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启明:胡适与研究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1 次 更新时间:2012-10-22 21: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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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启明  

  

  以梁启超为领袖的研究系及其前身进步党,是民初政坛上的一股重要势力。其出发点固然是要在中国造成一种政党政治的宪政局面,但因先依附袁世凯、后依附段祺瑞,处处与国民党为敌,因之在民国政治史上名誉甚差。胡适对梁启超一向十分敬重,对政治的兴趣又一向十分浓厚,因此回国后不久,有一段时间曾经和研究系往来颇为密切。张朋圆《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一文、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一书,对胡适和研究系的关系均作过简要的勾勒。在相关内容中,张文侧重于1921年以后胡适、蔡元培等英美派北大人与研究系的交往,董书侧重于胡适对研究系的戒心,使我们可以了解胡适为人及议政的向被人忽视的一面。这一面,事实上也是胡适政治生活中很重要的一段。

  胡适1917年9月到北大任教,1918年11月下旬首次去天津见梁启超(从众说),梁氏随后游欧,直到1920年初回国。回国后,胡、梁两人来往很多,除学术上的切磋外,政治上的讨论也不少,张朋圆、董德福在上述专文、专书中都有论及。事实上,梁启超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胡适和研究系的其他要人们联系也很多。从他1919、1920两年残存的篇幅很少的《日程与日记》中就可以看到很多记载。

  1919年11月23日《日程与日记》,预算栏记载:“看老万,看梁伯强”;实行栏记载:“与林宰平谈论”。按梁伯强、林宰平均系研究系要人。梁伯强即梁善济,是山西士绅领袖,清末立宪派元老,1917年11月张勋复辟失败后、临时参议院重新开会时,研究系拟推他为议长,只是因为徐树铮的运动,而败给了皖系的王揖唐,但由此可见他在研究系中的地位。胡适和他结识,有可能出于梁启超的介绍,也有可能是因为胡适在当年10月陪同杜威到山西讲演,因梁伯强的特殊地位而与其有所接洽。

  11月25日,晚七时,“林宗孟家吃饭”,按林宗孟即林长民,林徽音之父是也。林长民是纵横家者流,研究系核心人物。汤化龙被刺前,梁启超、汤化龙是研究系领袖,汤被刺身亡后,梁启超、林长民共掌研究系。胡适到林长民家吃饭,应该不会谈论什么学术问题,应该是谈时局,谈政治。

  12月7日,中午,“梁伯强家吃饭”。14日,晚,“访伯强谈”。1920年1月9日,下午,“访伯强”。18日,上午,“与林宰平谈”。28日,“伯强、志先饭。”3月4日,下午,“访伯强”。晚,“林宗孟邀吃饭”。6日,中午,“东兴楼请林宗孟”。下午,“与伯强访杜威”。18日,中午,“丁文江请吃饭”。20日,下午,“伯强邀谈”。……志先即蓝志先(蓝公武),属研究系;后来成为胡适最亲密朋友的丁文江,固然不好说属研究系,也属梁系。胡适与他们高密度地酬酢尽欢,不亦乐乎。

  梁启超欧游归国后,胡适与梁及研究系酬酢更无虚日。1920年3月21日,“宗孟宅饭。初见梁任公,谈”。27日,早,“送林宗孟,与慰慈诸人”。4月22日,中午,“伯强家饭”。5月17日,“访伯强”。8月27日,晚,“梁伯强家饭,有梁任公,蓝志先,蒋百里,蔡,蒋,陶等”。8月30日,中午,“梁任公兄弟约,公园,议罗素事。饭后与梦麟、伯强在公园吃茶,谈甚久”。

  胡适与研究系人物交往如此密切,国民党系人物深致不满。本来,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及其他重要干部胡汉民、廖仲凯、戴季陶等对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人极表好感,极希望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互通声气,互相提携,共同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社会和政治的革新。但胡适却在北京和国民党的死对头研究系沆瀣一气,他们碍于情面,不好公开指摘,但一般国民党人则啧有烦言。约当1919、1920之交,老同盟会员邓家彦(同盟会首任司法部长)因为未在《益世报》上为杜威讲演登广告、而登入新闻栏的事复函胡适:

  “尊函乃深责于彦,至引研究系云云,以为弟有党见。弟与研究系异党,岂得谓无党见?若因杜威一广告,遂牵及研究系,彦虽无似,尚不至武断如此。兄竟以此入人于罪,愤愤然若不可解者,岂哲学家固应如是耶?不然,何所据而说我党见太深,又何所据而牵及同盟会?兄之推理,得毋逸出轨道耶?抑岂兄受研究系所托,故向弟致其攻击耶?不然,何以平地起风波若是也。哲学家头脑不应简单如此。兄纵报研究系之德,我亦未尝不为兄谅,奈何平白地迁怒及我耶?”

