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发挥现代服务业的引领作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9 次 更新时间:2012-11-08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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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丽 (进入专栏)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基本构想,此后,上海市政府即将一个龙头三个中心(以后又将航运中心包括进来)作为上海市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然而,一个龙头四个中心,其实质就是现代服务业中心。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实质性内容。但是,上海现代服务业和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与其国际大都市的身份不相吻合。2004年七月,胡锦涛同志到上海考察工作,在充分肯定上海成绩的同时,指出了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短腿”问题。因此研究并回答上海第三产业及其内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何滞后,如何加快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等问题,对上海制定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方向,促进上海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和实践意义。

一、上海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状

1、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

笔者近日从网上了解到世界银行提供的一组数据,反映出中国服务业与世界服务业平均发展水平间存在的重大差距。2000年全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平均值分别为:3.9%、29.8%、66.3%;而中国三大产业的这一比例依次为16.4%、 50.2%和33.2%。在世界银行考察的44个国家和地区中,第三产业比例比中国低只有缅甸(33.1%)和尼日利亚(24.5%)。事实上,从90年代后期,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一直没有明显的增长,2004年第三产业占GDP比例已下降到31.8%。

2、上海服务业的发展与北京相比存在巨大差距

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最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其规模(人口和GDP总量)、发展水平(人均GDP)以及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北京。但是在产业结构上,上海的第三产业发展与北京有很大距离。2003年,上海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5 %、50.1%、48.4%,而同期北京三大产业的比重分别是3.1%、34.7%、62.2%。从表1提供的数据来看,最近三

年,上海的服务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5%,而北京服务业近三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5.8%。其中金融保险业,上海在2001和2002年分别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相比较,北京则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势头。

那么与世界相比,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为何如此滞后?与北京相比,上海服务业的发展为何也如此滞后?下面我们对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般原因和上海的特殊原因作一番分析。

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

我们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将服务业分为面对个人及家庭的零售型服务业和面对企业或机构的批发型服务业。前者可称为传统服务业(当然传统服务业可以与时俱进,不断添加现代成份),后者则称为现代服务业。

1、零售型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

就零售型服务业而言,内容极其广泛。笔者记得,中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先生曾将个人家庭的消费需要分为十类:衣食住行医、教科文体娱。前五类中衣食以物质消费为主,服务的消费以物质消费为载体(如服装中的品牌和餐饮中菜系、品味和服务质量的消费),住行医则是物质与服务消费兼俱,其中服务的消费又依次加深。后五类则以精神文化消费为主,虽然服务的提供离不开物质的设备,但是对消费者而言最实质的是服务本身以及服务的质量。

零售型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首先是缺乏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政府做发展规划的时候很少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对消费市场进行细分,很少研究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什么样的服务需求。并以此为依据规划服务业的发展。其次,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提供的方式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提供具有本质的区别。服务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是同一个过程。零售服务业的发展滞后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生产组织方式不适应服务业生产销售的内在要求。或者说,我们的现行制度或体制阻碍了生产方式的及时转换,因而阻碍了零售服务业的发展。第三个原因是,高素质的人门人才十分稀缺。例如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人们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上海是医疗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仅次于北京。但是,病人看专家门诊仍需要要清晨4、5点钟起来排队。其中有很多体制障碍、市场细分不够等原因,但是技术过硬的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训练长期滞后于社会的需要应是重要的原因,也是短期内最难克服的障碍。另外专业类服务业,人员缺乏职业道德规范,机构缺乏市场诚信和相应监督管理也是服务业未能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2、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一般原因

就批发性现代服务业而言,内容涉及到如下类型:物流仓储、销售中介、金融保险、法律财会、信息管理、咨询评估,等等。

批发性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何滞后呢?有专家认为,我国第二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是由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如果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的第三产业将得到迅速发展。我们较难苟同此种观点。

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主要特征在于专业化社会分工发展的滞后。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条件尚无法使许多现代服务业品种发展成为有规模的产业门类。

从需求角度看,我们的企业或机构并未对现代服务业形成巨大需求。以金融机构的信息管理为例,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都在信息技术设备上投入巨额资金,以期形成与其业务的中长期发展相适应的先进信息管理系统。但是,我们知道,信息技术更新周期很短,且专业化程度极高。每家银行搞一个“大而全”或“小而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是得不偿失的,设备很快会过时,业务人员专业知识也迅速老化。因此,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最先对信息管理服务实施“外包”,即由专业性的信息管理公司提供依需要随时更新的硬件和度身定制的软件系统,并派出专业人员提供相应的信息管理服务。但是,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中国金融机构还“不敢”实施此种外包。因为,在中国,市场主体之间合约的实施是低效率的,也就是合作可靠性得不到充分的保证。我们可假设一下,如果信息管理公司将某商业银行的客户信息资源卖给其竞争对手或卖给外资银行,这将对该银行的业务经营构成多大的威胁?出于此类“不放心”,万事不求人,遇到事情“内部解决”机构和企业的成为首选。相反,在国外,无论企业还是金融机构,“外包”已成为潮流。

