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思想的火药——从殖民地看启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9 次 更新时间:2013-01-24 16: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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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一般人们印象中,启蒙思想主要是针对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权威,法国学者陆碧娜却揭示和强调了它的另一维度: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仅美洲大陆发生了彻底变化,也促使欧洲本身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启蒙思想家们,要面临来自殖民地的挑战。殖民地的压力,成为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源泉。

  2012年9月27日、28日,法国“国际哲学学院”陆碧娜教授(Seloua Luste Boulbina),在北京连续举办了两场讲座,主题是从欧洲之外的世界看启蒙,尤其是从殖民地的眼光看待启蒙。其中有一场是与中国年轻学者周濂的对话。

  

  阿尔及利亚人后裔

  

  陆碧娜最早研究的领域是托克维尔,后来扩展到殖民地政治。她目前在法国国际哲学学院主持“知识的去殖民化”课题。这个学院在法国高等教育界里面比较特殊,是1983年成立的,第一任院长是德里达(Derrida),第二任是利奥塔,其教授不叫教授,而叫“研究项目主持人”。

  陆碧娜的父亲是阿尔及利亚人。在196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有四位著名律师站出来替阿尔及利亚战士辩护,陆碧娜的父亲是其中一位。这四个人各有分工,用法国人所制定和承认的条款,为站在受审席上的阿尔及利亚人辩护,他们取得了成功。

  “您学术关注的重点,是不是与您是阿尔及利亚人的背景有关?”我问道。她答:一般人们不谈他们自己与研究题目的关系。可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动机。如果你是一个白人男人,就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她愿意承认,她对于殖民主义的兴趣,来自她的阿尔及利亚父亲。而且,她觉得哲学经常太抽象了,仿佛那是一件可以随便去讲的事情。对她来说,哲学的工作,也是一个政治的工作,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

  

  “戴着面具前进”

  

  将哲学与政治、历史放在一起考量,对于启蒙思想来说,是一件再合适不过的事情。当时一些看起来十分抽象的命题,比如理性、人道和普遍性,背后都有着十分具体的现实内涵,是那些站在新与旧两个世界之间的人们,以哲学概念作为依托,以思想表达作为先声,呼唤新的政治秩序,冲破腐朽教会的桎梏。陆碧娜在清华的演讲甫一开始,就引用了笛卡儿的话:“我是戴着面具前进”,这指的不仅是要躲过教会的审查制度,还有活生生的宗教裁判所。

  教会认定自己是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权威,是一切力量的来源。“理性”与“内心之光”,则表达了世界的新起点:在一个人自身之内,他便是值得肯定的,是有力量的和可以信任的。称之为“光明”的,不一定来自外部,而来自这个人本人。所谓“真理”,不用依赖权威,不是来自权威的金口,而是通过理性和理性的辩论来抵达。17世纪哲学里培育的理性,为18世纪的革命播下了火种。

  

  殖民地的压力

  

  一般人们印象中,启蒙思想主要是针对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权威,然而陆碧娜揭示和强调了它的另一维度: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仅美洲大陆发生了彻底变化,也促使欧洲本身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启蒙思想家们,要面临来自殖民地的挑战。实际上,启蒙思想始终是在殖民地这个背景之下产生的。殖民地的压力,成为启蒙思想另一个重要的源泉。

  早年的殖民者将战争和杀戮带到新大陆,令加勒比海、南美洲、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饱受迫害、虐杀和酷刑,这引起了欧洲一些法学家的沉痛思考。他们站在印第安人一边,将正义与法律联系起来,进一步提出了自然法、自然权利的概念。比如西班牙的自然法法学家和神学家维多利亚(Vitoria)和苏亚雷斯(Suarez)。而当他们在思考时,不仅是站在自己国家的角度,而且是考虑适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是一种国际化的思考。

  

  启蒙思想家如何看待奴隶制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继承了17世纪的理性遗产和自然法、自然权利的遗产。然而具体到每一位启蒙思想家身上,他们的观点有着很大差别。随着殖民战争的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新奴隶制,引进非洲的黑人用作奴隶劳动。如何看待奴隶,是否将他们看作同样的人类成员,是继续保留还是废除奴隶制,回答这些问题,“构成了检验启蒙思想的试金石”,陆碧娜说,她继而提出了一个列表。

