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唯物－唯心论与知识增长：上帝活着
何为上帝？人们常说“上帝在我心中”，分析哲学可以追问，这“在我心中”的“上帝”究竟是指的什么，是否真的有叫做上帝的东西在“我”“心”里居住，上帝观念在我们居住的世界有没有“客观对应者”？对于一般人来说，他们并不需要像分析哲学那样刨根问底。即使维特根斯坦也不否认，日常语言之为日常语言，本身即包含着能够被公共领悟的含义。当然这并不妨碍追问“上帝”的意义，例如我们可以回答上帝的“客观对应者”就是整个世界存在的原因。那么整个世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回答：只有上帝知道。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能知道全部原因，我们只能假设上帝对他自己全知（因为他就是原因本身）。正如英国现代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教授所言：上帝存在于人类未知的领域。
对于科学家来说，对上帝创造世界时遵循着统一的、和谐的思路的坚信不疑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起码在量子力学之前，对于科学家如开普勒、牛顿，甚至爱因斯坦就是如此。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掷骰子”，此处的“上帝”是指世界的“必然性”的因果联系。但爱因斯坦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两个相对论已经超越了牛顿的完全决定论，例如时间和空间都不再是绝对的量。然而，完全决定论的破灭并不是说上帝已经无法理解。对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有着深入理解的霍金教授说：上帝有时候真是赌徒。即使全世界基督徒都说霍金亵渎神圣，但也不能剔除他如此判断所包含的真理——一句有关量子力学中微观量子运动“测不准”的形象描述。对于量子世界的上帝来说，他对于自己掷出的骰子的情形也是不能预先知道的。所以如果上帝听到霍金说他是赌徒时或许会会心地微笑，因为上帝知道，在当今时代，霍金是他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知音。可以说，物理学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人类对上帝理解的深化过程。
信仰上帝存在和不存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表面看是两种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但绝对不会导致两派对世界诸现象的感知产生出不同乃至对立的结果，如对色彩、声音的感觉都是同样的。因为“人类”同属于高级动物，因此不同信仰的人群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对于人生境遇的喜怒哀乐，都差不多相仿，只有风俗的差别而已（例如失去亲人后的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都表现出悲伤，只是葬礼的形式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信仰人群中有些不同）。所以，有神论科学家和无神论科学家发现世界奥秘的机会均等，彼此不会因为信仰的不同而使得上帝对双方的研究成果的获得有所偏袒，因而双方也没有必要强迫对方改变信仰。宣称自己是所谓彻底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人可能很迷信，例如夜晚走在坟墓边很恐惧，大概是害怕某个亡魂会伸手把他拽进坟墓；宣称相信上帝的人也可能是盗贼或通奸者，全然忘记在西奈山的摩西从上帝那里得来的诫命。并且可以肯定，牛顿、爱因斯坦以及霍金教授所说的上帝肯定和那些虔诚的教士、划十字的老妇人所理解的上帝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种不同是因知识结构决定的价值观所造成的，在我们承认人类知识增长带来的进步的同时，应该对各种不同的价值观采取平等的态度。
科学并不与上帝观念相矛盾，否定上帝存在的唯物主义也并不一定导致科学发展。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认为，“唯物主义”之所以被无知无识的人视为坚定不移的信仰，只是因为它太简单的缘故。农夫说只要踢一脚石头就能驳倒贝克莱主教的唯心主义，但要和农夫讲述清楚“现象”和“实体”则必须从读书认字开始；如果向他进一步解释原子内部大部分是空虚，只是电子波动的云雾，则必须向他传授物理学；如果说服他我们世界的诸多存在者的存在形式并非是单纯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则需要让他理解电磁场论和质能互换的爱因斯坦方程。
现代天体物理学中的已经成熟的学说——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我们的宇宙是由大约一百五十亿年前的一个无限稠密的质点（宇宙奇点）爆炸而来，现在的宇宙还处在大爆炸延续的膨胀阶段中。哈伯定律告诉我们，距我们越远的星系离开我们的速度越快，离开的速度与离开的距离成正比。当然，离我们无限遥远的星系就可能有无限的速度——这个推论又不成立，因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要求光速是极限速度，任何物质运动不能超越光速，就是说，不可能存在离开我们无限遥远的星系。因此可说我们的宇宙并非是没有边界的，康德关于世界有限与无限的二律背反看来只是思维的背反而不是世界本身的背反。科学家还不能设想宇宙膨胀率是否有一天会变成零或者膨胀率为负，如果宇宙膨胀率为负，我们所处的这个正在膨胀的宇宙就会变成崩塌的宇宙，甚至有可能收缩到它当初大爆炸的起点——无限稠密的质点。无限稠密是“物”，是“有”，但同时此“物”、“有”的稠密是虚假的稠密，因为宇宙中尽管大约有亿个（亿后面八十个零）粒子，但还有同样多数目的反粒子。在宇宙奇点，粒子/反粒子是相互抵消的，所以宇宙中的物质—能量刚好是零，因此宇宙奇点可以被理解成是绝对的“无”。“有”与“无”看似对立，实则统一，《庄子·齐物论》把二者“齐一”了，黑格尔《小逻辑》也认为“纯有即是无”。无论把宇宙奇点看成是“有”还是“无”，既然其中包含着发展成宇宙的种子，那么它也可被理解成是“理”，是“心”（天心、道心的存在是因“吾心”的观照——没有人类的思辨怎么会有天心、道心的命名呢）。从这一意义上说，世界起源于“无”并没有错，就看我们如何理解“心”、“物”、“无”。因此，《老子》的“天下万物归于有，有归于无”以及宋明理学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万法归心”与现代宇宙学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对于认识外在于我们的世界和内在于我们肉体的心灵来说，纯粹的思辨和科学实践的探索都是重要和必需的。
一般说来，不以知识作基础的唯物主义与不以知识作基础的唯心主义同样有害。因此，信仰上帝存在并通过对上帝的造物——宇宙与人的理性沉思，进而作为对上帝进行理解和探索的思维方式（所谓唯心主义）与另一种思维方式——把世界作为不受任何非物力量统摄支配而进行认知的思维方式（所谓唯物主义），是可以一致起来的，前提是如果二者都努力寻求知识增长。欧洲基本采取了第一种方式，而且从实际效果来看，起码对于认识心灵之外的世界来说，欧洲人努力理解上帝的方式比其他方式更有效，因为严格意义的自然科学诞生在欧洲并得到高度发展。
