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学界首屈一指的著名人物，刘小枫先生未有文章见诸公共媒体已久矣。但是，在看完刘先生发表在《深圳特区报》上的最新文章 《壬辰年祭卢梭》之后，我对刘先生先前的尊敬已几乎所剩无几。我所说的尊敬，是指对刘先生作为一个能力超卓的学者、勤恳的介绍者与风格独到的翻译者的尊敬。但是，在看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的个人感情是从好奇、惊异直到气愤的。令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并不是我对自己学识储备的自信或自负。除了愤怒的情感之外，我希望能把我的真实想法记录下来，把评判的结果交给看文章的人以及时间，如果结果显示出我的观点亦不无补益之处，这于我个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安慰。

刘小枫先生在文章的开头，成功地把卢梭的话语置换到中国的语境中来。笔者认为这个置换并无不妥，实际上，刘文中对中国现今社会的批判指责——虽以套用西贤语录的形式出现，却仍可见出作者强烈的不满——是有相当道理的，同时作者略显文学化的表述，也令他的批评更加有力。接着，作者引出了文章最主要的关键词之一：“奢侈”。

来看原文。作者引出“奢侈”一词时是这样说的：“我们以为，自由知识分子与专制君主不共戴天，卢梭却看到，两者其实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追求发财致富的自由‘奢侈风气’。”但是，作者接下来运用“奢侈”这个词的方法却令我感到惊讶：“奢侈很少不伴随科学和文艺而行，而科学与文艺的发展则绝离不了奢侈。”

通读全文的读者都可知，此文中所用的“奢侈”都是贬义的。除非刘文已全然否定了“科学与文艺”发展的意义（这正是卢梭所持的观点），否则，用这样的字眼笔者认为是不恰当的。然而，此处一个久为人知的悖论是，卢梭的著作（包括刘先生的这篇文章），难道不也是“科学与文艺”之一种吗？撇开这个具体化的悖论不谈，历史上不也出现过在非奢侈的情况下有着很好发展的“科学与文艺”吗？而且，真的非要“奢侈”才能发展“科学与文艺”吗？“奢侈”意味着过量，难道不过量的、恰到好处的财富就不能发展“科学与文艺”吗？笔者认为，在此处，实已流露出此文独断的倾向。这一点稍后还要加以论述。

然后，刘文亮出了一个观点：“难道我们的哲学能否认，对于‘种种统治的长治久安’来说，好的道德风尚才是根本，而奢侈全然与好的道德风尚背道而驰？”在这儿，刘文把“德性”与“奢侈”对立了起来。接着刘先生以讽刺的语气写道：“这话在今天当然算政治不正确，因为，‘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已经是全球化国策。”但“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真的是“全球化国策”吗？尽管中国社会的确呈现出一股“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的拜金主义风气，但是至少官方和民间的许多有识之士是并不提倡这种“国策”的。而且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也是在对这种残酷的“国策”进行自救吗？

刘文接着说：“按照我们的新常识，能让一种政制‘长治久安’的是人人致富，而非好的道德风尚——美国政制好就好在这里……因此，我们当然没必要再问这样的问题：‘一旦人们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德性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虽然我们如今并非任谁都有资格或财力追求奢侈，但我们的确已经不会认为一个国家崇尚‘奢侈’有什么不对。既然如此，我们为卢梭贺寿实在荒谬。”