  第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人,是伏尔泰。伏尔泰一向被视作法国启蒙运动的旗帜和代言人。他为卡拉的辩护,可以说开启了知识分子的传统。卡拉之子因为债台高筑而自缢身亡。但是人们却认为是卡拉将其杀死的,因为父子俩有不同的信仰。卡拉被处死刑。伏尔泰为此而发动了一场强大的声援运动,最终法庭改判卡拉无罪。

  虽然伏尔泰为宗教上的少数派辩护,但他却不反对也不谴责奴隶制。他谈论黑人时流露出毫不掩饰的“理性”的傲慢;“他们的‘羊毛卷’完全不像我们的头发,可以说,如果他们的智力不属于我们所理解的另类,也是十分低下的。他们不能高度集中精力;他们很少综合,似乎不是为了我们哲学的好处或弊病而生的。”伏尔泰的看法,应该是当时社会比较流行的观点。

  与伏尔泰有过激烈论辩的卢梭不这样看。将奴隶的处境纳入思考范围,实际上拓展了卢梭的思想和表达。在《社会契约论》中,专门有一个章节来谈奴隶制。他认为,只有契约才是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而不是任何武力或其他强迫力量。专制者不能因为提供所谓太平而让人们处于被奴役状态。“如果这种太平本身就是人民的一场灾难,那么人民从这里面又能得到什么呢?监狱里的生活也很太平,难道这就足以证明监狱里面也很不错吗?”

  有人认为因为战争的胜利,便可以对被征服者生死予夺,将其视为奴隶或处于被剥夺的奴隶状态,在卢梭看来是不成立的。假如胜利者没有在武力之外获得其他权威和合法性,而是继续沿用战胜者的身份,那么就意味着战争状态始终存在;从战争的结果而得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那么这仅仅意味着宣布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不打算进入和平年代。在卢梭看来:“奴隶制和权利,这两个名字是互相矛盾的,它们互相排斥的。”

  卢梭将自然人与社会人进行对比之后,写道:“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是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这个生来自由的“人”,有可能被批评为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关系,但是结合当年的语境,正是这个抽象的“人”,释放了巨大的革命能量:这个“人”,是包含了所有人类成员在内的那个“人”,是将所有人们视为同类的那个“人”。这个表述,鲜明地反对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反对因为社会地位的差异、财富的多寡、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将人们处于不同的“隔离区”当中,适用不同的法律及标准,觉得有理由歧视一部分人的看法。这才是18世纪“人道”概念的重心所在。

  虽然存在种种外部差异,但是人对于贫困、饥饿、酷刑、受羞辱的感受是一样的,对于不受侵犯的自由、受尊敬和平等对待的向往是一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了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其中第一条说道:“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外,其他社会差别,一概不能成立。”

  孟德斯鸠主要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思考如何用法律来限制权力的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正是从滥用权力的角度,孟德斯鸠批评殖民地的屠杀和奴役:“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犯下了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孔多塞最同情奴隶

  

  比上面几位走得更远的是孔多塞,这是一位真正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他同样为新教徒说话,并反对死刑(认为路易十六犯有叛国罪,但反对判处国王死刑),提倡妇女解放,重视国民教育。他是最能够切身体谅奴隶处境的人,写过一首《献给黑人兄弟的一封信》,其中直接称呼“黑人,我的兄弟姐妹”,仿佛他们就在眼前:

  “朋友们,虽然肤色与你们不同,但我一向认你们为兄弟。大自然给了你们与白人一样的智慧、理性和厚德。那些人到你们的岛屿上,靠你们的劳动和痛苦而发大财,却觉得自己有权利写一些诽谤性短文侮辱你们,还不允许人进行反驳。这种不公平,更促使我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为了人的自由而抱不平。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看到这本书,而我也永远不会得到你们的祝福。但,我的心至少会得到一种安慰,因为看到你们的苦难,它就会被撕裂。看到你们的主人荒谬傲慢的诡辞,它会被激怒。我不会用雄辩,而会用理性,我不会谈商业的利益,而会谈正义的规则。”(潘鸣啸译)