世界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永远是不可能完善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性上帝是一个人类理性可以理解的上帝，而我们人类发现自身有限性的理由，是假设有一个无限全知的上帝的存在。其实中国人理解上帝的“方便法门”可以从中国哲学的“天”开始。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意思是说天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当他的弟子颜回死了之后，孔子悲伤至极地说“天丧予”。此“天”是什么呢？是人类无法更改的命运。人在天面前是渺小的，因为天长久而人短暂，天无穷而人有限，天是人的造者，人是被造者。天固然有自然之天的意思，但中国人理解天更多的时候是形而上之天，而形而上之天除了命数之天的意义之外，还有理法之天、天道之天的含义。中国道家学说的“天道”也并非是指人发现的自然逻辑，任何人发现的自然逻辑仅仅是“道”给这个具体人的一个侧面，“道”是不可能被任何人全知的。此种形而上之“天道”已经接近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自然哲学家所理解的上帝了。
自然科学家试图理解上帝的构思和试图理解自然的奥秘只是同一意思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而把宗教和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未免太简单化了。就像古希腊的自然科学脱胎于希腊人的形而上学一样，文艺复兴后的信仰上帝的科学家也从对上帝的追索中发展了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和科学不是一开始就泾渭分明的。牛顿的力学方程式中尽管没有上帝的概念，但牛顿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上帝预设的。牛顿、开普勒把自己观察的自然现象用数学模型表达出来，至于宇宙为什么会遵循这样严格且完美的数学模型的表达，并且可以被“人”这种动物发现，则不是牛顿、开普勒所能回答的。在任何一本物理书籍中都不会有关于这样问题的答案：自然界为什么存在万有引力？自然界为什么会有进化？——达尔文的进化论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古往今来的形而上学家乃至现代自然科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问题。当然属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家倾向于宣称本原问题是一个“无意义”的伪问题，但这种宣称似乎不能剥夺一个降生世界的少年人对世界存在的惊讶以及提出那个古老问题的欲望——世界存在的原因，尽管这个问题永远不能获得终极圆满的回答。凡是对现代科学有起码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一天能穷尽宇宙人生的全部奥秘。所以人类认识的相对性使得人类永远不会有取消上帝存在的理由。
当尼采的“上帝死了”的箴言被一些学者重复的时候多半是不理解上帝观念的意义，上帝是人类“发现”的，但上帝的思想——外在于我们人类的世界之内部逻辑，是有限的人类永远也不能完全读懂的。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识好比我们围绕自身画的圆圈，所画的圆圈越大就会发现圆圈外面的区域越大，圆圈内部永远是有限，而圆圈外面永远是无限。人类的知识增长越多就发现自己未知的领域越广泛。人和上帝的关系是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关系，具体的人会死亡，但我们没有能力判断无限的上帝会不会死亡，因为我们并不理解上帝“活着”的状态和“死亡”状态的差别。以功利主义态度来判断，只要太阳不熄灭，地球不崩塌，说明上帝对人类没有失望，因为阳光雨露是上帝“活着”的证据。其实宣扬太阳中心说的布鲁诺并不讳言上帝，只是他理解的上帝比当时教会理解的上帝更具有进步意义。再说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究竟有没有中心以及如果有究竟在哪里，人类至今并不知道。哥白尼和布鲁诺所理解的上帝显然比当时教会人士的理解前进了一步，但宣称代表上帝的教会并不代表上帝，因为上帝永远不会选定愚蠢的人作自己的代表。人类的每一次科学发现都朝上帝的思路接近了一步，但我们永远不能穷尽上帝的思路。上帝是什么？上帝就是包含人类在内的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只要你认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你就是相信上帝的存在，因为最终原因=上帝。“上帝的思路”近似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或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天道”。“绝对精神”、“天道”、“上帝的思路”可以被语言学家说成是没有意义的概念，但人类的日常语言离开这些概念似乎就无法准确、清晰地表达思想。语言学家无法实现使人类用“科学语言”表达思想，因为直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为躲避形而上学语句而人工发明的“科学语言”是成功的。“上帝”等形而上学词句不仅不是冗余，而且是科学家思考世界的不可少的工具。不仅“上帝”，就是像“原子”、“生命”、“物质”等语词也不是可以完全明确定义的“严格科学”概念，其中的“形而上学性”是无法剔除的。一般说来，一个总体论的名词总是包含着人类并没有完全理解的东西在内，我们更不能因为人类为概括对自身和世界的领悟而历史形成的名词概念包含着未知的东西而不使用它，而如此总体论的名词概念是不可能不包含形而上学性的，对诸如此类“形而上学性”语词理解的不断完善的过程正是人类知识增长的过程。或者可以说，起码在欧洲，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就是对上帝概念观念理解的完善过程。
正像耶稣理解的上帝和他同时代的文士理解的上帝有差别一样，人与人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对上帝的理解都是有差别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上帝是一个不断演化和发展中的概念，上帝观念的发展过程正是人类心智乃至人类文明的完善过程。
二、上帝“杀人”还是“道法自然”
《圣经》记录的是人类（当然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关于上帝观念的早期演化历程。当然《圣经》也可以作历史文本阅读，因为它所记录的许多事件已经被考古挖掘的材料所证明，例如希伯来人从埃及的统治下逃离的经历。但《圣经》记录的历史毕竟不同于中国两司马的信史，具体的细节也不能作教条主义的理解。例如，红海海水出现一个走廊，让希伯来人经过，等到埃及士兵过来时海水合拢，埃及人却被淹死了。这些故事或者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或者是某种比喻的巧合，也可能是希伯来人过海时风平浪静，而埃及士兵过海时忽起风暴，于是《圣经》早期编纂者就“创作”了这样的奇迹。但海底出现走廊的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物理学定律在几千年前和今天并没有任何的不同。又如说亚当、挪亚活了九百多岁，亚伯拉罕九十多岁还能使妻子受孕等，这些都是不可信的。这说明人类早期上帝观念的幼稚，以为上帝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可以如此偏袒他们，随意改变作为液体水的性质和人的寿数。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怪罪他们无知，因为人类的“成熟”正是从早期的幼稚发展而来的。耶和华在当时也只不过是偏僻地域的一个弱小民族的小神，后来经过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从人类的理性精神出发才逐渐地使其上帝的观念完满起来，而现代自然科学则又在扬弃有关上帝的诸多怪力乱神的粗糙观念之后才使之扩展成与宇宙法理同一的境界。
