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阐述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内在发展逻辑及其快速增长的三大支柱；探讨了此种增长模式面临的内外双重战略风险；并运用一个简单的代际转换模型定义和阐述了财富的本质与财富幻觉概念，并提出了未来生产能力提升导向的经济转型及其政策要求。

关键词 出口导向型经济 战略风险 财富幻觉

一、 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这种增长业绩很大程度上与上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战略以及为工业化战略服务的相关政策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工业化战略以强化高度集中的资本积累和制造业投资为基本特征，长期忽略内部消费市场的开发。并在人均收入很低水平上出现了产能过剩。加入WTO后，中国的过剩产能得以通过国际市场释放，并且使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实施了两项对今天意义十分深远的重大政策，即鼓励生育政策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

50年代的婴儿潮和70年代后期的独生子女政策为本世纪前十年人口红利的积累和经济高增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图1表示中国抚养率的蓝线在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的10年有明显的下降，并在2010年达到最低点。这种变化体现出50年代和70年代末两个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转变为壮劳力的积极作用。

图1 中日两国人口抚养率比较[2]

另外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实施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通过剥夺农民剩余产品实现了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3]。“价格剪刀差”政策是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抬高农用生产资料售价将农民剩余产品转移到工业部门，并通过工业利润的全部上缴形成国家工业资本积累的做法。在新中国面临西方封锁的背景下，此项工业化战略无疑是合理而成功的。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慢慢显现出来。那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与三农问题的恶化。占比70%以上农村人口的消费仅占全部消费的1/4左右，严重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拓展。另一方面，农民的低收入也造就了农村廉价剩余劳动力的持续供给。制造业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由农村的平均收入加上城市的额外生活费用决定的，因此城乡的巨大差距保证了中国制造业持续的低成本优势。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通过制成品的出口得到实现。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通过加深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并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未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路径。前30年中国的人口政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为改革开放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基础性条件。

除此而外，中国政府的工业化战略和赶超冲动还通过金融抑制政策予以推进，即通过政府行政垄断型的金融体系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廉价的资本供给。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金融业从无到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金融业的行政垄断性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主要表现为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管制、证券市场融资的发行审批、新产品新业务审批、利率和汇率等金融价格的行政管制，以及政府对银行贷款投放的行政干预。官方利率持续控制在市场均衡水平之下，证券发行审批更是通过融资规模的控制将发行市盈率保持在国际水平的1-2倍之上，以此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通过股票发行审批和信贷干预将廉价资本导入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产业。这些金融管制政策对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些政策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度管制抑压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创新的空间和活力，使金融业的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给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瓶颈制约，抑制了本国居民通过消费信贷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并且几乎消除了本国居民通过金融投资分享经济高成长成果的可能性。

前30年计划经济中的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在后30年得以延续。后30年的一个重大的变革是实现了从政治经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的体制转变。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政绩竞争，导致工业用地过于廉价的开发使用和环境成本的外部化；导致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导致市场分割状态下的产业同构化和产能过剩。

开拓外部市场成为这一增长模式持续运行的必要前提。其内在逻辑在于消费不足，投资拉动；投资拉动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要求出口释放。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在人均收入600-800美元的水平上就出现了产能时剩[4]。1994汇率制度改革，通过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价格的并轨，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贬值，以期促进出口，以减轻产能过剩的增长压力。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以稳定亚洲经济。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从危机前1995年10.5%的高点下滑至1998年7.8%的低水平。此后产能过剩严重，经济陷入通货紧缩。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中国出口快速增长。这不仅消化了国内的过剩产能，而且使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二、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双重战略风险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本和廉价自然资源的三大支柱之上的。这种增长模式不仅因为透支中国经济的未来生产能力从而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借助发达国家商品和金融市场实现壮年这代人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向未来消费能力转换的模式正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迷和美元大幅贬值的战略风险。[5]

1、内部社会发展危机的风险积累

源自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而未能适时退出的政府主导型工业化战略的惯性延续，已使制成品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面临内部社会发展危机的隐患。

