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经济学不是政治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9 次 更新时间:2012-08-15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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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刚  

经济学不是政治学,尽管经济与政治紧密相连,但是经济学与政治学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逻辑都是不同的,那么,经济学的逻辑是什么?政治学的逻辑又是什么?以及两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经济学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利润和效率,在平等与效率中选择效率,这是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遵循市场逻辑,市场逻辑以利润为导向,而利润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为了满足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干什么,同时利润也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哪里研发,哪里生产,哪里销售,从而使收益大于成本。政治学要关注的问题比经济学更广,一方面要关注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另一方面要关注平等,社会的整体福利和利益平衡,政治学遵循国家与社会以及阶级逻辑,以国家和社会以及特定阶级利益为导向,追求国家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与平衡,规定经济运行的轨迹。那么,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首先,政治决定经济,政治逻辑主导经济逻辑,只要国家存在,国家与社会利益永远是国家主要关心的问题。其次,国家政策决定市场和经济力量在其中运作的政治关系框架。最后,经济问题最终将会由政治手段得以解决,甚至不惜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对此正如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也就是说,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国家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增加税收,推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个目标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的完全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即只有在有效率产权制度的基础上才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这就要求决策者放弃对生产要素供给数量的限制,放弃对租金的追求,使市场尽可能接近成为完全竞争市场,而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满足完全竞争的条件以及一些其他条件的市场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另一方面,政府官员通过向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产权保护,歧视性地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以实现寻租的最大化,而这第二个目标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决策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决策者为使租金最大化,其措施是以国家权力干预市场,尽量限制生产要素的供给数量,从而使其市场价格长期高于成本,由此降低社会总产出,最终减少国家的税收,如此人为限制某些生产要素的供给数量,交换就不会真正达到均衡的状态。对于任何一个决策者来说,税收最大化和租金最大化不可兼得。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即使是民主国家,由于存在投票悖论、理性无知、政治市场的不充分竞争和交易的对象难以考核等因素,导致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其结果是,政府的作用往往是经济停滞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又表现为经济对政治的反制约,政治逻辑不得不考虑经济逻辑,甚至不得不为了经济利益牺牲社会利益,为了效率牺牲平等,政治的目的是要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平等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所以政治逻辑和经济场逻辑的关系是互动的,相互制约的,正是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政治与经济不和谐的一面,同时又决定双方的相互不可分割的另一面。

经济学不是政治学,两者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对立,近200年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一关系,致使制度一直处于周期性的左右摇摆中。市场资本主义是西方国家制度的核心,主张市场最大化,政府干预的最小化,那么市场资本主义完美吗?无疑它在创造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西方之所以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资本主义在另一方面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社会不平等,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二是供需不平衡,表现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国家资本主义是对市场资本主义的一种小心翼翼的修正,主张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必要性。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趋势进一步在欧洲发展,由此形成了以高税收,高工资,高福利为特征的福利主义混合体制,当时在西方人们发现他们都成为了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否因此得以解决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凯恩斯方案只是一种止痛剂,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不平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毛病,高福利,低效率。于是上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呼吁回归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扭曲和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调节的功能。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当时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内阁等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再私有化改革。

那么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是否使资本主义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呢?不错改革开创了解除管制,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催生了全球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一刻,自由资本主义成为了人类历史终结的目标。但是时隔20年后西方资本主义又一次陷入危机,仿佛历史回到了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代,重新私有化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和降低生产成本,加速将本国制造和加工转移和外包到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由此导致欧美国家产业空洞化,失业率居高不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和精英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腰包如何涨起来,他们公司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取更多政府的让步,而中产阶级因为工作的流失趋于贫困化,形成了所谓1%与99%对抗的社会结构,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级对资本贪婪的怨恨与无望的反抗。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将此次危机归罪于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显然如果不能对财富和权力加以制约,资本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不平等,那么是否下一步只有从市场资本主义再回到国家资本主义,过度向右必然导致向左回转吗?

国家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核心,主张实行完全由政府支配的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国家社会主义完美吗?首先,国家社会主义基础是社会公有制,资本主义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和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方式,将社会基础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从而奠定了社会平等的基础。其次,国家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这样就可以保证经济平衡发展,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但是理论上的完美并不等于实际过程中没有问题,根据马克思设计,社会主义应该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是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如此,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天性不足。另外,社会主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没有资本家,地主,大家都是劳动者,但这并不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相反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吃大锅饭。最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供大于求的经济危机,但导致了另一种经济危机的出现,即有效供应极度不足。

市场社会主义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的危机,使社会主义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供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正因为如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指标上,到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经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那么这是否意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和最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中国引进市场机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首先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大部分人还在期待,收入差距拉大。其次,供应不足问题解决了,但是内需不足问题产生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向左还是向右?这一问题又回到了人们的思考中。

从近现代200年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社会制度经历了从市场资本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并依然处于两者之间的周期性摇摆不定中,与此相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经历了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并依然处于两者之间的周期性摇摆不定中。丘吉尔曾经讲到,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是不平等地分享上帝的恩施,社会主义的固有美德是共享苦难,无疑,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生产和效益,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分配的平等,那么理想社会模式是否能够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势加以混合呢?即在生产领域采用资本主义,在分配领域采用社会主义,为了平等牺牲一些效率,为了效率牺牲一些平等,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和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状态。事实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争论了一个世纪以后,也不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而是两者如何混合互补的问题。在西方纯粹的资本主义已经被代之以市场主导,政府干预为辅的混合制度,在中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至于制度在市场与政府主导之间的周期性变化频率越来越快,幅度越来越小,两者趋于越来越融合和互补。在制度的周期性变化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体制与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都是不可行的,问题关键是两者如何形成有效的混合搭配,而不是相互抵触?这个问题目前依然困扰当今世界,那么如何才能找到和把握这个适度?建立一个既发展繁荣,又平等公平的可持续性社会治理模式呢?这个问题事实上也就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问题,这无疑是人类关于制度设计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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