在上帝观念完满的过程中，上帝永远是人类理解的上帝，人类借助上帝的观念也理解自身和自身的行为原则。上帝是无为的——在创造了天地人之后就放手不管了，还是无所不为的——在每一件人事和物事中上帝始终是否为参与者都依然取决于人类的理解。除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四季变化等外，社会历史都是人自身的行动，上帝的在场和不在场完全是人类理解的所以然问题。你可以让上帝名义上“负责”，也可以不让上帝“负责”。上帝的名义可以是正义，也可以是貌似的正义而实质是非正义，利用上帝名义对邪恶的惩罚本身也可能因为行为方式的过激或激端而表现为邪恶。因为对上帝理解的歧义，使不同人群对上帝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理解也必然有所不同。例如作为战争的双方都可能祈求上帝或其他神明保佑，但谁是胜利者则似乎与双方理解的上帝或神明并没有必然性的因果关系，主要的还是取决于民心士气、力量对比、用兵的智谋乃至运气等诸多因素。所以有学者统计上帝究竟“杀”死了多少人，以此指责上帝的残暴或信仰上帝的有害实在是对上帝观念的误解。何止是《圣经》记录的杀人数目呢，你可以说上帝“杀”死了所有的人，因为古往今来的所有人都已死和必死，如果你理解的上帝司管人类生死，难道所有的人不都是上帝所“杀”吗？如果他使人长生不死难道不是更好吗？问题是你这样理解上帝时你还得感谢上帝，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哪怕是达尔文意义的“造”——千百万年的进化。没有生又如何谈得上死呢？
如果拘泥《圣经》记录的上帝“杀”人数目作为指责上帝残暴的理由，以此逻辑，那么在非耶和华信仰的民族，不信上帝的野蛮人应该是没有任何野蛮杀戮才对，而实际上许多没有开化的野蛮人中有食同类的习惯，这种食人习惯甚至在十九世纪初期美洲的一些岛屿上依然存在。
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又指责谁呢？只能是中华民族崇拜的——天了？这个转换看似肯定却成就了否定。因为“天”的自然意义是超越正义和非正义的，太极图标示的阴阳互补的“自然”是“天”无为而无不为的外化，即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二者对立的统一，因此也是对二者的超越。怨天，依然发生，但不会像约伯那样具体。即使赵国的妇孺们呼唤“老天爷”，“天”也总是无动于衷。因为坑杀四十万降卒的悲剧并不能说明“天”和秦国人站在一起，正像荆轲刺秦、张良博浪沙击始皇车、楚霸王火烧阿房宫之发生并不说明“天”把原六国遗民当作自己庇护的子民一样。善恶因果关系的完成只不过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之“天”的一个“无为而为”，而不是人力强为的历史自然环节。因此，“天”不是一个可以被指责的对象。而中国的“天”道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超越了任何站在具体的民族与国家立场上的善恶价值观，地域的辽阔博大和文明的一脉相沿正与这种天道观念相联系。中国的“天”更具现代意义的是，远离人格神而与自然本身的进化同一（“道法自然”），已经接近现代人对上帝的理解。这是中华民族另一个“早熟”的例子。
与这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相一致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从野蛮到逐渐文明的“自然”过程，所以我们似乎不能埋怨祖先作为野蛮人的残忍，正像我们不能埋怨某些食肉动物的残忍一样。但我们时常检讨人类野蛮历史的意义尽管对历史已经无补但却对现实有益，因为我们——地球上惟一知善恶的生物，不能放弃对于野蛮历史的沉思乃至谴责。而检讨与谴责必须明确，人类野蛮历史的最直接责任者只能是历史中的人类本身而不是神，即使“自然”也只不过是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的一个方便使用的概念，抽象地说“自然”命定了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程，有上帝观念产生的地方和没有上帝观念的地方都不能逃避这个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战争的意义曾等同于野蛮征服和无节制的杀戮。而在战争中尽力避免对平民的杀戮和伤害是历史晚近时期才逐渐形成的观念（又是一个经常被无意或故意违反的观念）。也就是说即使上帝不在场，《圣经》记录的上帝名义下的罪恶依然要发生，可能换了别的名义。因此，超越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而以人类法律约定的文本来观照具体的事件，结论必然是——杀人的过程和结果只与杀人者有关而必须由杀人者负责，任何罪恶与上帝和神明肯定无关，尽管杀人者总是借助上帝和神明的名义，但根据“名义”不能判定杀人者是正义还是非正义。何况正义和非正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善与恶的历史作用自从黑格尔辩证法肯定恶的历史作用以来一直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争论不休。当然，即使恶真的有“进步”的历史作用，但以此为借口鼓动新的恶则是更大的罪恶，例如上世纪德国希特勒、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及东方集权主义和专制极权者的灭绝人性的罪恶则是必须打入地狱底层的万劫不复的“根本恶”（“根本恶”是康德使用的词汇）。《圣经》记录的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神的历史，而人的历史总是和关于神的观念相联系的，所以人的历史中包含着人的关于神的观念的历史。而人性之恶染在神性上是不能使人逃避其历史存在的责任的。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此在的人在天地人神中居于优先地位，人在四者中是被造者，但同时又是创造者，是人的目光照亮了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历史，自觉其存在的历史中的人是惟一可以反省自身和世界存在意义的存在者。人作为世界上惟一自觉其历史性存在的存在者使其精神的发展不再完全受纯粹自然法则的支配，人对历史的反思使“根本恶”的发生并一定成为“必然”，这是自由的人类对未来（将发生的历史）应抱有的信念。
正因为如此，从《旧约》的“以命偿命，以眼还眼”到《新约》耶稣的打右脸给左脸的教训是上帝观念演变的证明，神性从暴戾变得宽容正折射了人性的同一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并不难于理解，而且正好符合人类理性精神对自身成长历程的期待。
三、中世纪——人类精神成熟的重要环节
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一次性过程，因此我们无法设想，如果希腊不被征服，人类的知识是否能沿着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思想方法长足地进步；我们也无法假设，罗马帝国如果不灭亡或者基督教不在欧洲传播该是如何的情景，是否人类文明能平坦地发展而没有中世纪的长达四百年的黑暗时期？在人类文明史中，古希腊的思想家与中国的先秦思想家基本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似乎呈现出相似的情况，即在生机勃勃的思想发展和百家争鸣之后忽然被道德律令束缚了创造能力，在中国是汉代以后的儒家思想，在欧洲是基督教思想。基督教提供了人类沉思上帝的契机，也限制了对上帝沉思的广阔空间。无神论并不一定能导致科学，例如中国的玄学基本是无神论的，但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一般也被认为是无神论的宗教，但其中注重思辨的唯识论也没有演绎出任何严格意义的科学思想。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是基督教催生了欧洲科学的诞生，但在有神论基督教的欧洲大陆产生了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自然科学是毫无疑问的。冯友兰先生认为：“按照大部分的经院哲学家来看（罗吉尔·培根包括在内），哲学与科学的作用是解释《圣经》的内容。现代欧洲继承了这种对外界知识的检验精神，在中世纪的欧洲与现代的欧洲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限……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与西欧中世纪对外在世界的兴趣和中世纪的学术方法是一贯的。”这种转换正像但丁《神曲》的上帝观念对教会上帝观念的转换一样，不仅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而且歌颂了上帝的光辉，且对用上帝的名义愚弄民众的狭隘宗教势力进行了惩罚——把教会中罪恶的神职人员如教皇放在了地狱的地层。