首先，中国相对低端和低效率制造业的过度扩张已面临资源环境的巨大瓶颈。笔者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及其对金融转型的内在要求”一文中对此已作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2010-2030年中国人口抚养率将大幅度上升。如果将现阶段的代际人口结构简化为2-4-2-1，当上世纪50年代婴儿潮一代在未来的10年中退出生产领域，代际人口结构将变动为：4-2-1-1。人口抚养负担将是目前的3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表现为：养老负担增加，这将意味着不再有廉价劳动力供给；技术创新能力下降（研究表明，发明家的创新成果大都在30-44岁青壮年期完成）；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将大幅度下降。图1是以人口抚养率的形式对中日两国人口结构进行的比较。2010年中国人口抚养率处最低水平，人口红利比日本80年代大得多。但是2020-2030年间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变得十分严重。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因为这一年中国的人口结构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1990年相同，并且此后人口结构将以比日本上世纪90年代更快的速度恶化。如果2011-2020年间中国不能将投资的重点从低端制造业和“铁公基”等基础设施硬件方面转向健康医疗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和高新技术领域，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依赖要素投入转向效率增进，中国经济增长将在2020年前后下一个较深的台阶。

再次，爆发社会危机的风险正在持续积累。A.O.Hirschman(1973)提出“隧道效应”概念，用于解释人们为何对经济高速发展初期收入差距拉大持宽容态度，但这本质上是短暂而又不稳定的[6]。“隧道效应”的存在是因为个人福利取决于当前的满意状态与未来预期；从别人的改善中可以得到满足是因为预期自己也将得到改善。由于人口流动性和网络信息可得性增强，经济增长前期的正面“隧道效应”可以比闭塞状态大。但是一旦预期落空，就将出现不满的强烈反弹。比如在零和博弈场合，因他人的改善会导致自身的恶化从而人们会对他人的成功产生忧虑和仇视。社会地位向上流动者也不一定成为社会支柱，因为局部流动后再向上受阻时，就会对社会不满或具破坏性。如果向上流动者受挫而牢骚满腹；未流动者则觉醒进而骚动，则社会将面临动荡。其结论是即使经历长期向上的经济增长，发展仍可能面临危机甚至灾难。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5，特别是社会不公现象相当普遍，这使社会政治局面存在比较大的脆弱性。最近埃及的政治动荡进一步表明，在贫富分化、社会不公背景下，严重侵蚀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的通货膨胀很可能成为政治动乱的重要诱因。由此也凸现出政治的重要性和政治体制变革的必要性。

2、外部美元持续贬值与美元危机的风险

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各国人口结构的差异和劳动力不允许跨境流动。青壮年占比高的中国有更高储蓄和更多贸易顺差。10余年来，我们期望通过制成品出口并持有外汇金融资产，来实现现期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向未来消费能力的转换。但是由于美欧经济实力的下降和货币贬值，我们的上述计划将会受阻或落空。其中美国经济和美元的未来不利变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风险。美元持续贬值与美元发生危机的风险主要源于美国经济的四大结构性缺陷与美国政府中长期的美元政策取向。

首先，美国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与美国经济实力下滑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两战结束后，美国承担起国际警察的职责。当时美国的GDP因其他工业国受到战争破坏而一跃为全球的50%，而其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军事科技的投入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支撑而不致于因战争结束而闲置。但是，此后其GDP的全球份额下降，2000年为27%，金融危机发生的2009年为23.8%。渣打银行预测这一比例2030年将下降到12%。在经济实力下滑的过程中，美国仍在全球150个国家维持着700个军事基地，其军事开支占世界的50%，比位居其后的14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帝国的过度延伸，也即开支巨大的海外政策最终会破坏一国的经济基础。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已从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债务国。随着经济的低速增长和下滑，美国从海外收缩军力已成必然选择。同时，在财政不堪负担的态势下，美元贬值与各国官方与民间投资者减持美元也将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必然趋势。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Altman(2010)指出：“有人主张美国借入巨额资金的能力是一种优势，但那种看法误导人们，中国和其他贷款人没有战略上的理由继续持有美元”。