  这封信绝不仅是个人纠纷,而是借题发挥,“受研究系所托”“报研究系之德”云云,道出了一班国民党人对胡适的恶感。陈独秀1920年12月16日致北京同人的信可为旁证,信中提到:“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南方的广东是国民党的大本营,在国民党系重要干部廖仲凯、戴季陶等这时和胡适关系良好的情况下,尚且是“颇传”,是“恶评”,可见胡适和研究系来往密切所付出代价之沉重。

  陈独秀的信让胡适感到很冤枉。他觉得自己是以清白之身,和研究系有一些正常的交往而已,怎么老友也不见谅呢?他给陈独秀的复信中充满了不被信任和不被理解的情绪。信中列举了很多研究系对他不利的消息,表示自己与研究系不是一伙的,并且深怪陈独秀“真是一个卤莽的人!”“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表示“这事,我以后不再辨了!”这封信辞气很凌厉,是在为自己的不白之冤洗刷。他把自己的复信给钱玄同看了,想让钱主持公道,因此,钱玄同写信安慰胡适:“仲甫本是一个卤莽的人,他所说那什么研究系底话,我以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你以为然否?”同时又为陈独秀开脱:“广东、上海,本来是一班浮浪浅薄的滑头底世界。国民党和研究系,都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本是老同盟会出身,自然容易和国民党人接近,一和他们接近,则冤枉别人为研究系的论调,就不知不觉地出口了。”钱玄同的安慰轻描淡写,完全是个和事佬的样子,甚至言外之意还认为胡适有点反应过度了。我想,对钱玄同的这个模棱态度,胡适是不会太满意的。但既然国民党有恶评,陈独秀有误解,钱玄同又不是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这就不能不引起胡适的警醒,不能不认真地反思和检讨与研究系交往的得失。事实上胡适当然心里明白,南方的恶评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自己与研究系的常相过从,彰彰在人耳目,国民党系不快,乃至老友也有误解,毕竟情有可原。致陈独秀信中的凌厉的辞气毕竟掩不住一丝儿的心虚。

  陈独秀的信应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胡适以后和研究系的接触渐渐疏离,特别是注意不再以个人身份、而更多的是与北大同人一道,来与研究系往还。富有象征意义的一次是,他牵头联名发表关于好政府主义的宣言时,干脆把研究系撇开了。这使得梁启超大为生气,梁之生气,显然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胡适和他们本来可以是一伙的。如果胡适和研究系素无瓜葛,梁也就无气可生。但胡适秉性至善,乐观人善,加之做事向来极有分寸,因此与研究系的疏离主要是政治上的,在个人交谊上,则始终保持对梁启超的敬重;梁系的丁文江、徐新六,梁的学生徐志摩,则是胡适最为亲密的朋友,当然,他们的道义之交也早已轶出了研究系或梁系的范围。胡适和他们的交谊,随着时光的推进,国民党北伐的高歌猛进,在别人看来,日益成为负面的。1927年北伐军攻克上海,蒋介石清党,胡适从美国回来,停留在日本观望时局,4月28日顾颉刚给他写信,劝他“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与梁启超、丁文江、汤尔和等“断绝”。但这当然不符合胡适做人的底线。

  胡适和研究系的交往是个饶有兴味的话题。研究系的组织在1918年安福国会产生之后即等于消散,但精神上则因梁启超的存在而仍相连结。到1925年,梁启超专心治学,林长民助郭松龄反张作霖不成兵败身死,研究系算是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即使这样,其不好的声誉仍流播人口,以致顾颉刚要为胡适担心。那么胡适为什么要和研究系常相过从以致人误解呢?我想,这首先还是出于对梁启超的敬重。梁在《新民丛报》时期的论述对胡适影响至深,辛亥前后梁的稳健路线又最契合胡适的心思。梁身上杂糅了旧式士大夫和新型知识分子的双重气质,是当时表率群伦的士林领袖,他借助于既有政治势力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而不是另起炉灶造反干革命的这样一种政治理念,与胡适也是若合符节。他的信徒又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出身,这些人的个人修养、操守多无可指摘,与胡适很能谈得来,他们似乎符合于胡适所提出的“好人政治”的“好人”标准。而且在反袁称帝和反张勋复辟中,梁启超及研究系也不无功劳。

  其次,这也与当时胡适对国内政治情况观察不清、无所适从有关。他在美国留学时对政治极感兴趣,但那时的美国政治和中国政治相比,有一定的游戏规则,要文明一些。他在美国观察到和体悟到的那一套,以及学得的一点政治学理论的皮毛,要想运用到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是方凿圆枘。所以如何观察当时的政治局势,分析纷乱的政治情状,确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对胡适而言也是一个困惑的问题。归国的初几年,不论是对国民党,对研究系,还是对当政的北洋政府,他好象奉行等距离交往原则,而无所轩轾于其间。对北洋政府固然人人憎恶,胡适也发出过“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的愤激之语,但他也提出过温和的“好政府主义”,后来甚至还参加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对国民党人,除上面列举的廖、戴诸人外,他与汪精卫也交谊非浅;对研究系人的关系已如上述;对当时新兴的共产党人,他也与许多重要人物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时的胡适明白,他要认清中国的政治现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再造文明之梦,必须广泛接触、全面观察中国有政治实力的各个集团,然后再定取舍。研究系既然是一重要政治集团,自己与他们的接触实为正常之事,不值得别人的大惊小怪。这一段观察期过去之后,他自会确立自己的政治取向。后来的历史则告诉我们,因受他素所信赖的蔡元培和吴稚晖的影响,以及自己的慎重考量,胡适最终选择了国民党。只是这一选择,和他与研究系的接触一样,带来的是苦涩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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