瑟-密的说了几句反话之外,都是掌声。

以下是瑟-密的话:

吴总让人失望,力图用大白话诠释你的政治史观,速成一本大众化的快餐读本,但不伦不类。搞那么多坐标干啥?用勾股定理诠释中国政治史?下一个单元还要整相对论?当然,你可以自成一系自摸到底,但这毕竟是小圈子内的勾当(不是还有人说是可以传世嘛),干嘛在微博上整得震天价响像大白菜一样推销?

赞扬的话,太多;恕不引用。

3,我和吴先生有私交,在该书出版之前,我曾经给他提过意见;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但是,他未采纳。

我很小心眼地把吴先生发表在其微博的《公天下》目录,复制了一份,以备对照是否作了修改。要是改了,我就不说了。要是不改,我再发言。

二. 写书评的目的

吴老师在圈内,名声赫赫。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为此,肯定有人说,我写书评,是为了出名。对——我从来不否认我追求名利的“野心”。我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爱财也不好意思,好色也遮遮掩掩。我是具有理工背景的写作者,直来直去,爱财好色,并为之努力。

再者,学术之进步,难道不都是后生超越前辈,甚至彻底否定前辈而达成的吗?只要有后来者,批评大家,就有人说批评者目的不纯,这是中国的传统和恶习。我一向厌恶中国文化,也决不会被这些说辞所惑。我还是喜欢柏拉图的话: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

所以,本书评的目的,有二:1,证明《公天下》之错漏;2,提升我的知名度。谁让吴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呢!

谢谢吴老师的大力提携——吴老师有意漏个破绽,给我,以鼓励我上进,也是有的。比如,乾隆就是不处理和珅,是给嘉庆树立权威留个像样的靶子。

三. 不读全书,可以写书评?

我没看过吴先生的全书,这在吴先生及其粉丝团、圈子看来,我就没有发言权了。老毛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此,我先给对方普及点儿知识。人类的知识,可分两类:一类是经验性知识,另一类是逻辑性知识。经验性知识,非经历不可验证;逻辑性知识,有一个完整的推理过程。由假设、概念和公理体系出发,向后推演,环环连锁,步步递进,直到最后。换言之,逻辑性知识就是一棵知识树,每一片叶子都来自其根源;任何一片叶子,都是其根源之表象。“望闻问切”叶子,均可推断其根源健康与否。

现代政治学是一棵知识树,《公天下》是其中的一片叶子。同时,《公》也是一棵完整的子树,如果此论不谬,则我是否可以根据一片叶子,推论《公》全书呢?我以为可以。

如果不可以,是否意味着,当医生断定一个病人患了艾滋病的时候,艾滋患者反对说:你没有化验全部的血呢?

所以,以未读全书就无法置评,是缺乏科学思维的表现之一。

不全看,不是不看;就像验血不用来一大盆,但来个几毫升,还是必要的。我看了《公天下》的目录;特地在北京最冷的天气里,去南周北京记者站听了吴先生一次演讲,并提了一个问题;我还读了吴先生发在爱思想网站的演讲文字《吴稼祥:公天下之重启西周》,以及微博上关于《公天下》的大部分评论。

这算不算验血?我认为是,而且,采集了充分的血量。

四.《公天下》是一本什么书?

《公天下》一书之归类,有两个方面。第一,属于哪一个学科?第二,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作品?