其次，美国经济在美元本位制支撑下形成了积重难返的、为帝国政治服务的产业结构。美国经济中最为强势的三大产业是军工及其与防务相联系的高新科技产业、金融业和农业中的粮食生产。这三大产业可以比喻为大棒、钱袋子和口粮，是为其帝国政治服务的战略产业。由于可以不费力气地印制美元而获得购买力，美国无意于生产日常消费品，也不愿意转让其领先的技术。美国很想出口军火，但冷战结束后军火生意已不再红火。美国一直想打开各国粮食市场大门，但是粮食安全问题使大部分国家都不敢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交给美国人掌管。近30年来，美国通过发行国债等低成本方式输入资本，再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资产组合投资在帮助贸易盈余国家管理钱财的同时获取高利差收益。但本次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对美国的政府信用和美元币值产生长期不利影响，使其金融业的全球理财功能也趋于衰退。危机后的奥巴马政府期望重建制造业，但其制造业的高成本已使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趋势不可逆转。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每年为每个工人支付医疗保险费用6500美元，加拿大仅支付800美元；通用每辆车摊入的医保成本为1500美元，而丰田此项成本仅为186美元。[7] 在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产业结构下，美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其结构性的失业问题和对外贸易逆差问题。

第三，财政失控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和两党政治的内生性趋势。2015年以后，美国战后婴儿潮一代将全部退休；人口老龄化还将推动医疗费用急剧增加。IMF指出，人口老龄化将给OECD国家带来比本次金融危机大得多的财政压力。此外，随着债务的增加，举债成本也将随之增加，从而导致联邦利息开支出现指数级增长。另外， “民主党偏左，共和党偏右，造成历史上对财政约束的两党支持消失。致力于减税和致力于扩大福利的个人和团体气焰渐长。……，并不是美国在世界上轻率的活动危及美国的偿付能力，而是美国国内的肆意挥霍危及美国的实力和安全。美国人民及其选举产生的代表长期以来不解决本国的债务之瘾是其巨大的危险。”（Altman,2010） 扎卡利亚则指出，“现在的麻烦是，在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税制改革等任何重大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前提是要在两党之间达成妥协。……，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美国的政党制度鼓励政治人物固守自己的主张，甚至在既有立场上往后退，强硬地告诉自己的团队绝不向敌人屈服。因为这有助于筹集资金，但对于治理国家来说这是灾难性的。”（2009，P206）

第四，美国奢移的生活方式和贫富两极分化已使日益增多的家庭入不敷出。就生活能源的消耗来看，2005年美国仅交通一项的能源需求就占本国全部能源需求的41.4%, 比全球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比中国高28.6个百分点。[8] 在全球能源紧张和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不断升温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并无能力影响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在选举政治制度下，现政府如想连任的话，只能是迎合而不是冒犯选民。另一方面，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已使日益增多的家庭背负债务。研究表明，到2005年美国每年申请破产的家庭数量是上世纪80年代的5倍。破产的直接原因是家庭背负过多债务。而债务大增主要反映在住房支出上。其推动力主要是人们争相进入好校区。美国人已陷入一场拼死争夺战，原因不是他们贪婪或愚蠢，而是他们想在一个日趋不平等的社会性给子女一个机会。（克鲁格曼，2007）

以上四个方面是美元中长期贬值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事实上美国政府也存在中长期美元贬值的政策取向。

Fred Bergsten（2009）预测，如果政府无所作为的话，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可能大幅度恶化，经常项目逆差将从相当于GDP6%的先前记录增长到2030年的15%（每年5万亿美元），对外净债务会从如今的3.5万亿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30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40%和并超过出口额的700%)。那时美国每年需要将GDP的7%（2.5万亿美元）支付给外国人。这对美国有三大威胁：1、其他国家再度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融资，金融危机将卷土重来；2、外国不再为美国融资，美元严重贬值，造成硬着陆（美元危机）；3、即使美国足够幸运地避免了再一次危机，日益增长的对外还本付息仍将严重侵蚀美国人的生活水准。

美国政府的中期政策目标是对内实现增加就业的经济复苏与增长；对外通过将经常项目逆差控制在可维持水平，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目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仅无力实现增加就业和增长的内部目标，反而导致美元更不稳定。唯有扩大出口才可能一箭双雕，既增加国内就业，又能减少贸易逆差维护美元地位。而刺激出口的主要政策在于：实现美元的战略性贬值（另一好处在于通过美元债务的贬值和海外非美元资产的升值，美国可以通过增加海外资产净收益的方式减少对外债务净头寸）； 确保在贸易伙伴国家的市场准入；放宽军火与技术产品出口限制。 Fred Bergsten（2009）的对策是：缩小美元规模，让欧元、RMB、SDR发挥更大作用；通过美元贬值使贸易赤字降到3%；通过消费税与强制储蓄政策提高储蓄率；压缩财政赤字：降低医疗成本，推迟退休、提高消费税等。 而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就是实现美元相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贬值。 另外美国部分学者在预测未来10年美国经济趋势时已经将美元实际汇率指数再贬值25%作为分析的前提。