这一段说的其实全是反话，意在表达作者“尊德性”而贬“奢侈”的立场。但是仔细推敲，尽管这一段话一如既往地以嘲讽的口气发出，却不能保证它能逃脱公正性的检验。“按照我们的新常识，能让一种政制‘长治久安’的是人人致富”，这并没有错，但“而非好的道德风尚”则未必，否则，中国官方为何要提出“和谐”二字呢（不管它受到了来自民间社会的多少嘲讽）？而且在“我们”——人民大众的“常识”中，“好的道德风尚”就真的对“让一种政制‘长治久安’”毫无影响吗？这样明显偏颇的话语，与其说是独断，还不如说是作者的一种叙述策略。实际上，针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唯利是图”的风气，刘文提出重建“道德风尚”与其相对抗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刘文的一个致命缺点在于，在“奢侈”（很明显这是一个贬义词）与“德性”的对立的遮掩之下，“财富”以及追求“财富”的权利与正当性与“德性”也被完全对立起来了：“卢梭激愤地说：‘古代政治家不厌其烦地讲风尚和德性，我们的政治家只讲生意和赚钱’…… 在今天的治国者眼里，‘一个人对于国家的价值，不过等于他在那里的消费’——可是，如今的治国者如果不关心国民的‘消费’，等待他的不是‘天鹅绒革命’就是‘占领华尔街’，国家政制何以可能‘长治久安’？卢梭在《论科学和文艺》中对治国者说‘用金钱可以获得一切，唯有道德风尚和公民除外’，显然过时了……”在以上的文字中，刘文已经巧妙地完成了从“奢侈”到“财富”（“生意”/“赚钱”/“消费”/“金钱”）的转换。但是，笔者不得不说，“奢侈”与“财富”两个词的性质实际上并不一样。刘文讽刺了为“天鹅绒革命”和“占领华尔街”而感到困扰的政府，连带着也间接讽刺了（在笔者看来）这些运动和发起这些运动的人们。发起运动，表达自己的诉求，争取自己的权益当然并不是多么高尚的事情，但也并非下流龌龊的事情，而只是人们感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的正常与自然反应。正如鲁迅所言：“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这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心理与现象。除非刘先生觉得发起运动的人们过于执着于“私利”，在“德性”上远远不够，他们所要争取的权益不是他们应得的，认为这样的要求是过分的和“奢侈”的，否则笔者真不认为这些运动和发起运动的人们有任何值得嘲讽的地方。

因此综上，尽管刘文最后又引卢梭之话“我反对的并非是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反对追求奢侈，甚至放任追求奢侈成为国风，不然的话，国民的道德性情一旦被奢侈风败坏，连法律也没有能力约束人的不道德行为”，却仍无法有力纠正此文把贬义的“奢侈”置换为一般性的“财富”的倾向性，而“财富”与“德性”并不绝对矛盾。可以见出刘小枫先生对中国日益拜金化、庸俗化甚至道德沦丧的强烈不满，然而，救正这一点，并不就必然意味着要独尊“德性”，而极力否定压抑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欲望与正当权利。孔子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刘小枫先生对这句古语应该不会陌生。在“爱财”前提下的“道”，恐怕才是在有志于改良社会这一方面的人们最值得思考的地方。

文章最后批评了浮夸媚俗的时代风气（实际上这样的批评在中国每天都可以见到很多），并暗示伏尔泰“天性堕落”，又以“如今，后现代的各色伏尔泰在传媒闪光灯下频频登台亮相，卢梭恐怕也不会再像当年那样直戳这类人的天性，如果他不想吃‘程序正义’的官司的话”这样的话语讽刺贬抑了伏尔泰和“程序正义”。对于卢梭及伏尔泰二位，笔者自问并没有特别倾向于哪一方，因此在这儿笔者完全看不到刘小枫先生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所应有的学养。伏尔泰与卢梭如今都被安葬在巴黎的先贤祠，历史和人民对两个对立的人有如此的胸襟，可见刘小枫先生的态度是非历史的（这个可能并非是他考虑的重点），对于伏尔泰，也缺少对于一位确有其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所应有的尊重。

刘小枫先生最近几年以所谓“微言大义”引起广泛争议，这篇文章也常常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讽刺、对比和反问的大量运用，对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功莫大焉，然而追究其学理，却很多都是未作解释交代或干脆是独断地一笔带过，未能以理服人，尽管笔者相信刘先生若要阐释其学理的话也必会有一番精彩的论述的。而刘先生对“天鹅绒革命”“自由民主派知识人”“美国”“程序正义”等等的讽刺，联系到中国当下的语境显然都是别有深意的，这在笔者看来更多是意气用事的门户之见，离严肃真诚的学理讨论恐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刘先生的“尊德性”固然用心良苦，但却偏偏缺少“慎思明辨”的“道问学”精神，立论虽高，学理依据却付诸阙如，细究其逻辑亦经不起推敲，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要反对的，不仅是刘小枫先生此文中的某些观点，而且还有他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刘先生还是这么一位学养深厚、经常引领国内学界思潮的学者。一位合格而负责任的学者，在“尊德性”之余也需“道问学”，“极高明”之余也需“道中庸”，不然不管是多么精妙高深的观点，若失去了严谨细致的考究与公正持平的立场，恐怕也会令人难以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