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六一: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观

——读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6 次 更新时间:2012-03-30 14: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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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六一  

  

  近来(现在也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究竟有无意义、有何意义?如果地球会在若干年后毁灭,人类文明也随之毁灭,那么人类之前所创造的“历史”有何意义?我觉得,“历史”不是一连串重大事件的串连,甚至也不是这串连中所显示出来的所谓“规律”,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样式,它的基础是“记忆”和对记忆的有意识记录。这后一项是人类独有的,动物就不会编一部历史。但是,为什么人类要有意识地记忆“记忆”呢?这样的不断提醒、代代相传究竟有何意义?所有的这些煞费苦心的追本溯源、正本清源是为了什么?据说是要“以史为鉴”,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即历史可以当我们现在的人的老师,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仍对当下有意义。这也许是中国传统中比较主流的历史观。

  而在西方,历史又是怎样的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无论我们能从以往历史中学得多少,都不能使我们预知未来”(阿伦特)?这些论断,无疑都显示出“历史”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那么,这个困境是怎样来的呢?《世界历史和救赎历史》的副标题是“历史哲学的神学背景”,洛维特在这本出色(也许是伟大)的思想史著作中,用并不枯涩的语言(与其它很多哲学类书籍相比),以溯源的方式,从布克哈特,到马克思,到黑格尔,到蒲鲁东、孔德、孔多塞和涂尔戈,再到伏尔泰,到维柯,到波舒埃,到约阿希姆,到奥古斯丁,到奥罗修,最后到《圣经》,从“两希传统”之一的希伯来传统入手,一步步勾勒出“救赎历史观”的起源、发展、变形、衰落的一个过程。

  “认真地追究历史,超出了一切认知能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他把我们投入了一种只有希望和信仰才能填补的真空”(第7页),洛维特在本书的绪论中如是说。于是,建立在怀有希望的信仰之上的“救赎历史”诞生了。“救赎历史”的起源是末世论,对基督徒来说,上帝、基督再临和末日审判,都是他们坚持同时在恐惧和希望中期待“未来”到来的力量来源,因为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基督教的历史是一种“现在完成时”(而不是“将来时”)的历史(第219页),时间已经实现,但还没有完成。”(第224页)“历史”的真相已在“主的降临”这一“超历史的”事件上被完全揭示出来了。“由于“历史”的基础是“时间”,但上帝是超时间的,以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历史可以说是没有(独立)意义的。

  洛维特在书中总结出分属于“两希传统”的两种历史观:“十字架”的和“圆周”的(第197页)。十八世纪后,取而代之的是进步的历史观,但其建立得力于基督教历史观(“十字架的”)对古希腊循环的历史观(“圆周的”)的否定。尽管十八世纪之后的“理性的时代”与基督教所统治的中世纪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同,但洛维特敏锐地指出它们同属于一种“救赎的”历史。他如此描述这种耐人寻味的关系:“现代历史意识虽然摆脱了对一个具有绝对意义的中心事件的基督教信仰,但它坚持着基督教信仰的前提和结论,即坚持过去是准备、将来是实现,这样,救赎历史就可以被还原为一种无位格的现代神学,在这种发展中,每一个目前的阶段都是历史实现的准备。由于转化为一种世俗的进步理论,救赎历史的图式也就可以表现为自然的和可证明的。”(第222页)现代种种的历史观,虽然与基督教的历史观如此迥异,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后者的变形,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替换了上帝,马克思用无产阶级替换了上帝选民。当然,二者也有不同,洛维特称“现代的进步宗教信仰人的逐渐完善,因为它不信仰一种绝对完善的一次性启示”(第133页),“基督教的未来信仰与世俗的未来信仰的基本区别在于,‘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不是一种向一个无法达到的理想的不确定的进步,而是一种面临上帝确定的选择与决断。基督徒对上帝国的敬畏是与对主的敬畏相联系的,与此相反,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世俗希望,却是毫无畏惧和战栗地憧憬未来的。”(第100页)虽然二者都“生活在未来的末世里,成为由此返回到一个新的开端”(第100页),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但对于“现在”的看法,相比较来说,基督徒是悲观而消极的,而进步论者则是乐观而积极的。“新的开端”对前者来说,由于他们认为未来决定着他们的现在,所以要不断地忏悔;而对后者来说,由于他们认为“人类的完善能力”(第109页)可以决定未来,所以要不断地创造。

  但是,不管是基督教的末世论历史观,还是现代的进步宗教,它们都瓦解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使人们失去了对“人类的完善能力”的信仰,而在此之前,他们也早已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正如洛维特所说:“……有谁敢对同时代的历史事件的目的和意义做出终极的判断呢?……历史事件表面上的偶然性有无穷无尽的实例。”(第236页)在结语部分,洛维特一开始就直接写道:“历史问题在历史自身是无法解决的。历史事件自身不包含丝毫关于一种全面的、终极的意义的指示。历史没有终极的事件。”在后记中,洛维特甚至引用古希腊潘多拉的神话,指出“希望”是一种“好的灾祸”,“期待一个更好的未来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很难有一个未来在成为现时不使我们的希望落空”。(第243页)而救赎历史却总是期待未来(尽管不同形态的救赎历史对未来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是绝望的。布克哈特的“历史观”是本书分析的第一个案例,从历史时间上来说是本书分析的最后一个案例,在本书的结语部分,洛维特再一次提到了他。布克哈特的独特性恰恰在于,他是本书中唯一一位不持历史终极意义论的历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历史悲观主义者。布克哈特“抛弃了神学的、哲学的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解释,并由此把历史的意义还原为纯粹的连续性,因为这种连续性乃是更圆满地确立意义的可怜剩余。然而,对于他来说……对历史的信仰是‘最后一种宗教’。要历史相对主义自己医好自己,这是现代历史主义落空了的希望。”(第230-231页)这样一种“没有终极事件”、不在“历史内部”展开而是从一个更高更广的角度上看待历史、非历史本位的、非未来性的“历史观”,对我们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来说都是陌生的。

