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想以自己那篇《论文评价的四条基本标准》为纲来剖析作者这篇《对邓小平一些言论的点评》涉及的小平同志观点的，那样就有了规范的理论基础和判断的周延性。但是，考虑到政治的敏感性，应该还是不要这么做了。于是，仍然跟随本文作者的列项来进行逐一的分析。邓小平确实算不上理论家，因为大凡理论家就总是有着等身的著作巨制的。但是，不是所有有价值的思想观点都是理论家所提出来的，也不是英明杰出的政治人物都是兼有理论家的禀赋的。进一步归纳，所谓邓小平理论正好是中国这样一位相对杰出的政治家在特定情况下提出的种种有价值的思想观点。然而，由于民族性落后观念文化的氛围或者环境条件的局限，邓小平理论才因此具备了整体上的某种片面性问题。
1、关于“白猫黑猫论”。白猫黑猫论的实质是以能力为择才的准则。这在文革初甫结束，万马齐喑，经济建设局面亟待打开的时候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作者将这个提法的问题归咎为“太随意”，并且将其与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的随意性相提并论，认为都是错误的片面的。这个结论并不很让人认同。一是没有肯定此论的在当时的巨大意义。二是指其片面性也是以当时情况来说的，未必那时就有那样完整完美的思考和可以求全责备的干部的。猫论的片面性应该还是从发展的全局的观点去看才存在的。这与邓小平自己所生存的民族性思维的片面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可是，作者对这样的片面性似乎并没有什么真确的揭示描述（事实上作者自己后来的文字观点里也沁透了这种民族性的片面性）。
2、关于“不要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至今都是我们思想理论界纠缠不清的问题。邓小平说先不要在这方面争论不休，而是做了干了再说的思想应该是很有发展意义的观点。另外，邓小平在思考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于1992年南巡讲话中更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创新说法。这就不是作者在这段文字里仅仅将“所有制”列为本质规定的狭隘僵化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了（邓的观点已超越了公有、计划等狭隘的经济范畴）。恰好是邓小平逝世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的一些学者和媒体的文章观点还是停留在我们是社会主义，人家（美国等）是资本主义的盲目自大的境界。所以更由此感觉到邓小平观点的可贵。如果要讲邓小平在这方面还有什么不足的话。主要还是没有系统阐述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理论问题，为迄今仍然毫无意义的争论（包括他自己也前后矛盾）留下了后患。
3、关于“摸石头过河论”。赞成作者第一段的评论。确实，随着改革时间推移到30多年以后的今天，愈加觉得邓小平说法的局限性，正是属于“对改革的前途缺乏远见，心中无数，步骤、目标不明确”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既定的民族性落后思维思想基础上，似乎是有其必然性存在的。邓作为总设计师当然担负着主要的责任。但与其将怨气发泄在一个人身上，不如从更积极主动的态度上去认识我们民族的传统的主流的思想缺陷以补其短才好。这种民族性的缺陷到处都有。其本质无疑还是理性理论发育不够罢了。比如作者第二段话语里透漏的照搬照抄思想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片面性。什么“放着桥不走”，作者的所谓桥无非就是人家发达国家的民主方式，但拿来中国就运行得好吗？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中国的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创新的系统理论和实现方式的。
4、关于“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就证明改革开放失败”。这句话肯定是有道理的。作者争论的地方似乎是在中国当前究竟有没有两极分化，自己也并不明白拿什么作两极分化的判断标准。我不明确作者为什么没有提及基尼系数这个简便易行国际通行的判断概念。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只要保持在0.3以下就没有两极分化。超过0.4就可以视为已经存在两极分化情况。超过0.5则是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情况。我国早几年就已经超过0.5，显然两极分化是严重的。美国的基尼系数则长期维持在0.3左右，表明他们并不存在突出的两极分化问题。造成我国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是民主政治改革的停滞不前，权力没有科学制约。国家管理职能的实现肯定不是公平高效的。另外一个根本原因则是传统主流的等级意识和世俗观念文化的作用。这当然表明了30多年只知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的缺陷与失败呀。
5、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可能是知识分子中间诟病最大的观点。我个人却认为，这个观点既有十分重要的正确性内核，又存在着非常荒谬的语词概念的外在形式。从正确性方面看，即是讲我国确实尚属于一个思想观念十分落后的大国，如果急于实行西方发达国家那种高度发育的民主政治自由化的东西，国家极有可能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甚至停滞倒退的境地的。这里的“四项基本原则”实质就是应该坚持一党制的政治大局稳定。这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还是讲的那种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竞争等高级形式的民主政治了。从哲学的整体性来观察，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恰好是一种政治家睿智的体现。但从思想性的深度与系统性来看，却反映了邓小平在对待姓社姓资问题上的矛盾性思考。当然，用词的不规范不准确不系统并不只是邓小平一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民族性的深层弱点。它的本质还是指向了中华文明的短腿所在了。