一般说来，各种宗教的共同特征是禁欲主义（中国的道教非禁欲的自然主义或者是少数的例外之一），即使不是宗教但有宗教作用的儒家思想也主张克制欲望。或者可以说，人类在其文明发展史中，总要经历一段宗教禁欲时期，用以内省人类自身人之为人的根据，然后才有可能对外在世界作进一步的深入沉思。作为地球上的高级动物，人类保留着一般动物的属性，满足自身欲望是自然赋予其本性，但人类的可贵之处是，认识到一般动物意义的满足欲望对整个的人类发展是有害的，所以宗教禁欲并不像后来其被日益异化的情形那样显得无益乃至有害。我们今天以审美的眼光来看荷马史诗描述的英雄行为可以发现，这些英雄行为尤其闪烁着诗性的光辉，例如为争夺美丽的女子海伦而发动长达十年的战争可以说是阿凯亚人创作的一首伟大的浪漫主义史诗。然而，人类的这个时期是人和神都处在无法无天的时期，作为审美者的我们也许总是发自内心地赞美荷马描述的英雄主义，因为那是人的神性与神的人性同时张扬的时代，但那样的时代无论如何已经不适合于“我们”——现代人生存，原因很简单，我们已经“成熟”了，比起张扬个性的英雄时代我们更崇尚法律、遵守道德、克制愤怒。因此，人类的成熟是不断地矫正自己的任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宗教是不可避免的。崇尚法律，遵守道德，克制愤怒，忍让，不放纵欲望不是我们人类“天生”的品格，而是人类经过一代复一代的先觉者思考后教导的结果，或者说是人类自己不断学习传统并丰富传统的结果。这个不断学习和丰富的传统就包括宗教和一般道德内容。虽然禁欲、道德比起英雄行为和浪漫的诗情显得枯燥乏味，但人类的理性精神正是从显得枯燥乏味的宗教和一般道德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的罗马英雄埃涅阿斯比起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的希腊英雄阿伽门农、阿基琉斯、奥德修斯更加具有克制愤怒、遵守命运、忍辱负重的品格。由此我们看出，人类文明的历程到罗马时代已经期待着某种新东西的产生。如果把现代科学理性精神作为人类精神发展的高峰，那么这种新东西从对人类自我生物性欲望的克制发展到对精神自由的压抑似乎是使人厌倦的反动力量，然而我们又不能否定，正是这种新东西衔接了宙斯与上帝，使基督教的来临成为某种必然，而且上帝观念一旦与希腊精神相融合，就使欧洲人迸发出了对世界理解的巨大潜能。我们不能异想天开地假设历史的章节本可以删改，而必须认识到历史是一部写满了人类成功与失败、文明与野蛮、理想与教训等的教科书，并且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必须十分小心，不能孩子气地进行简单的善恶划分。
四、人格神上帝的三个时期
《圣经》记录的上帝观念演变的历史其实是一个民族成长的精神史。《圣经》之所以被广泛传播，除了一些历史的偶然因素外，主要的恐怕还是其本身具有人类精神成长的普遍性，因为《圣经》中上帝观念演变史可以在诸多民族的精神成长史中找到相似的对应者。为说明上帝演化的历程，可将上帝观念的演化概括为四个时期：上帝的“女娲时期”；上帝的“宙斯时期”；上帝的“耶稣时期”；上帝的“理性时期”。其中“理性时期”又包括三阶段：托马斯·阿奎那的第一推动时期；拉普拉斯—牛顿的完全因果决定论时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非完全决定论时期。
我们的认识总是在比较中完善起来的，例如能从女娲、宙斯之于耶和华上帝的“相似”中更能区分其差别。但这差别却不能简单否定最高神明在各民族发展中的普遍性，即耶和华上帝“征服”各民族“异教神”的过程也可看作是“异教神”与耶和华上帝融为一体的过程。
关于天地、人类的由来，是人类“觉醒”之后最初发出的疑问，正像儿童的某个时期喜欢向父母问自己如何由来的一样。由于人类不能回答天地与人类的由来的问题，于是几乎在每一个民族的神话中都有神明开天辟地、造人的“创世神话”，这种把不能理解的东西归予神是一种既方便又圆满的方法，符合人性发展初期的一般逻辑规律。《旧约·创世记》里的上帝也是如此，例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这里，我们不能埋怨《圣经》早期作者的想象力的缺乏，因为一句话式的创造本领包含在神明的神秘中，这种神明万能的观念一直延续着，到了耶稣也认为——人不能的神都能。后来，牛顿正是从《圣经》中获得启示，认为光是上帝最初的创造，因而最具有神性，并用三棱镜分解出日光中三种单纯的光波（更完善的波谱——不同频率的光波呈现逐渐变化的连续的谱系以及把可见光和不可见光统一起来是晚近时期的事）。不过《创世记》作者最用心构思的还是人的创造：“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和女。”这里神的性别是模糊的，按字面的理解，仿佛兼具男性与女性的特征，与中国创世神话的女娲的女性特征只略显差异；女娲造人的材料是土，而耶和华上帝造人则没有指出明确的材料。可以看出，《创世记》里的耶和华上帝是人格神，和其他任何民族的早期的精神创造力一样，希伯来人的思维也习惯于具体形象。把神描绘成形象的，如人形，这是人类早期创世神话的一般特征。到了托马斯·阿奎那时代，上帝作为第一推动者、一切原因的最终原因那已经是十三世纪的事了。在《创世记》里，男人与女人在第六天似乎已经被创造好了，而在伊甸园中，女人是上帝用最初一人的肋骨造的。《创世记》的编纂者受所处历史和自身所属民族的限制大概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如果天地人及万物是耶和华所造，那么其中的“人”当然也包括埃及人，但在亚当子孙的繁衍谱系中似乎没有埃及人的位置，埃及人的由来没有说明。在《出埃及记》中可看出，埃及人不仅不是上帝的子民，而且处在与以色列民族的保护神耶和华上帝敌对的位置。这显然是狭隘的，注定要被耶稣以后的基督教传教者所扬弃，否则基督教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创世记》中耶和华上帝是一位人格神，与中国创世神话中的女娲形象相一致。二者的一致性还这可能与对同一次世界性“大洪水”的共同记忆有关。女娲补天的原因是因为“天”出现了“漏洞”，因而使洪水肆虐，其补天的漏洞是为了拯救人类；而耶和华上帝用“挪亚方舟”使人和动物得救。虽然方法不同，但目的和效果是一致的。而且中国的两河流域——长江与黄河地区广阔膏腴的平原和温和的气候使中华民族的性格宽博、冷静、平和，所以能从神话世界中较早地脱离出来，较早地进入真实地记录历史的时代。况且“中国人”的历史概念正是从对野蛮征服者的文化征服中逐渐形成的，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在历史的炉火中经历锻炼日趋成熟而形成了在亚洲不可逾越的文化霸权，可以藐视任何貌似强大的征服者，即使“异族”真的实现了对中国两河地区的军事“征服”，但也不得不在文化上“被征服”而被纳入中国人的文化体系，最终以湮灭或弱化“异族”民族性的方式皈依中华文明。所以中国人总能从容不迫地记录自己经历的真实历史，不需要编写恶狠狠的可怕寓言为自我压抑的心灵获得解脱，因此不像以色列民族那样因为民族的弱小和寄人篱下受迫害而对神明赐予“正义”有泪流满面、如饥似渴、诅咒发誓的虔诚渴望。