学者,没有人不希望著作等身,也就是,作者都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当学术著作。《公天下》也不例外,圈内人如此评说,吴先生也说:此书,朝成夕死可矣。不过,当当网、京东之图书推介(一个版本,一字不差;差的话,是抄错的),倒是非常技巧,高调但含蓄:《公天下》本书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为近三十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史)学佳构;一本不得不读的政治史学作品:读懂《公天下》,读懂中国4000年政治史。没说是学术著作,只说是作品和佳构。

有说专著的,直接以微博的形式公布出来,例如左小刀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表示:“内容好就不多说了。有两点值得一提的:此书不是文集,是系统专著;没有大佬代序,直奔主题。”吴先生没有表示异议,算是笑纳了。

可见,吴先生及其圈子,将此书看作学术著作。

对此,本人想追问几个问题:

1,学术著作的规范,是这个样子的吗?学术无非继承与发展,继承他人,发展自己,即站在前人、巨人的肩膀上,我想问,《公天下》中关于前人之研究,在何处加以叙述?没有继承,何来发展?不要说这是独创和首创,连老毛都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天下》的上游在哪儿呢?难道是掘地为井?

2,学术著作,就要使用学术语言,使用本学科已经有明确定义的、众人熟知的概念体系,而不是另搞一套,新词迭出。使用已有的、规范的学术语言,既是对前人学术之认同和尊重,也是将自身置于同一个话语系统的必须。只有这样,才可以进行争论,才可以将现有工作,和前人进行对比,才可以评估现有工作之优劣和进展如何。

因此,学术用语不是小说,不尚新——基本的原则是,凡是已有名词可以表述的概念,绝不能造新的;只有旧名词无法表达、表达不准、不全的,才可以另用新词。

但是,《公天下》一书另立山头,使用自己独创的吴氏语言体系,繁花乱坠,名词迭出。但事实上,所谓之新词,并无新意,只是一个脑袋频繁地换戴不同的帽子。如此作为,岂不成了时装秀?

微博上,有一个人问了一句:这么多新概念,现有的自治和联邦不是很好理解么?不是运行得很成熟了吗?

不说后一句,前一句显然对《公天下》之用语,是持异议的。只是限于微博,没有多问,而已。

3,学术著作,需要那么多其它学科的“外援”吗?一门学科之成熟,必须的前提是,有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否则,就谈不上成熟。换言之,一个成熟的学科,是“自给自足”的,有一套只属于自己、并有别于其他学科的话语体系,用不着从其他学科请“外援”。请“外援”、“搬救兵”只能说明该学科处于幼稚期。

请问,政治学成熟了吗?请问政治学是幼稚学科吗?不是。《公天下》请那么多外援,岂不是对这个学科的亵渎和侮辱?

看看,《公天下》请了哪些援兵?勾股定理、凸面集权、凹面分权,以及软件中概念,所谓:说中国老祖宗“发明了超大规模国家民主软件的安装程序,但没发明民主软件”。

《公天下》这些“外援”,水平低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但是,饶有趣味的是,对于真正的“外援”,或者说成为其全书奠基性基础的理论,却只字不提。这个理论,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早期用于解释企业产生之原因,后来,鉴于其超强解释性,在政治学领域也大显身手。科斯也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开山祖师。这里提供一个链接,也是制度经济学大家、《西方世界的兴起》的作者、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的新作《交易成本政治学》的目录,也是研究政治史学的,看看人家怎么写的。http://baike.baidu.com/view/6571668.htm。

《公天下》引为得意之笔的权威—自由曲线,所谓随着国家治理半径的增大、治理压力也随之大增之说,实质是交易费用理论的偷换,“治理压力”,实则是组织内部的“管理成本”——成本,不只是一个金钱的耗费,时间成本、机会成本都可归结为管理成本。为什么对在政治领域广泛使用的交易费用理论“按下不表”呢?吴可是北大经济系毕业的啊!

4,学术著作的基本要求是求实和严谨,早在上个世纪,胡适就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没有证据不说话。傅斯年先也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东西是什么?是考古材料和已经证实的史料。见了史料,确凿的史料,才可以说话。否则,不能下结论。

请看《公天下》的两个重要论断,可有支撑:

“河流的长度,决定河流域国家规模之大小”;“就像河流必须流向海洋一样,河流域国家必须走向全流域统一,除此之外,它无路可走”。既然如此,为什么恒河流域的印度各民族,始终没有走向大一统呢?密西西比河呢?欧洲的莱茵河,不也是一条穿越国境的河流吗?为什么欧洲历史基本上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大陆呢?换言之,世界上的大河,只有中国产生了河流域的超大规模国家,那么河流长度决定国家规模之说,岂不是笑话。

夏商的平天下体制——单中心治理、平面集权、无压政治——人类早期,多是氏族制度。一个氏族,或者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国家,何来单中心?何来平面集权?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对商代社会的基本形态作了扎实的分析,判定商还在游牧。飘移不定的游牧社会,有中心吗?