6.关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之类的“韬光养晦”策略。“韬光养晦”策略表面上是讲在我们的力量尚处薄弱的时候，不要强出头去与人家争夺利益。这个思想的本质还是停留在中国传统的三国演义式的争权夺利境界，其总的思路还是讲究的人与人、国与国的对立或者敌对关系，没有上升到现代性的双赢共赢的观念文化境界。这极有可能是中国一直徘徊在现代化潮流之外的一个根本性的思想症结。实质上反映了一种世俗功利类型的观念文化与崇高信仰类型观念文化的差距和矛盾。在这样的观念文化熏陶下面，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处处树敌，过去是讲华夷之分，今天则说社资优劣，殊不知，我们这种顽固不化自高自大的睥睨眼光反而却招来了人家视你为异类！南海东海领域争执为什么美国不支持中国，甚至还要帮助对方，按照我们习惯的世俗功利思想眼光满以为只是担心中国与美国争霸，其实更根本的还是精神信仰的追求不同问题。假设如果我们有了灵同现代性的高尚信仰，我们还需要刻意搞什么韬光养晦么。当然这样看重高尚信仰，并不是否定目前阶段具体处理这种历史遗留的领域争执问题中必须的策略权术了。
7.关于“一国两制论”。一国两制作为权宜之策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既然反对搞什么姓社姓资，既然承认民主法治等现代化政治的普世性，为什么又还要讲什么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呢。当然，我们也不是要走什么资本主义的道路。未必人家发达国家就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呀。按照邓小平创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恰好人家才更像社会主义社会呢。还是要从哲学的整体视角上来看大陆港台的问题。实质上大家都是主要被中华世俗文化熏陶的地方和人群，虽然与世界各个民族相比还有一些发展的优势方面，但在现代化的总体上看都需要面临着怎么更好地转向高尚信仰观念文化的问题。就政治方面来看，台湾和香港的民主政治走在了大陆的前面，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切都那么好了，大陆也不是不可以迎头赶上的。当大陆的民主政治创新发展出现了实质性的进步以后，一国两制论就可休矣已。
8.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这个思想其实还是上面第二点“不要争论”的延续，要害还是讲要集中精力搞建设抓发展，不要停留在争论不清的诸如什么姓社姓资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这个思想当然忽视了思想观念精神信仰乃至民主法治等非经济非建设非GDP发展的问题。这是一种明显的片面性。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对此在后来也是有所反思的，曾经讲到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问题。然而，更需要指出的是，每每强调两手都要硬的时候，邓小平向往的用词却又回到了所谓社会主义这样姓社姓资的思维窠臼，说明几十年愚昧落后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他的影响是何等的深着。另外邓小平虽然是以求实著称，但似乎在中国传统的崇圣性思维影响下，仍然跳不出书本教条的约束。比如90年代广东自行搞的市级党政合一实验，虽然取得很好效果，但反映到他那里后，便以一句“还是要搞党政分开”而扼杀了这个首创。唉，都是民族性落后思想惹的祸了。
仅从经济层面理解市场经济是一种片面性。而仅从所有制一隅理解市场经济就不光是片面性，更是错谬性的问题了。从经济层面讲市场经济，往往是经济学的专业性需要，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非经济的更重要的方面。这在那些拥有一定精神信仰和契约法治传统的国家倒还过得去，但用于我们这样既无精神信仰，又无法治传统的落后大国，则常常带来短浅成灾的决策——这早已被改革30多年的历程所证明。从所有制一隅讲市场经济，我们思想上的始作俑者应该还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酿成普遍性认识误区的则是我们民族性不尚从实际出发思考的秉性——大家在一以贯之的崇圣性思维指使之下，便以讹传讹不加思索地将它视为了不变的确定真理。其实，只要你稍稍直面各国实际，所有制的问题根本不是决定先进与否的所在。比如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就在二战后，为了适应国家调控经济的需要，而进行了大面积的经济公有化国有化过程，并且以此取得成效。60年代以后，因发现过多的国有化带来了更多惰性，随即于70年代以后又推开了经济私有化过程。应该可以预料，一个国家国有私有是可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特别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变状态进行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福祉。
作者系岳阳市委史志办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