弱小民族需要一个强大的神明，世界历史便选择了希伯来人创造一个后来具有世界意义的大神的使命。《圣经》把神话、历史、最高神的观念、寓言等杂糅于一体，显示出了以色列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历史上以色列人民曾三次大规模流散，失国达一千八百年（上世纪有六百万人遭德国法西斯屠戮，1948年才得以复国）。正是以色列民族的不幸历史幸运地成为完善上帝观念的最初原因，使在古希腊文化曾繁盛一时的欧洲通过嫁接基督教文化而成长出理性上帝变为可能。用另一种话语表达是——上帝用苦难启示希伯来民族对他的理解。
《旧约》中《出埃及记》以后的部分可称为上帝的宙斯时期。这位耶和华上帝的性格和古希腊人的神明宙斯是很接近的，例如喜怒无常、暴戾——这是人类精神赋予神性以人性的特征。神明是情感支配的神明，而不完全是理性的神明。耶和华是以色列民族精神的统治者，但他统治的方式却不完全是精神性的，而是物化的，甚至是很具体乃至有点繁琐——例如为了香炉的事还要亲自出面告诉摩西。所以《旧约》中的耶和华上帝是具体的统治者，尽管他的形象没有宙斯那样具体，但他的行为——用人可以听到的声音发号施令——表明他依然是一个物化的神，耶和华关心的那些事都是一个世俗王者所关心的。我们在希腊更成熟的时期的精神产品——希腊悲剧中可以领略到神谕不可抗拒的命运——俄狄浦斯王（Oidipous）在尽力挣脱神谕的行动中正好完成对神谕的验证。神谕昭示：俄狄浦斯王将杀父娶母；为逃避神谕，俄狄浦斯王出生后被弃山谷，却被牧羊人救得，最终没有逃脱杀父娶母的神谕。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外在于人类神明所具有的超越具体事物而达到的等同“命运”，在《旧约》耶和华上帝那里显然远没有达到。就历史的过程看，希伯来与希腊显然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然人类之为人类正在于不同民族的精神成长过程都显示出一定的相似性。在古希腊人心目中，宙斯被想象成血肉之躯的统治者，他与人类中的最高统治者的差别除了威力更大之外即是“不死”，而人都是要死亡的，除此之外他似乎与一般英雄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喜欢美色（扮天鹅将丽达奸污）、容易发怒（放射毁灭性极大的雷霆）。耶和华不如宙斯性格外露，但喜欢肥美的烤牛肉似乎有悖他当初创造万物的初衷。这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因为人类对自身的理解必然反映在对神的理解上，例如以色列人自己喜欢吃烤牛肉就以为耶和华上帝也必然有此嗜好。那种以今天的价值观埋怨耶和华噬血、好杀的人是没有历史地理解人类精神发展的历程，没有把上帝观念与人类精神成长作统一观。正是人类自身对正义的理解只停留在为宣泄愤怒情感拔剑而起的阶段，才把耶和华上帝描述成顺应自己意志的神。以色列民族的先知每当面对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发生就说耶和华必对此报复时，耶和华的性格也就存在于此先知的心胸中，而一个先知的心胸——必然是那个时期人类精神的体现（《旧约》记录的以色列人的任何一个“先知”的心胸都没有达到老子的《道德经》所达到的高度和境界）。历史还要等若干年才能把耶稣的“拔剑者亡于剑”这样伟大的观念注入人类的心灵。
反对对耶和华和宙斯进行比附的事实是，如果宙斯（古罗马的朱庇特）是古希腊人（到古罗马）的“耶和华”的话，却为何没有形成信仰宙斯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最终征服了罗马人成为“国教”，罗马人自己的神倒成了异端，这的确值得历史学家们分析。需要指出的是，以色列人关于耶和华上帝的观念到公元一世纪耶稣诞生后，的确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从目前的四福音书分析可知，耶稣被认为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使者，许多人信了他。在耶稣死而复活到最终“升天”，他的言行迅速地传播开来，到达并蔓延整个欧洲大陆。如果要追索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就只能从以色列民族自己的处境去分析，借用黑格尔的语言，即从他们民族的“民族精神”去思考。对于强大的罗马人的统治，以色列人没有能力反抗，名义上统治他们的希律王家族的种种秽行更让他们反感。他们祖祖辈辈信仰的耶和华神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拯救他庇护的人民呢，这是以色列民族的烦恼。解决这种烦恼的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是以色列民族产生一个英雄，带领以色列人去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以后在约旦河地区约书亚击败诸王所做的那样。但是，在摩西、约书亚乃至大卫以后，以色列似乎再也产生不出伟大的民族英雄了。听耶稣讲道时，以色列人或许也寄希望耶稣成为民族解放的领袖，但耶稣认识到自己没有组织和统帅人间军队的才能，也没有出奇制胜的权谋，或者他自己本来就蔑视这种才能和权谋，其思想——忍让、克制、博爱与这种世俗雄心格格不入。他在传道生涯中尽力避免和罗马人发生冲突，有的只是关于上帝进行最终审判的信心和对摩西十诫等观念的理解——强调敬神和爱人如己是最大的诫命。他要解救的不仅是以色列人，而是包括罗马人在内的所有人。在一个崇拜暴力、充满罪恶的时代，耶稣的博爱思想是极为可贵的，这和早他五百年的东方的另一位伟大觉者释迦牟尼的“众生平等”思想不谋而合。假如以色列民族不是那样弱小（人数总是很少），而是从中产生了像刘邦、项羽那样野心勃勃的领袖或者诸葛亮那样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扭转乾坤的话，耶稣或许就不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耶稣了，他死而复活的“奇迹”可能被门徒们当作装神弄鬼的东西而遭冷遇，其本人也可能湮没在千千万万没有名姓的人物中——当然这完全是假设。正因为以色列不是中华民族、罗马民族那样强大的民族，所以它也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罗马民族那样的民族英雄。以色列民族的“民族精神”是要从精神上而不是从世俗政权上征服罗马乃至世界。这正是真正意义的宗教精神，即普遍性意义的宗教是从解决人生的烦恼出发，而不是从某些人群（如国家、民族、阶层）实际利益出发。耶稣从解决自己民族的烦恼出发拓展了人类精神的空间，使每一个想象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心灵油然而生崇高和悲悯的情感，上帝的光辉在耶稣殉难的十字架上闪光，基督宗教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而在世界广泛传播。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东方。释迦牟尼（乔答摩·悉达多）诞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问某人为什么痛哭不止，此人说，太子将成为世界的王而不是我们这样小国的王。此人所谓的“世界的王”其实是预示释迦牟尼所领悟的真理将传遍世界的意思。而传遍世界的宗教不可能是拘泥于某个民族解放的理论，而必须是具有普世性的真理。目前来看，具有普世性的“真理”只有两种——宗教与科学。
反过来说，正因为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的强大，使其在产生民族英雄的同时耽搁了产生宗教领袖的机会，这个机会给了以色列民族的耶稣和其他民族的少数几个人。在耶稣之后，人类精神的创造力更加强大，知识更加丰富，其中就包括耶稣、释迦牟尼等觉者的贡献。然而此时，即便强大的帝国再产生耶稣那样自信是最高神儿子的人，将会遭到世人的嘲笑。没有最高神之子的真实声音，朱庇特沦为异教神，玉皇大帝仅仅是传奇小说的“笑话”（中国北方一些地区把说书也叫说笑话）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中国、希腊、罗马的最高神没有成长为统摄世界理性上帝的一个原因。