从供给角度看,现代服务业生产要素不足构成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例如,目前中国出口企业面临西方国家大量的反倾销诉讼,但中国能给企业提供此类法律服务的人才什么稀缺。有如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曾宣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需经国外会计事务所审计,这说明在中国具有市场诚信的社会中介机构简直是凤毛麟角。

因此,我们可以将现代服务业发展否后的原因归纳为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立法和司法制度不健全导致合约实施的低效率或外部合作可靠性差,从而直接限制了批发性现代服务业的需求。目前我们的立法和司法制度还不足以有效保护(服务)用户的权益不受侵犯,并对违约者实施有效的惩戒。一国的立法和司法制度如果对违约者或损人利已者不能构成足够的威慑力,那么,违约行为将得到鼓励,专业化社会分工和合作就无可靠性可言,服务业门类及其作为独立产业的发展将受到严重抑制。

第二,市场诚信原则和市场无序状态也阻碍了对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提供现代服务的公司和机构而言,诚信以及市场声誉等无形资产积累也是严重不足的,政府相应的监管也是低效率的。事实上,社会信用制度和市场诚信原则的缺失已使中国的证券市场陷入长期萧条,中国的银行体系陷入高风险的发展困境。

第三,现代服务业的主要发展瓶颈在于专业人才不足。受过高等教育的、业务训练有素的、有良好职业道德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人才的供应又受到教育投资、教育培训的内容和方式等长期因素约束。很多专门的技术需要靠师傅教徒弟的传帮代方式传授,因此需要相当长期的积累。

3、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特殊原因

除了上述一般原因外,与北京相比,上海服务业发展滞后还有以下一些特殊原因:

(1) 传统产业基础的差异导致上海与北京产业结构的差异。上海作为国家的老工

业基地,计划经济时期即打下良好的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虽然轻工产业发展面临较为激励的竞争,但在钢铁、汽车等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仍有一定优势地位。相比较,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其工业基础没有上海和东三省雄厚,其教育、出版、娱乐等文化产业具有很大优势。因此,北京服务业(更多是传统性的)强,上海工业强,具有历史基础或承继传统优势方面的原因。

(2) 现行的行政区划制度与干部体制阻碍了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

中期实施了财政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改革后,中国的行政分权制度与财政分权制度相结合,使地方政府及其所管辖地区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海外转轨经济学家称其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它的好处在于为90年代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地方政府这一)推动力量。但是,财政联邦主义最大的缺陷在于它割裂了市场并增进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换言之,区域分权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导致地区间社会分工水平的低下。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和地区间经济的分割和恶性竞争,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社会分工和一体化发展。上海和周边地区在产业发展上没有梯度分工上的定位,产业同构化严重,产品、要素、资金、信息的跨地区流动面临众多人为的限制。这种状态不改变,上海不可能成为物流、贸易、航运的中心,为其提供相关服务的金融保险业和社会中介产业也不可能得到相应发展。不打破市场割据状态,不解决区域间产业定位与分工问题,上海整个现代服务业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

(3) 证券市场内在基础的脆弱性和整体不稳定性导致上海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大幅度

波动。从表1中,可以看到,2001年和2002年,上海金融保险业的GDP增长分别出现了0.05%和-14.69%的零增长和负增长。在此期间,上证指数从2001年6月的最高点2245点下跌到2003年1月的1311点的最低点。两年的股票交易额都出现了25%以上的负增长。2002年基金的交易额更出现了-58%的负增长。相比较2001年以来,上海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出现了加速增长的势头。01至03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因此,证券市场熊市或较长时期的低迷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上海金融保险业的不稳定和低增长。

三、加快上海服务业发展:对策与建议

1、以人为本,大力促进零售型服务业的发展。

上海是世界上国际大都市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我们从小到大将主要金融中心城市及

其人口罗列出来:新加坡410万、香港690万、伦敦718万、纽约806万、北京(户籍人口)1149万、东京1206万、上海(户籍人口)1341万。上海目前常住人口超过1700万,未来5-10年很可能突破2000万。再加上几百万流动人口,就城市而言,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服务业市场。