由此可见，未来10年美元大幅度贬值的风险是很高的。特别是相对人民币而言，相对中国需要大规模进口的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而言的，美元贬值幅度可能还要大得多。

三、财富的本质与财富幻觉

在国际环境的未来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改革经济的对外过度依赖。因此需要进一步认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本质及其内在局限性。

1、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本质

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可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理解其本质。从需求角度看，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本质是化解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内部消费需求不足。 从供给角度来看，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本质是借助国际市场实现我们这一代壮劳力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即人口红利，并借助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实现这种人口红利的储存和向下一时期消费的转换。在人口结构代际平衡状态下，现代壮劳力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体现为对下一代的生育和抚养能力，通过培育下一代人的未来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实现对老一代人的贍养。中国上世纪的独生子女政策在给本世纪最初10年带来巨大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导致了人口结构的代际失衡，给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重大隐患。全球化与加入WTO给中国提供了现代壮劳力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得以实现的重大机遇，但是对长期的、代际平衡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忽略和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会使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定的背景下面临巨大风险。

2、财富的本质与财富幻觉

财富的积累是一切经济活动的重要驱动力。但财富是什么？财富的本质是什么？财富在消费者生命期福利最大化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通常很少有人深究。对此笔者运用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简单模型进行界定。

图3 财富定义与财富的代际转换

图3提供了财富定义与财富代际转换的几何图解。图3中的横轴用来表示两代人的年龄或所处生命期的不同阶段，纵轴是用商品或实际产出表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在人的生命周期中，低龄阶段的收入小于消费水平，处于负储蓄阶段，壮劳力阶段，收入Y大于消费C，存在储蓄S，后者由向上倾斜的收入线超过消费水平线的垂直距离表示。但在壮劳力的前期（比如25-40岁）储蓄部分主要用于还债；债务还清后的储蓄构成财富的积累（图ABCD所表示的面积）。因此一个消费者、一个家庭或全社会某一代人在某个时点上的财富存量可以定义为他或他们以往每年储蓄（流量）的加总：

W1=∑S1i （1）

因此财富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通常它由货币计量，表现为人们所拥有资产的一个帐面总价值。人们通常将财富与财富的持有形式混淆。经济学家将财富的持有形式分为四大类：货币、金融资产（比如银行存款、股票和债券等）、生产性资产（以机器设备厂房形式存在的企业、耕牛、运输车辆等）和非生产性资产（黄金、珠宝、房产、古董字画等等）。笔者常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财富与财富形式的差异：“有钱人通常不是富人，而富人则很少有钱”。

那么财富的本质是什么？笔者认为，财富的本质是一代人现期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向未来消费能力转换的载体。积累财富的基本经济目的是养老。即用生命期中40-65岁这一阶段积累的财富为退休后的负储蓄生活买单。后一时期的负储蓄表现为财富的消耗。如果不考虑给后代或社会留遗产，生命期福利最大化的一个内在规定是在生命终止时将财富消耗完毕。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存在的一个缺陷在于假定理性消费者收入或储蓄的跨时期转换并不存在障碍。此后的经济学家提出流动性约束概念，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美国约有20%的人口受此约束没有能力用未来收入作担保而获得贷款，实现未来收入向现期消费的转换，从而导致消费比生命周期基础上意愿达到的水平降低约5.5%（Fumio Hayashi, 1982，1985）。 但是，囿于微观分析视角和多样化金融投资的可选择性，西方学者没有对一代人现有财富转换为未来消费购买力方面存在的障碍作过系统的讨论。笔者在此提出宏观层面的财富幻觉概念，以期在这一方面有所发展。

财富在一代人生命期福利最大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在于财富的代际转换，现代人积累的财富与下一代人创造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由于下一代人在壮年期创造的剩余产品总量即为他们这一代人的财富总量，因此存在一个两代人之间的财富兑换率WER。