当然，对于基督教发展为普世性宗教，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的某些偶然性作用。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的门徒都是些渔夫之类的粗人，他们的“学历”都无从谈起，但两千年来，无数博学的人研究关于耶稣言行的著作却汗牛充栋。无论你相信不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的“奇迹”，但有一个奇迹是无法否定的，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耶稣的生与死那样被一代复一代的亿万人所关注，而且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能够比耶稣基督在人类心灵中“活”得更长久。所有的英雄都可能被历史遗忘，但惟独耶稣恐怕要“活”到世界末日。
《新约》中耶稣的某些“神迹”可能是后人附会上去的，例如使瘫痪多年的病人站起来行走，使盲人复明，使包着裹尸布的死人从坟墓里复活等。假如人的瘫痪和眼疾并不太严重，或者一个人假死却被误认为真死而遭埋葬等情况，“因信得救”是可能的。“信心”可以转化为人的身体内部真实的力量，但“因信得救”只能在一定限度内有效，“信心”不可能是万能的。而且，把耶稣当成包治百病和显神通的巫师是令耶稣极为反感的，他实在不愿意人们这样误解他。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求耶稣显神迹时，耶稣不无愤怒地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耶稣对求看神迹的人是由衷厌恶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过路的人嘲笑他：你既然是神的儿子，神为什么不救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呢？但话音刚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使目睹耶稣死亡的人震惊，并相信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根据《新约·马太福音》记载，“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随着这声呼唤，在耶稣气绝的同时，“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百夫长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随着耶稣的死而发生的地震征服了在场的人，他们一定认为耶稣的死和地震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现在看来，如果真的有这场地震的话，这也只是自然界运动（地震）与人世间的事变（耶稣的死）的“巧合”，就像1976年中国伟大人物的去世并不是引发唐山大地震的原因而仅仅是巧合一样。地震只是地壳运动造成的，和任何人的生死都没有任何联系，自然界和人世间不存在如此直接的“天人感应”，但在耶稣所处的时代，“巧合”就是“神迹”。当然，现代以色列人也不再把诸如“哭墙”流“泪”的巧合事件作为“神迹”来看了，但在两千年前，上帝还没有隐退到科学的背后时，他似乎是直接参与人世间的活动。耶稣的死“引发”地震的“神迹”向人“证明”了，耶稣的确是“上帝之子”。这是基督宗教发展中的一个偶然性因素，与其他因素一起便成了基督教思想迅速传播世界的原动力。
《旧约》时代的“万军之耶和华”是战神、民族保护神、个人保护神，与宙斯神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但耶稣诞生后，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使这个过程成为现实：人格神的耶和华作为精神上帝诞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通过耶稣的《新约》使自身演化为理性上帝成为可能。之后，人类又花了两千年的时间才逐渐剔除上帝身上的诸多物性，而使其成为纯粹的精神性。这种精神性体现在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中，如哲学和自然科学。当初，耶和华上帝作为精神领袖时以色列人赋予了他诸多世俗王者的物性，而欧洲人从物理世界推导上帝存在的时候才真正赋予上帝纯粹的精神性。
五、理性上帝
欧洲特有的理性精神孕育出的杰出大脑在基督宗教传至欧洲后对《圣经》进行了理性思考，一方面是大众接受的基督教思想的日益广泛传播，一方面是经院哲学家对于上帝观念理解的日益深化。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不可能有时间——这样的语句是明显不同于希伯来人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在耶稣的话语记录和圣保罗的书信中找到。作为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即世界的一切存在物本原于水；而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程度燃烧又在一定程度熄灭。在纷繁复杂的世界现象中寻找统一性的原因和秩序，这是古希腊人自然哲学中最可贵的精神，甚至不在于他们把原因和秩序所归结的究竟是什么（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以及伊壁鸠鲁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等等），他们的思维方式启发后来的哲学家——世界发展和流变是有其统一性的原因和秩序的。这个古老的信念一直延续到爱因斯坦，他的成功（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和失败（统一场论）都与这个信念有关。当然，“统一性”并不等同于完全决定论，这是量子力学对爱因斯坦的超越。时间和空间问题是作为一切自然科学基础的数学和物理学的最为基础性的问题，而古典物理学（牛顿力学）和现代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无不以对此问题的思考为基点。奥古斯丁的“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不可能有时间”，即使到了现代宇宙学不仅并不过时，而且是宇宙大爆炸理论最“本质”的描述。所以霍金教授认为，追问“宇宙大爆炸”之前如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时上帝的手表还没有上发条。一旦上帝和时间与空间联系起来，也就和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了，而“世界本原”与“上帝”的统一将由另一位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来完成。他通过对上帝的创造物——现象世界的逻辑推导，进一步阐释了上帝的可理解性。他认为客观世界是我们接近上帝的惟一道路，咒语、占星术、梦幻、灵魂附体、异像都不是认识上帝的道路，“神迹”就是我们面前的自然世界，此外没有神迹可看。可以说，托马斯的“五种证明”反映了欧洲人的科学理性认知精神（古希腊人开启的）的回归，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下面结合现代科学的发现简单扼要地对应说明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五种证明的含义。