  由于本书采用的是倒叙的方式,一开始我还以为“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是书中两种对立的“历史”或“历史观”,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洛维特说:“现代对历史、对作为‘历史’的‘世界’的过高评价,是我们背离古代的自然神学和基督教的找自然神学的结果。它既缺乏智慧,也缺乏信仰。”(第231页)“历史”只是我们试图解释世界时的一种错觉,它并不是世界本身。一些基督徒把尘俗的“世界历史”和神圣的“救赎历史”对立起来,对“世界历史”毫不关心,只关心他们个人内心的“救赎历史”。一些基督徒试图把“世界历史”纳入他们的“救赎历史”中,但最终失败。十八世纪以来的许多哲学家试图描绘一幅人类的进步蓝图,但在今天,人类究竟是进步完善还是退化堕落的质疑亦使他们的“无位格进步宗教”瓦解。由《圣经》所开出的救赎历史,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这个他们解释失败的历史,其实是在历史的连续性中所展现出来的世界(由于这个反驳了所有“救赎历史”的世界必须要依靠历史的连续性才能展现出来,所以布克哈特才会说“对历史的信仰是最后一种宗教”,“对历史的信仰”即对此种连续性的信仰)。与其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救赎历史”的起源、发展、变形、终结的过程,毋宁说是这一种“救赎历史观”在解释“世界历史”时的失败过程。“救赎历史”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存在,真正存在的是“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观”,“救赎历史”是人们试图用“救赎历史观”去解释“世界历史”时的一种思维产物,而且这种思维已被证明了是错误的,或者说在现代语境中已经是不可能的。

  在本书后记的开头,洛维特说:“历史地证明历史哲学起源自救赎史末世论的尝试,并没有解决我们的历史思维的难题。毋宁说,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更为极端的难题。因为这里产生的问题是:‘终极事物’是否确实是头等大事,未来是否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决定性视野?而由于只是借助预先体验,未来才存在于希望和恐惧的视野内,这样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出自期待的人生是否与对世界和人在世界中的处境的情形观察一致?”(第243页)本书的结论以问题的形式出现,在这之前,洛维特出色地完成了描述问题出现的可能、并指出它确实存在的任务。

  本书的最后还有两篇附录,分别讨论了约阿希姆学说的变形和尼采的永恒复归问题。按照本书中的论述,约阿希姆是基督教救赎历史观世俗化的关键人物,这一篇附录可以作为本书的补充来看。关于尼采的论述比较值得注意。作为布克哈特的同时代人和学生,尼采选择了与布克哈特不同的方向——他恢复了古希腊的永恒复归说。“救赎历史”的问题对希腊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希腊人比较有节制。他们并没有无理地要求深究世界历史的终极意义”(第8页)。尼采在反基督教的立场上高扬古希腊精神,对“救赎历史”的最大敌人——无法把握的偶然性,尼采不但不害怕,还异常热烈地欢迎。但洛维特秉着平正严谨的态度提出一个多少有点讽刺的观点:“尼采的异教”“由于是反基督教的,所以本质上还是基督教的”(第265页)。尼采对于“偶然性”的顺从乃至兴高采烈的接纳与基督徒对上帝的考验的顺从乃至兴高采烈的接纳是何其相似,依我看,尼采就像是一个异教的约伯。洛维特还目光独到地指出了尼采与真正的希腊思想的相异之处:“查拉图斯特拉是‘上帝的克服者’和从上帝之死产生的‘虚无的克服者’,是‘未来进行拯救的人’。尼采的全部哲学是‘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没有一个希腊人考虑过未来……”(第266页)洛维特如此恰如其分地评价尼采:“尼采彻底经历和思考了《圣经》的‘你应该’和现代的‘我要’的转变,但却未能完成从‘我要’到宇宙小孩的‘我在’的决定性步骤。”(第267页)尼采虽然背叛了建立在“必然”基础上的“救赎历史”,但他的“未来进行拯救”的“超人”却还是没有逃出这一范式。正如洛维特所说,“查拉图斯特拉和教皇二人相互理解,他们都不是世俗的,而是被祝圣了的。”(第268页,黑体为我所加。)此个人的“祝圣”,思想史的版本即是以“救赎历史观”来解释“世界历史”。“救赎历史”并非本身为圣,而是因“被祝”而为圣的。

  可以说,读完了整本书,我还是不知道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历史究竟有无意义、有何意义——的答案。但我并不后悔读完此书,因为起码知道有人在和我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而且思考得如此深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至于“历史”的未来,可能如洛维特在书中无意暗示的那样,要实现某两种对立事物(如必然和偶然、智慧与信仰、天意与进步等)的和解,从而进入“我在”的阶段。但如何去实现,也许只有上帝或“历史”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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