WER = W2 /W1 （2）

首先，我们假定一个封闭经济体，其壮年一代人的财富总量给定不变，那么这代人的财富兑现为未来消费能力的比例主要取决于下一代人在未来时期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尽管2010年启动的人口普查结果尚未出来，但是我们仍可判断中国未来人口结构恶化是必然的趋势。如果10年后中国人口抚养率从目前的6个人养3个人转变为3个人养5个人，抚养负担将是目前的3倍。因此，在图3中，（由向右上方、垂直和水平三个细线段表示的）下一代人的收入显然将低于目前壮年这代人的（由向右上方、垂直和水平三个粗线段表示的）收入水平。假定下一代人积累的剩余产品总量由图中的EFGH面积表示，由于W2< W1，现代人的未来财富兑现率WER显然将小于1，有

WER = W2 /W1 < 1。 （3）

假定EFGH面积正好等于其下方的长方型面积，那将意味着壮年这代人未来的消费水平将不能维持在C1上，而是将与下一代人一起下降到C2的水平。根据消费者理性假设，消费者将不会到退休后再调低消费水平，而是在他们预见到这一未来变化的时候即开始调低消费水平。因此对下一代人未来生产能力将下降的预测将直接提高这一代壮年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并抑制他们的现期消费需求。后面笔者将指出，这种追求更多现期财富的个体理性行为很可能会强化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并削弱一国经济的未来生产能力，进而降低现期财富的未来兑现率。

财富幻觉则假定壮年这代人整体而言具有适应性预期，而非具有理性预期，他们未能预见其财富的兑现率将低于一，并为财富的现期帐面价值的增长而沾沾自喜。因此笔者将财富幻觉定义为壮年这代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即无法认识到对一代人整体而言财富未来可兑现的消费购买力将小于财富的现期总价值，两者之间的差额（WI）部分对于财富本质功能而言是虚幻的。

WI = W1 – WER•W1 = （W2 /W1）W1 （4）

其次，我们放宽封闭经济假设。事实上，作为人口红利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在全球化背景下一部分是通过产品的出口和外汇金融资产的积累而实现的。因此壮劳力这代人积累的财富中除了国内资产（W1d ）外，还会有一部分是以外汇金融资产的形式（W1f）持有的。因此有

W1 = W1d + W1f。

同样，外汇金融资产的现期总价值与其未来可实现的消费购买力之间也会存在一个差额，其符号及数值的大小取决于以同一种国际货币计值的金融资产价格APf与消费品价格CPf的相对变动，消费品价格相对资产价格上涨越多，现期外汇金融资产总值中不能发挥财富本质功能的虚幻部分就越大。

有WI1f =F(CPf /APf ), （5）

存在d (WI1f)/d(CPf /APf ) > 0.

考虑到所持外汇金融资产的供给方与我们未来所需消费品的供给方并非同一国家，因此，同一国际货币计价的消费品价格与金融资产价格的相对水平还会与两国货币汇率的变动正相关。即消费品供给国的货币相对金融资产供给国货币的升值，或后一种货币相对前一种货币的贬值，会导致消费品国际价格相对外汇金融资产国际价格的上升，从而导致现期所持有的外汇金融资产中的虚幻部分增大，也即

d(CPf /APf ) / d（E）> 0， 因而有 d (WI1f) / d（E）> 0 （6）

其中汇率E是一单位消费品供给国货币可兑换的金融资产供给国的货币数量。

再次，我们讨论壮年这一代人财富的积累（W1）对下一代未来剩余产品生产能力（W2）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现期剩余产品的生产和积累可能部分替代了劳动者自身的再生产，从而导致下一代人口的减少和下一代剩余产品生产能力的下降；现期剩余产品的生产和积累可能部分减少了壮年这一代人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使他们拥有剩余产品生产能力的生命期限缩短；现期剩余产品的生产和积累也可能部分减少了壮年这一代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后者的未来生产能力无法得到应有的提高；现期剩余产品的生产和积累更有可能过度消耗了某些种类的不可再生资源，使后者变成未来生产的瓶颈因素，制约了未来的生产能力。因此，笔者的一个重要猜测是，一国经济对现期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和积累很可能导致未来剩余产品生产能力的下降，并导致现期财富中的虚幻部分增大。因此集体无意识很可能变成了集体非理性，而在集体非理性状态下，个体的理性往往是无奈、无效甚至是有害而无益的。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以上关于中美经济及其关系的现状分析与关于财富幻觉的理论推演中，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财富的本质是一代人现期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向未来消费能力转换的载体。财富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一代人的福利取决于这代人的财富与下一代人创造的剩余产品之间的代际转换，因而也就取决于下一代人未来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