我必须承认,我没看全书,真没看。如上所言,我只是抽了《公天下》“几滴血”,验出其中错漏不断,看全书,没任何意义。

五.论据之草率

《公天下》目录出来,我看见其中有《禹贡》一节,就有点疑惑。因为,我记得《禹贡》是伪书。以伪书佐证《公天下》的观点,窃以为是不可取的。就算结论是正确的,也只能说是蒙对了。就像我们做算术题,步骤都是错的,答案是对的,老师就会这么说你。

后来,在微博上,我向吴先生指出这一点,吴先生先是询问,再是否认,具体的过程,为了避免我误解了吴先生的意思,特地把当时对话原文复制在此。请列位看官,明察。注意,这个聊天记录,是倒着存的,所以,请大家从下往上看。(编者按:截图顺序已调整)

图1 与吴先生对话截图

学界公认,《禹贡》乃战国时代人之“托古”之作,战国与夏代,时间上相隔1500年左右,学术著作可以如此“穿越”,可以以后人伪作来证实夏朝的“中央汲取资源统计表”。窃以为,禹贡绝对是某儒家学者为了证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欺世之作。

关于《尚书》,再多说几句。

《尚书》是真假参半的古籍,迄今,争论不休。最近的研究是,清华大学通过清华竹简证实,宋代以及清代学者所认定的伪作的确是伪造的。可见,古人的考据功夫是非常了得的,古人认定的假货,就是假货。《尚书》中哪些为真,哪些为假,有兴趣的自己去检索。

这里仅指出,《公天下》引用的“胤征”,也是一篇伪书。——在没有确凿的证据给它洗白之前,它是伪作。因为,前人已经证实了它是伪作。而且,前人所证实的伪作,得到了清华竹简的支持。

一章里,引用两篇伪作,这种学术著作,难以恭维。

我非常疑惑,出版社的编辑,都是干啥的?文史方面的知识,也太水了吧。要不是水,就是不敢说;要是敢说,就是不负责。

六.体系之疏漏

有人将《公天下》与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比,这是高得不能再高的赞誉了。但,没有最高,还有更高,当当的介绍说:“一本不得不读的政治史学作品,读懂《公天下》,读懂中国4000年政治史。”

实际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只是钱穆先生诸多著作中的一个小册子,这一点,钱穆先生在序言说的明白:1952年三四月间,承何敬之先生要我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2小时,又为旅途匆促,以及其它条件,并不能对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

即:《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应急之作,是五次演讲的讲义,是在两个月之间完成的。因此,《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只能是“略具大纲”,这是不得已的。

《公天下》不是仓促之作,而是长久思考的产物,是计划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囊括中国政治史的大作。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公天下》虽然在时间上跨越了四千年,可在空间上,却有一个极大的疏漏,即对在中国政治史中有重要地位的“土司”制度,未置一字。

“土司”制度起于唐,成于宋,熟于明代,衰于清,直到民国成立,才最终消亡。每一个帝制王朝,对西南、西北以及青海、四川和藏区之控制与统治,无不用“土司”之制。从时间上看,土司制度前后延续1400余年;空间上看,中国之边疆地区广西、云南、湖南西部以及青海四川之藏区和吐蕃,国土面积几达华夏“半壁江山”。

数量不是最重要的,尤为关键的是,“土司制度”是与中央集权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即:与郡县制之官僚由皇帝任命不同,土司是世袭的。换言之,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上的“双轨制”——实际是邓公“一国两制”之滥觞,也是近日民族自治制度之根由。

一种与中央集权并行的制度设计、时间跨度之长、影响范围之大,都是空前的,“中国4000年政治史”可以忽略不计吗?这是不是《公天下》之大Bug呢?是不是其致命之阿克留斯之脚后跟呢?当然,土司制度要比脚后跟的占比大得多了去了!