  孔多塞的这封信是以笔名发表的,他取的笔名中含有一个德文词“黑”,这封信,足见他的同情之深和责备之切。显然,这些启蒙思想家自觉接受了来自殖民地的责难和挑战,承担来自殖民地的压力。

  当然思想与现实不是一回事。这些先觉者指出的问题,并不能马上在现实层面得到解决。正如孔多塞所说的:“你们残暴的主人会说我的话很平庸,说我的提议是空想。的确,没有什么比人道和正义的准则更平庸的了,也没有比提倡人类按照那些规则办事更空想的了。”然而,提出问题,发出质疑,正是解决问题的开端。不能因为现实仍然存在的缺陷,而去指责思想本身。现实更多是利益关系的结果,而非思想的结果。而这些想法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革命领袖丹东,在奴隶制的问题上,持与孔多塞相同的立场。他认为既然尊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共和国就不可能是帝国。

  

  海地革命推动了欧美的奴隶解放

  

  陆碧娜介绍说,这期间除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还发生了另一场革命,同样为世人瞩目。当时人们关心它的程度,如同关心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那便是在1791年,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哥发生的奴隶起义,诞生了美洲最早的独立国家海地,又称“海地革命”。在这之前,该地区被划分为三个等级:白人统治者、自由黑人和黑人奴隶。白人殖民者除了来自法国,还有英国、西班牙等。起义之后,1801年颁布了圣多明哥第一部宪法,宣布永远废除奴隶制,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私人财产不可侵犯,提倡贸易自由等。战争结束之后建立的革命政权,选拔和任用黑人和混血人种担任各级政府官员。

  这场革命,显然是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启发。殖民地中被奴役的人们,拿起了来自对方的武器——自由、平等、人的权利,让这些理念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种发芽。反过来,这场革命也大大促进了法国本身。在接待了一个来自圣多明哥的代表团之后,大革命期间的法国于1794年第一个废除了奴隶制。尽管后来在拿破仑期间又有恢复,但是到了1848年第二共和国期间再度废除。这场革命,实际上也大大推动了美国和英国殖民地的奴隶解放运动,引发了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黑人起义。英国则在1807年废除了奴隶贸易。

  

  选举权的普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海地革命解释了启蒙运动中另一个重要概念“普遍性”,这是与“理性”、“人道”一样重要的概念,看起来最为抽象,也最容易引起误解。仿佛一谈“普遍性”,就坐实了“欧洲中心论”。其实不然。陆碧娜解释,这种看法是“以哲学观点看待政治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存在审查制度,而且是因为就哲学家而言,他们并不提出具体的政治方案,这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任务是从理论上提出和论证问题。

  将这个“普遍性”的问题还原至现实,便是一个政治问题,即是否拥有平等的选举权的问题,选举权是否能够平等地落实到每一个个人。由于存在着种种人为阻隔,主人与奴隶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同财产(不同纳税额)的男人之间,以及不同民族之间,选举权受到极大限制,总是有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外。包括犹太人在法国很长时间之内也是被限制的。在历史上,普遍选举权的落实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法国,1848年所有的男性才可以投票。二战后的1946年才实现女性的投票权。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之后,使得所有的法国领土上的男女成人都有了普选权(因为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领土的时候,本地人没有这个权利)。

  

  思想的火药

  

  这里陆碧娜用了一个特别适合中国人的比喻——“火药”,即“思想如同火药”。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14世纪由阿拉伯人带到了欧洲,16世纪被用作战争中的弹药。但是今天有谁在使用弹药时,会想起或者一定需要想起这曾经是中国人的发明?也许启蒙思想如同火药,在欧洲之外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应。

  当然启蒙思想本身也有其复杂性。那些用来谴责奴隶制的理由(理性和人道),也会用于为奴隶制辩护(伏尔泰正是一例)。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到印第安人和黑人时,完全没有表现出对于他们的兴趣和感情。他甚至不认为这些人属于自己的题目,因为他们身处民主的运作之外。

  如果说,启蒙意味着一种光亮,在产生光明的同时,也会有黑暗。如果说启蒙意味着一种进步的观点,那么有启蒙的地方,就意味着也存在“落后”。事情实际上有更加复杂的许多层面。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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