第二，财富幻觉是指中国壮年这代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即无法认识到对一代人整体而言财富未来可兑现的消费购买力将小于财富的现期总价值，两者之间的差额（WI）部分对于财富本质功能而言是虚幻的。

第三，财富中的虚幻部分WI与中国外汇金融资产的市值负相关、与本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负相关、与未来消费品国际价格指数正相关、与未来人口抚养比例正相关、并且很可能与现期物质财富积累速度正相关。

第四，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有其内在发展逻辑，但是工业化战略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使中国难以有效推进经济转型；现有体制和政策强化固定资产投资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忽略人口的代际平衡和人力资本投资；并且正在以透支未来剩余产品生产能力的方式积累未来存在巨大贬值风险的外汇金融资产，使中国经济面临两重战略风险。

第五，在预期中国未来剩余产品生产能力下降的前提下，中国壮劳力这一代人作为个体理性的消费者，正在强化其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对现期物质财富的追求，这将抑制内部消费需求，并强化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从而使经济陷入财富虚幻部分日益膨胀的恶性循环。

第六，以上基本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国需要加快推进未来生产能力提升导向的经济转型；为此需要在社会层面形成共识，破除财富幻觉；需要加快政治体制的变革和政府职能的转换，真正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建议实施以鼓励生育、实现均质义务教育、再就业培训等为主要内容的代际平衡可续型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实施文化与服务业全面推进战略，实施加快科技创新与制造业升级和重组的战略。为了落实上述新型发展战略，政府需要从放松管制和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两个方面推进金融业的市场化转型，建立健全相对独立于政府行政权力的，保护私有产权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以此鼓励服务企业、高科技新创企业、中小企业、个体经济等多种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人性化发展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 Altman, Roger, and Richard N. Haass,2010，“美国的的恣意挥霍及其国力: 财政不负责的后果”中译本，载《浦东美国经济通讯》2010年11月30日第22期。

[2] Bergsten, Freeman, Lardy and Mitchell, 2008，“Energy Implications of China’s Growth”, Chapter 7 in 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中译本载 《浦东美国经济通讯》2008年12月30日第24期。

[3] Bergsten, C. Fred, “美元与赤字：华盛顿如何才能防止下一次危机”，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第三季度8卷第6期，2009年11/12月号

[4]巴志鹏“建国后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分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5]毕泗生著《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前沿问题报告》[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6] Hayashi, Fumio，1982, “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Estimation and Testing by Instramental Variabl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 1982

[7] Hayashi, Fumio,1985, “the Effect of Liquidity Constraints on Consumption: A Cross – Sectional Analysi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 1985

[8] Hirschman, A.O., 1973，“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容忍度的变化”，中文版载《比较》2010年第3期第40页。

[9] 克鲁格曼，2007，《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08年出版。

[10] 潘英丽，《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1] 法里德•扎卡利亚著《后美国世界》，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09年出版。

注释：

[1] 2010年12月19日笔者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八年学术年会的大会主旨演讲中首次提出“财富幻觉”概念，本文应《探索与争鸣》杂志编辑部邀约完成，发表于该杂志2011年第3期。

[2]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署。

[3]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认为，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期间，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8，000亿元。即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无偿从农民手里拿走了6，000—8，000亿元资金”，转引自：毕泗生著《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前沿问题报告》第95页，[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据统计，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为7 678亿元，年均240亿元左右。因此可以说，建国后我国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获得的。正因为农业对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的工业化才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辉煌的成就。”引自巴志鹏“建国后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分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4] 笔者曾称此种状态为经济早老症，因为国际经验表明，产能过剩通常是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之后的阶段才会发生。详见《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5] 业内人士用形象语言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正在将天空染黑，将河流染黑，将地下矿藏掏空，以换取并保有美国政府开出的白条。

[6] 引自赫希曼“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容忍度的变化”，中文版载《比较》2010年第3期第40页。

[7] 引自法里德•扎卡利亚著《后美国世界》中信出版社2009年中文版，第201页。

[8] 参阅Bergsten, Freeman, Lardy and Mitchell,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