七.结论之牵强

《公天下》的重要贡献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贡献是:“也就是说,本书从规范和经验两个方面,提出了一种功能化的宏观民主理论。”这句话,引自吴先生对一个网友的回复。

我不明白什么叫“宏观民主”,后发现,所谓“宏观民主”是大国民主之意。也就是说,民主有两种,一种是微观民主,像古希腊思想家所提倡、在小邦小国所实行的叫微观民主,在大国实行的是宏观民主。

这是《公天下》的一大“创造”,我第一次听说。西方所有政治学著作,没这么说的。依我之见,宏观和微观,乃是一体两层,是一个整体的两个层次,而不是指两个单独的个体,就像在经济学中所说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一样,它不是对两个个体而言,而是一个个体的两个层次。

《公天下》的重要贡献之二,指出:大国民主“无关素质,有关规模”,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以及今日之专制,并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国家太大的缘故。规模太大,只好专制,没有其他办法。这种结论,无须在理论上进行反驳。只看美利坚合众国,可知。大国,也是可以民主的,不止可以,而且可以做到在世界范围内最好。为什么呢?因为“大”是可以划小的,一个大国不是一块铁板,不是不可分割的,分权和自治,是大国民主的基本手段,也是最有效手段。

中国之难以民主,不是规模问题,而是当权者梦想“普天之下”归于一人,或归于一个特权集团。要不是这么想的话,为什么不允许“联省自治”呢?为什么不允许“联县自治”呢?香港、澳门、台湾不都民主得很好吗?再多搞三五十个,有何不可?何愁民主不成呢?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规模,而是“素质”,不是一般人的素质,而是当政者的政治素质。

第三,《公天下》所给出的向民主过渡的“两试法”——试点和试错——也就是渐进政改法,本人同样不赞成。但我在2012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举办的《公天下》演讲会中,已经当面向吴先生提问,并表述了我的看法,在此不再赘述。善于思考的人,不妨比较一下中国的“渐进经济改革”与俄罗斯“休克疗法”之优劣,以及经济改革给今天中国所带来的利弊孰大孰小,即可明了。

八.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顽疾—托古

有关《公天下》,就说这些。

再说一点宏观的,就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嗜好:好古并托古。这不是始于今天,而是自古有之。老毛病了,好像慢性病,难以根治。对此,日本17世纪的著名学者富永仲基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春秋时代,齐桓公和晋文公行号令诸侯的霸道;而孔子鉴于此倡导文武周公时代的王道;墨子则号称以更古老的夏禹为圭臬;孟子则上溯到尧舜;杨朱、道家托法黄帝;许行倡言神农氏;庄周、列子则列举更加虚无缥缈的无怀、葛天、洪荒等等。”

我们的近邻日本,看得清楚,但我们浑然不觉。

近代,依然“借尸还魂”的大名家,是康有为。他为了维新,却从孔夫子那里找到了根据,为此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当然,都是无稽之谈了。目的不能说是坏的,但是手段太老套了。对《公天下》也有人认为是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之翻版,这不是我说的,是一位网友指出的。

原文引用如下:

@江南老阎:看完了吴先生的《公天下》,感觉就是一部当代的《孔子改制考》。

这个网友网名是江南老阎。我完全支持这一评价。

只是,与《孔子改制考》相比,《公天下》功夫更深,前者是一篇文章,后者是一本巨著;换言之,前者是微观托古,后者乃宏观托古。

2013年2月23日

北京,望京,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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