我们需要以人为本,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社会阶层进行市场细分的需求分析,在自由创业、税收减免、低息及贴息贷款、媒体宣传和倡导等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促进这一领域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传统服务业升级发展。

例如,现在很多家庭劳务社会化的部分未能纳入宏观管理和国民经济统计。上海政府可考虑通过给从业人员提供社会保险并免征所得税的方式,将其纳入国民经济统计和管理,这将有可能提高服务业GDP比率2-3个百分点。另外可鼓励组建保洁、厨艺、园艺、保健、医疗卫生、老年护理、婴幼儿护理等社区服务公司,提供对员工职业技术培训、职业道德规范、通过派出员工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方式,满足家政服务用户对服务质量和安全等多方面的需要。同时以公司的方式提供家政服务,也可维护员工的正当权益,提高员工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2、在长江三角洲引入DTO框架。

我们提出的DTO框架是与WTO框架相对应的“国内贸易组织”(Domestic Trade Organization)。可以借鉴WTO的很多贸易协调和利益平衡机制,结合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一个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平衡机制或制度框架。通过地方政府间的利益的协调和平衡解决区域内产业的梯度分工问题,解决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跨地区发展问题,解决区域内交通网络和社会设施的共建和分享问题。特别需要在区域内建立共同遵守的政策框架、政府和市场的行为准则。

目前,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已提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十分明显。DTO作为区域性合作机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另外DTO的显效性和协动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通过DTO的制度安排,地区间可以实现合理的产业分工,跨地区的贸易、投资、交通运输、物流仓储、国际航运的发展,将极大的促进资金金融、商业保险等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两者还将产生对会计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服务等社会中介服务的巨大需求。DTO可以说是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和一龙头四中心建设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证。

3、抢占产权交易市场制高点,构建以上海为核心的全国一体化产权交易市场。

目前中国的产权交易市场呈现众多地区市场并列并相互分割的状态。这种状态存在两大根本性缺陷,对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产生不利影响。

上海能否牵头,借助成熟的信息传递技术和网络交易技术,进行市场交易平台的创新,打通地区市场之间的隔离,构建以上海为核心的全国一体化产权交易市场。构建全国一体化产权交易市场的条件已相当成熟:首先,2003年开始并将于2005年完成的全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将产生国退民进的巨大产权交易需求,从而推动一体化交易市场的形成;其次,产权制度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过程中如何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权交易过程中的国有资产定价,以及资产出售收入的使用方式。后者理论界和政府部门都已达成共识,即国有资产出售收入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但是国有资产定价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市场的开放性、透明度和供求两旺的市场活跃程度。后者需要提高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健全市场的交易制度来实现。上海产权交易市场与其他地区的市场相比是最发达的,已积累很多成功经验。上海应将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的构建看作自己的重大责任。我们能否将产权交易市场从技术上建成与目前的证券交易市场相类似的全国性市场,并在其信息发布、价格发现及交易效率实现重大突破?

以上海为交易中心的全国一体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将可推动跨地区的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信贷业务的巨大发展,同时资产评估、信用评估、会计审计、法律顾问等社会中介行业也将得到迅速的发展。

4、加大力度引进海外知名的服务类企业。

首先,可针对国内在信用评估和资产价值评估方面存在诚信与技术的薄弱环节,积极引入标准-普尔、穆迪等著名的国际资信评估和价值评估类独资的服务企业,或组建中外合资企业。其次,可在CEPA框架下,加强与香港服务业的合作,大力引入香港贸易、物流、会计审计、法律、经纪中介、教育培训等社会中介机构。

5、加快自由创业制度的建设。

可以在服务业率先取消注册资本金要求,鼓励个体、合伙、集体等多种所有制成分的服务类企业发展。建立相应的个体经济或小企业服务局,并采取优惠政策,促进各类服务类企业的发展。

6、加快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促进各类服务业人才队伍的建设。

要把人才引进和培养作为长期任务,持续推进。定期向海内外选聘高级专门人才。整合教育和培训资源,建立更多的专业培训基地,提高劳动力的专业素质。加强对人才使用情况的跟踪服务,完善用人制度和人才市场的发展,充分发挥专业人才在上海服务业发展中的积极性。

7、加快法律制度建设,提高司法效率,切实保护服务业消费者的合法权宜,促进服务业有效需求的形成。

本文完成于2005年5月13日,在《解放日报》05年5月23日《新论》版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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