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始终非常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科学回答了文化为了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如何正确对待文化等涉及文化发展规律的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系统、完整的文化观。研究邓小平的文化观，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充分发挥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牢牢坚持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文化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财富，就是以他为主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继续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完整、准确理解它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邓小平的文化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学习把握邓小平文化观的丰富内涵及其现实价值，对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指导意义。
一、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上层建筑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文化属于后者，它比政治上层建筑具有更大的相对独立性，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都具有能动作用。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能立即引起文化的变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对旧文化的改造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深刻阐释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实现根本性变革之后，文化革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文化是时代变迁与社会变革的先导。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场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率先吹响了反对中世纪制度的战斗号角，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为欧洲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宣传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理念，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从文化领域的思想启蒙开始，民众逐渐走向觉醒并诉诸行动，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对此，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
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曾促使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篇章，它从文化领域出发，沉重地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和后来的五四运动一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障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充分彰显了文化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能动作用。
文化是团结和教育人民、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想打败敌人，仅仅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强调，五四运动以来这支文化大军的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
邓小平高度重视文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要求“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深刻认识到文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促进作用，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所有劳动者也都需要文化”的重要论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他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对文化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深刻阐释。
二、邓小平文化观的丰富内涵
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中，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回答了文化为了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如何正确对待文化等涉及文化发展规律的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系统、完整的文化观。
（一）正确阐释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尊重文化发展规律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科学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详尽阐释了当时中国存在的三种政治势力及其在文化上的反映，得出了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结论，他指出：“今天的中国，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即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这三种势力的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他认为，文化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紧密联系的，是为政治、经济和军事服务的。因此，邓小平鲜明提出：“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服从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项政治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我们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
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是邓小平文化观的重要内容。文化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上层建筑，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文艺工作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对文艺工作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突出体现了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重要性。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
邓小平强调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他引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话说，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他明确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因此，邓小平重申了必须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提出了在思想理论和文艺工作中“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方针，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同时，邓小平还强调必须反对另一种认为文艺可以脱离政治的错误倾向，指出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并不意味着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必须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他辩证地指出：“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
（二）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文化要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服务。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文化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出了文化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方向。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邓小平非常重视人民大众掌握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文化的大众性原则，即“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他号召部队的文化工作者都应该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宣传者和践行者并指出：“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了解人民大众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要帮助地方文化教育工作的推行；要启发指战员对文化宣传工作的热忱，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宣传教育部门应协同统战部门，进行文化统一战线工作。”邓小平要求“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并应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要经常鼓励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热忱，大大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文化运动普及到连队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
文化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之中，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真正发挥文化工作“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求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重要作用。针对129师文化工作中存在的“既少作高深的研究，又未深入群众底层”的突出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文化工作在高深的研究上是很不够的，但在深入底层，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这方面，又何尝够了呢？这具体表现在对人民群众的文化宣传工作的薄弱，以及连队救亡室工作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死气沉沉。这是每个文化工作者都应注意的。我们要求把普及与深造结合起来。”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文化，必须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邓小平提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所有劳动者也都需要文化。”为此，就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中指出：“为了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全体团员，就需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我们要结合建设祖国的实践，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我们要努力学习各种劳动的本领，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他在鼓励青年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号召青年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科学和文化！”，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此外，邓小平也非常重视在工人和农民中选拔和培养知识分子，他指出：“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革新和加强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且有计划地吸收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
（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四有”新人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邓小平文化观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党需要抓紧做的一件大事。
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诸领域，精神文明建设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保证。1986年，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1992年，他再次指出：“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搞好精神文明的建设。”在谈到广东要力争用二十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时，邓小平又指出：“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目标。
提出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相互支撑的。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另一方面，精神文明能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邓小平深刻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邓小平认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他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来看待，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邓小平还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高度，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邓小平提出不仅要在军队和干部中讲理想和纪律，还要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进行理想信念和纪律教育，他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在军队里要讲信念，在人民中间，在青年中间，也要讲信念。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许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并不懂。要使他们懂得自由和纪律的关系。”
（四）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坚持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宣传、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他还指出，要“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邓小平深刻把握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特点，强调文化发展要把民族传统和世界文明结合起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继承和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首先，要科学分析中华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双重影响，既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取其精华，又要摒弃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去其糟粕，从而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要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一方面，“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绝不能因为“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这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邓小平对祖国饱含深情，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给予了高度肯定，他深刻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
其次，对于外来文化，邓小平也是辩证对待的。一方面，邓小平强调要积极主动地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对于西方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的严肃的有价值的作品，他要求应当着重介绍、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他严厉批评了那种对于西方文化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的错误做法，强调“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三、邓小平文化观的现实价值
第一，对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充分发挥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邓小平系统阐释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提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深刻揭示了文化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时代以来，文化对经济和政治发展具有的巨大能动作用正得到深刻凸显，对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深刻认识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第二，对于我们坚持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化具有阶级性，超阶级的文化是不存在的重要论断，他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我国的文化事业要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要自觉坚持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三，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关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邓小平坚持辩证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要求吸收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摒弃其封建性的糟粕，指出要批判性地分析、鉴别、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文化成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也使中华文明再次焕发出崭新文化活力，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挖掘运用中华文化丰富宝藏，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充分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生命力”，以“两个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让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绽放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
作者及单位：刘志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朱思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