第一种证明，上帝是第一推动者。在上个世纪，因为哈伯的观测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证据使得宇宙大爆炸理论成为成熟的理论。但宇宙为何在奇点发生爆炸，或者说什么机缘或原因点燃了宇宙大爆炸的导火索呢？这个问题超越了目前的数学和物理学，因为我们数学、物理学的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宇宙“成熟”（大爆炸后一百五十亿年后的现在）时期的时间－空间基础上的，在宇宙奇点和爆炸的临界点到爆炸以后很短的区间，时空弯曲到在质点内完全闭和的程度，我们的数学和物理学所有定律在此区间内是完全失效的。霍金教授在《果壳中的宇宙》中认为，在我们目前的宇宙，上帝玩骰子的频率和数量都非常大，所以宇宙呈现出规律性；而在越接近大爆炸的区域，上帝掷骰子的频率越小，不确定性也就越明显，以致在爆炸开始的时刻是完全不确定的。完全不确定性意味着偶然性。偶然性，比如问某人路过湖边时为什么向水里投掷了一枚石子，他投掷石子的确切动机是什么，他可以回答：没有动机，仅仅是兴之所至。我们也可以回答：宇宙大爆炸的契机是上帝的兴之所至。目前的宇宙的任何事件都可以追溯原因，无穷尽地追溯下去，直至宇宙大爆炸的起点，而这个起点爆炸开来的起因可能是无因的，没有任何原因，或者说上帝的兴之所至就是原因。
第二种证明，上帝是最初动力。我们宇宙中任何一个星系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而可以和外界交换能量，但整个宇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封闭系统，在此系统中能量是守恒的，这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要求；而整个宇宙系统又呈现熵值持续增大的趋势，这个趋势没有逆转的可能，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要求。但在宇宙中远离平衡态的一个开放系统中的子系统如地球上的生命系统是一个有序度增大而熵值减小的过程，这并不违反两个热力学定律，因为生命个体的有序是以牺牲外界的无序为代价的，地球生物圈的近乎完美的循环而且循环中呈进化的趋势是因为太阳持续地提供了能量的缘故。当然我们整个太阳系还是呈现熵值增大的趋势。在地球形成以后，出现了从简单的化合物到复杂高分子化合物到自组织系统到具有遗传基因的简单生命到具有智能的高级生命的过程，这是自然界物质形态逐渐有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是什么呢？太阳给太阳系中其他行星也提供能量为什么没有生命的进化呢？存在即合理是一种解释，但这种解释导致循环的解释，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就都是合理的——存在与合理彼此循环地解释和被解释，也许在哲学的认知论上还不失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以科学的严格性要求，循环论证是违反逻辑律的。而进化论本身也不能解释何以地球生命系统存在进化，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之一是存在——存在即合理——那样的循环定义，什么物种能生存下来呢？凡是适应环境的能生存下来；什么是适应环境的？凡是生存下来的都是适应环境的。逻辑律的起码要求是，在一个定义概念的语句中不能包含被定义的概念，但循环定义必然导致同意反复，而同意反复是没有意义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伟大意义首先是他对自然物种的科学细致的观察，其次是通过观察描述了进化的事实，而不完全在于他对于进化的解释——自然选择的解释。例如，你可以解释雌孔雀的长尾巴尽管不适合飞行但能吸引配偶所以经受住了自然选择，但你以此则不能解释鸽子的尾巴为什么没有雌雄的如孔雀那样大的差别；你也不能严格解释最能适应各种环境的动物（如老鼠）为什么没有淘汰其他较脆弱的动物；既然爬行类低于哺乳类动物为什么没有被选择掉等等——自然选择论对此类问题的解释多半是想当然的、众说纷纭的、不严格的，自然选择论显得过于宽泛和粗糙。况且由达尔文进化论衍生的达尔文主义在人类种族间的运用必然导致强权崇拜和武力崇拜，而强权崇拜和武力崇拜是把精神性的人类倒退到生物性的人类。人类悲悯、怜爱的品格使其产生扶危济弱的行动显然是比生物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更高级的形态。生物（包括人）的进化仿佛是一个目的性的过程，就人类本身的行为来看，他的个体和群体的很多行为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的，如果认为自然物质形态不包含任何目的性，那么人类的目的性则似乎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承认宇宙本身历史性中包含的合目的性那就必然导致这样的信念——先于宇宙存在的意志的存在，这个意志显然是托马斯·阿奎那所理解的动力的上帝。
第三种证明，上帝是使一切获得必然性者。我们目前的宇宙为什么是如此的形态而不是另外的形态，如时间的单向性、空间的广延性，以及宇宙学定律（必然性和几率性的）为什么是可理解的？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归结在霍金教授著作中的“人择原理”）：正是目前这种宇宙才会使“我们”能够追问宇宙为什么是目前这种形态的宇宙，如果宇宙太年轻，处于如自由电子还没有来得及和质子与中子结合成原子的阶段，或者即使形成了元素周期表中的所有元素的原子，但还没有形成有机高分子阶段，当然就不会有智慧生命的“人”向宇宙发问了；如果宇宙太年老，宇宙处在塌崩或“热寂”状态，所有有序的开放系统（生命当然包括在内）都已经像高塔一样倒塌了，连废墟的痕迹都没有，更何谈有向宇宙追问原因的存在者了。只有宇宙大爆炸后的一百五十亿年的现在，宇宙即不太年轻也不太年老才会有我们人类对宇宙为何如此形态的追问。如果上帝同时创造另一个宇宙，如非相对论、非量子论的宇宙向我们显现，我们或许能在比较中接近我们的问题，遗憾的是上帝只给我们创造了惟一的宇宙（尽管宇宙在理论上可能存在其他形态的宇宙，参见霍金的《时间简史》）。因此，宇宙形态如此而非彼的问题除了上帝知道，我们对此无知。
第四、第五种证明，上帝是最本真存在者、世界秩序的统领者。什么是最终的存在者？按照宇宙大爆炸理论，纷繁复杂、广袤无垠的宇宙原来曾经被浓缩在不占任何体积的奇点中，或者反过来说，这个没有体积的奇点是未来宇宙一切存在者和存在者秩序的种子：上帝的力量的确超越了人类一切可能的想象力！黑洞的存在已经被间接地观测到了，黑洞内部丢失了形成黑洞星体的所有历史信息。由于太阳的质量不是特别大，五十亿年后它将不会形成黑洞而是形成一颗白矮星，地球在巨大引力作用下将被吸入这白矮星的脏腑中并被压缩为密度很大但体积很小而与白矮星“熔”为一体（其实四十亿年后地球在太阳变成白矮星之前的红巨星时其一切生命已经彻底结束了）。我们地球的所有历史也将终结在这颗白矮星中，那时，我们的文化、科学、艺术都彻底消失了，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那些明眸皓齿，那些涌泪的眼窝，那些撩人的尖叫……而今安在？一切复归为一场春梦”，瓦雷里诗吟咏的海滨墓园还不是最后的终结，最后的终结是墓园和关于墓园的诗也都终结在白矮星的电子气和原子核堆中了。当然，如果地球突然发生使恐龙灭绝那样大的环境灾难（小行星撞击地球），或者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导致世界大规模核战争爆发，那么人类文明的终结将不需要四十亿年那样久。无论如何，如果你不想变成彻底虚无主义者的话，就只有相信托马斯的证明：上帝是最本真的存在者和统领世界秩序的存在者，这是我们投向四十亿年以后宇宙的惟一的一缕信念和希望，也是对那个所有心灵彻底寂灭必然来临时刻的惟一可能的自我安慰。
当托马斯·阿奎那赋予上帝是第一推动者、最初动力、使一切获得必然性者、最本真存在者、世界秩序的统领者的属性时，上帝也就因这些属性扬弃了旧时代的人们赋予上帝的诸多观念。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把《旧约》那个用声音吩咐摩西捡香炉和动不动就大发脾气的耶和华上帝涅槃了。托马斯·阿奎那通过证明上帝的存在深化了奥古斯丁所理解的上帝，是继奥古斯丁之后人格神上帝向理性上帝转换的又一个重要环节（尽管当时和以后直至现代的一般大众并没有完全实现这种转换）。这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关键性步骤，上帝观念的历史遗存——图腾性、偶像性以及人性化的感情、欲望在杰出的大脑那里通过对物理世界的逻辑思维而被荡涤殆尽。因此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性上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希腊精神复临欧洲大陆的曙光，尽管文艺复兴的灿烂黎明的到来还需要耐心等待。
