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履新不到一个月，就做出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随后，总书记习近平身体力行，在广东考察期间，轻车简从，不封路，不清场，受到公众舆论高度赞扬。各级党组织与往常一样，纷纷组织学习座谈，很多地方效仿中央，做出了转变作风的规定或决议。

笔者认为，中央做出的八项规定，彰显了转变作风的决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新任高层领导的带动下，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奢侈浪费等不良风气，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有所收敛。但是，执政党的作风能否持续好转，既不取决于出台多少规定，也不取决于某些领导的带头作用，而在于通过改革建立民主宪政制度。这固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新型制度建立之前，各级领导率先垂范，尽最大努力落实相关规定，当然十分必要。但是，高调门宣传和层层制定新规定，则弊多利少。

我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的作风建设，但基本上没有摆脱“运动式”的路径依赖。改革开放以前，历次整党整风运动，都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色彩，在清除少数腐败分子和纠正某些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的同时，又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还酿成了人人自危、媚上欺下、言不由衷、崇尚空谈的体制性痼疾。“大跃进”和“文革”年代，说假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政治运动退出历史舞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一定程度地贯彻落实。但由于对上负责的领导体制没有改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沉疴继续充斥各个领域，奢侈浪费、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愈演愈烈。几届党中央，都看到了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不断强调执政党的作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而且提出制度反腐、制度纠风这一重要课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摆脱“运动式”作风建设的窠臼：过度依赖道德教化，不断开展各种名目的思想教育，助长了唱高调、说假话的不良风气；过度依赖会议文件，不断发布决定、准则、条例和规定，助长了以文牍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官僚主义；过度依赖自上而下的督促检查，使专项整治、行风评议、巡视督查等活动逐步走样变形，助长了奢侈浪费、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过度依赖专门机构，纪检、组织、宣传、巡视等机构不断膨胀，职能交叉重叠，形成了越抓问题越多的恶性循环······

就关于作风建设的规定而言，可以说达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程度。

据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任建明先生统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仅中央一级发布的廉政规则就有450多项，但在其中，有70％只具有教育功能而无任何处罚措施，有90%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临时规定，系统的反腐败法律体系尚未形成。在党和政府制定的反腐措施中，多数缺乏长远性且具有高度的重复性，比如关于出国问题，16年间先后颁布了65项规则，平均三个月一项。

早在1986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简化各级领导干部外出活动接待工作的若干规定》。主要内容：1、废除礼仪性的迎来送往。各级领导干部外出活动，各地除负责接待的少数同志以外，地区、部门负责同志不要到机场、车站、码头迎送，更不要到本地区边境迎送。上级领导干部途经各地时，地区、部门负责同志“不迎不送，不请不到”。领导干部到基层检查工作，包括参加各种检查团、组，严禁动员或组织群众迎送，不要贴标语，挂横幅。2、减少陪同人员，轻车简从。领导干部外出活动，各地必须减少陪同人员和工作人员，除约定者以外，其他负责同志不要出面陪同。各级领导干部，包括退下来的老同志，外出休息、疗养时，所到地区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不要陪同进行参观。领导干部在各地乘汽车参加活动时，尽量安排集体乘坐大、中型汽车，以减少车辆，避免影响交通。3、从俭安排食宿。领导干部外出活动，不得安排住接待外宾、侨胞的豪华宾馆，禁止举行迎送宴会，进餐时不要备酒。就餐人员要按标准交伙食费，服务人员的工作餐和误餐费也要严格按规定办。会议室、会客室和卧室，一律不备香烟、水果或其他食品。不为各级领导干部组织专场文娱活动。4、禁止馈赠礼品（略）。5、如实汇报工作情况（略）。6、改进警卫形式和新闻采访。除特殊需要作专门布置以外，中央领导同志外出时，不用警车开道，不用警笛。要严格限制执勤人数。

1989年，中央下达《关于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严禁用公款宴请和有关工作餐的规定》

1991年，中央下发了《关于认真检查对严禁用公款吃喝送礼等有关规定执行情况的通知》。

1994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食宿不准超过当地接待标准的通知》

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对严格控制新建和装修办公楼，严格控制各种会议，严格控制各种庆典活动，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严格控制用公款安装住宅电话或购买移动电话，严格控制各种检查，禁止形式主义的评比和达标活动，严格按规定配备和更换小汽车，严格管理公费出国(境)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1999年，中央下发了《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对公务用车的配备使用、价格、排汽量标准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

2001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国内公务接待工作中切实做到勤俭节约的通知》。

2001年9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在“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部分中，《决定》强调：“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下决心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从中央做起，压缩会议费用，控制会议规模，提高会议质量，减少文件简报。党政领导干部不参加各种名目的应酬性庆贺、剪彩和迎来送往活动。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不准超标准接待。”

十五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又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的意见》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重申了一系列具体要求。

200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纪委全会上发表题为《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讲话。讲话中列举了在坚持求真务实这个问题上，亟待解决的十个突出问题，再次提出了比较详尽的要求。

2006年，中央下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及有关配套制度，对党政机关公务接待原则、举办会议和因公外出程序、接待标准、接待经费管理、接待纪律和管理监督等重新作了明确规定。

在这些文件、规定发布之后，中纪委及有关部门，各级党委、政府都下发了一系列配套文件，并组织各种清理检查。如：清理会议文件、清理公务用车、清理达标竞赛、清理楼堂馆所，等等。即使一直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员，恐怕也难以记清楚这些“清理整治”活动的次数。至于效果，则实在难以恭维。

有人认为，这么多规定，仍然不能奏效，恰恰说明制度不是万能的，要解决问题，一是领导要带头执行规定，二是要狠抓各项规定和制度的落实，三是要严肃查处违纪案件。这种看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跳出“人治”思维。必须看到，制度建设虽然离不开“文本”，但“文本”并不等于实际运行的制度。

近年来，号称为“制度”的“文本”规定泛滥成灾，而具有治本作用的竞争性选举、财产申报、舆论监督等制度创新却步履蹒跚。其结果，这些“文本”规定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大大降低。

道理很简单，当“三令五申”变成了“八令十申”的时候，这些“令”和“申”与废纸又有何异？

更令人忧虑的是，每次内容并不新鲜的所谓“新规定”出台，都要跟随一片舆论热捧、举国表态和形式主义的检查落实、口号式的工作创新。其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上级不断地采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传统办法治理下级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下级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则采用新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对付上级；一边高调作秀、一边为所欲为的薄熙来式的两面贪官愈来愈多，执政党的公信力及合法性基础不断受到损毁。

所以，如果中央不做新规定，只在行动上带头转变作风，然后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少了轰动效应，但从长远看，效果可能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