上帝的可理解性开启了牛顿的智慧，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用数学方程奏响了上帝构思世界的完美旋律；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把“上帝造人”运动描述成千百万年的渐进过程。人类知识的增长使人类曾变得雄心勃勃，甚至试图觊觎上帝的权威。拉普拉斯甚至认为：给我全部初始参数，我就能预言一万年后世界的情形，拉普拉斯的这种信念与其说是“科学的”，毋宁说是宿命论的，一万年后某高楼前是否站立一个孩子，他头顶是飞过一只乌鸦还是鸽子，以及他彼时头脑里闪过一个什么念头，无论如何是根本不可能预言的。拉普拉斯刻板地把世界看作是早已经拍摄好的电影胶片，认为世界的未来不过是有待放映罢了。波普尔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历史主义决定论在社会运动中试图“发现”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的想法都是绝对的虚妄。我们预言一万年后的行星运动并不困难，但如果预言以人类为主角的社会发展方向则根本不可能。事实说明我们远没有理解上帝的构思，我们甚至不知道上帝是在开天辟地以前就构思好了世界的发展路径还是直到目前他仍然继续构思他的杰作——世界或者永远是他的未完成作品。莫说几千年、几百年的“规律”，就是预言几十年的人类社会发展情况也是很勉强的。因为明显的悖论是，如果我知道若干年后人类将懂得什么，那么我可早就公布那些知识以获得优先权。当然上帝对人类的不自量力并不反感，因为他造人的初衷或许就是用各种现象启示人对他的理解。但必须明确，人类不是上帝的机械玩具，上帝赋予人类精神以高度自由是社会发展不完全受自然律支配的原因。
六、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统一于共同的上帝
人类历史到了耶稣诞生后第二个千年末和第三个千年初，甚至梵蒂冈罗马教皇在为布鲁诺平反后也与时俱进，请霍金教授作宇宙学讲演。尽管科学应该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传播，然科学家似乎并不能取代神职人员的作用。理性上帝被托马斯“证明”存在的意义是，人类理性是接近上帝的道路，舍弃这条道路一味地盲目信仰不是上帝所期待的，否则上帝会安于处在不创造任何理性认知能力的生物的状态。托马斯·阿奎那理性上帝的五种证明是理性的证明，而他的证明依然不是“科学”（取科学概念的狭义，即实证科学而不是广义的科学）的证明，尽管我们可以运用科学知识不断完善托马斯·阿奎那的证明。即是说数学、物理学是无法直接推理证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悬设的——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这也是形而上学永远与人类生存相始终的原因。康德认为，信仰，作为正义、善的根基——上帝，是实践理性所必需，其必需的根据并不能诉诸思辨理性而能完全获得。歌德的《浮士德》在描述上帝与魔鬼的赌博中上帝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得到了浮士德皈依的灵魂，说明人生的有限性使任何一个看似刚强、凶悍的无神论者都有悲哀甚至绝望的时刻，此时（哪怕是在他生命将结束之时）如果听到——孩子，上帝和你在一起，他或许会在刹那间对世界有所领悟、有所感动。这种情感却是古老的。尽管我们有比古人多得多的科学知识，但某些情感千百年来藏于心灵的幽深处没有变化，人的一生大概总会有某个开启的时刻，当你聆听关于某位已逝长者的悼词，尽管是千篇一律中说“愿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安宁”，在某个阴雨霏霏的傍晚，即使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也可能相信“灵魂”和“另一个世界”存在，假如死者是他尊敬的老师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康德哲学可以看作是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性神学的回应，我们可以对他的批判哲学作这样的总结：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尽管同属于纯粹理性，然则二者之间通达的桥梁有无限长，每个人一生的脚步都无法跨越，但我们的意志可以相信二者统摄于共同的上帝。
放眼我们居住的世界，当沉思的心灵看到生命的繁衍，例如发现冷漠的大地竟然有老鹰对雏鹰的哺育、小猴在母猴怀抱里的偎依、幼儿园里孩子们的追逐——难道这不是宇宙中的奇迹吗？没有什么比“精神”从孤零零的大地上诞生更神奇的事件了，宇宙中的“爱”当然不是忽然间凭空从石头的缝隙间迸出来的，而是原自“自然的伟力”和“上帝的力量”——二者之间只是语义学的差别。当然“爱”似乎永远在他的对立面中彰显自身——老鹰对猎物的残忍猎杀，猴国为争夺统治权的搏斗，人类之间轰轰烈烈的战争。上帝不是至善，即使人类可以赋予上帝至善的观念，但必须明确达于至善永远是一个进行中的未完成过程，在此过程中，善不能否定其对立面的存在，而必须依靠其对立者中显现自身并增强人类对他的理解（“反者，道之动”）。要求上帝永远是圣诞老人的妇女们总是要失望的，一本伟大而深刻的诗篇不可能页页描写节日的欢乐。当然，但丁说上帝浩繁的书卷是用爱装订成册的，并且上帝创造的人作为他的惟一读者，人通过在大地上生存阅读上帝，也可以通过哲人的书籍增加自己的理解力，如但丁的《神曲》描写了一个灵魂从地狱游历到炼狱又到天堂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对人类上帝观念演变的比喻。
除非我们不用自然生物的基因而直接在化学实验室里从碳、氢、氧等元素中“制造出”哪怕是最低等的生命；或者，为太阳补充核燃料，推迟太阳系的毁灭时间，否则我们就没有挑战上帝的丝毫权利。上帝赋予了人意志自由，人是自己自由意志的主人，但自由是有限度的，例如你不可能有满足自己吃唐僧肉欲望的自由，即使未来科学能延长人类寿命到几百岁也不能消除死亡，因为你不能杜绝孩子诞生，我们的地球如果非要容纳她几乎无法容纳那样多的人，只能加速毁灭的来临。所以人的精神性对自身生物性的超越不可能是无限的，而试图去僭越上帝更是永远做不到的。
人类在追索上帝的道路上还有无限的路程要走，在自然物质世界和人类心灵世界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分界线。尽管原则上化学现象可以还原成物理学现象，但因为我们不能把生物学完全还原成化学，生物学也就不能还原成物理学。这困难似乎不仅来自于人类智慧，还来自于对象本身，物理学和生物学似乎存在不可逾越的“本质”性差别；而要把生物学和人类社会学统一起来好像根本不可能；把哲学变成物理学那样严密的科学的想法康德已经有了，后来曾令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着迷，但在他晚年还是宣布这个梦想破灭了。在人类逻辑思维达不到的地方幸而有信仰来拯救，对于人类知识世界无法填平的自然物质世界与人类心灵世界之间的鸿沟，我们相信只有世界的创造者上帝能够弥合，或者在他心中两者本来就是圆融的。当然，人类思想虽然永远无法企及上帝，却能够不断地接近上帝。
人类精神向外探索的自然科学和向内省悟的宗教与道德是同一部思想史的两个侧面，二者的矛盾可以转化成相互激励的过程。人类的文明史只有几千年，而当文明史到几百万年时，人类向外探求将更加广阔和自由，尽管我们无法预言所达到的程度，但这种探求绝不会因此动摇人性的根基，即人类对理性上帝苦苦探索所得到的“天启”——人对上帝的敬畏和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温情。
此文原刊自《书屋》二〇〇三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