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靖威:所有制问题上的政经体制的关联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2 次 更新时间:2012-07-02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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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靖威  

一、问题与思考

“国进民退”,抑或是“国退民进”问题,一直成为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征地强拆、土地财政导致居民上访事件频出,引发一连串社会问题;农民工户籍问题更是难以上手解决,更有内需扩大问题,更是让各路学者使劲浑身解数。由此,人们不难看到,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三十余年,但是至今尚未理出头绪,经济体制至今也没有定型,经济系统、经济领域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多,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境况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当前经济困难问题当如何顺畅解决,从何处着手,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们费一番心力。

纵观我国改革的路径与顺序,人们不难发现,我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改革,是先着手于经济体制改革,然后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动作很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却是非常缓慢滞后,造成了政治体制严重不适应经济体制的运行,甚至政治体制已经严重束缚经济的发展,也因此导致了我国的经济体制至今难以定型,决策者们也莫衷一是,左右摇摆,至今过不了河。

仔细深入地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如贫富悬殊、官员腐败、强拆截访、地方债务、国企垄断、内需偏小等,其根源仍在于所有制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有制问题,表面看是理论问题,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经济、政治、社会的实践问题。当前社会之所以出现许许多多热点、难点问题,就在于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结合得不好,甚至理论和实践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换句话说就是,理论是理论,实践归实践,理论用一套,实践却用另外一套,理论上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上是资本主义的。所以,我国经济出现了大面积的混乱,间接带来社会思想的混乱,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如此说来,似乎让人感觉有些空洞,笔者不妨举几个现实例子。

例一,居民的房屋拆迁问题。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加快推进城市化、城镇化,房地产业确定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形势下,引发的社会问题也非常严重,强拆不断上演。《宪法》、《物权法》都做出了相应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由此对比人们应该容易看到,强拆是严重违反《宪法》和《物权法》的违法行为,但是,为什么得不到制止?而且,有当地政府、公安、城管、武警的支持呢?法律的约束力在哪里呢?

例二,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国有企业高管及普通员工的超常分配问题。国有企业是由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化而来,全民所有制经过一个概念的转换,成了国有制。如果在理论上严谨地追索,国有制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可能成为官有制,也可能成为私有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和运行不到位的话,后两种情况都会发生,在现实中实际上已经大面积出现。所以才有,国有企业成了某些人的提款机,成了极少数人的“下蛋的母鸡”,无需自己放养的“奶牛”。由全民所有制转化到国有制,再到股份制、私有制,是理论上的倒退,是社会经济体制的倒退,同时,也是社会的倒退。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所有制问题上的政经体制的关联性

理论界单纯探讨“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如果浮在表面上,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需要搞清楚“国”与“民”的内涵与实质。讲得不客气,有些“国”比不上“民”,甚至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更差。比如,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民企,在税收上,在扩大就业上,承担的社会责任上,比某些国企做得更为出色,而某些国企的行为表现,更“私”。来源于书本上的或者是经典的理论研究,应该是全民优于国有,全民优于股份,股份优于私有。但是,经济社会的现实表现却出现了完全颠倒,这也正是社会甚至是理论界本身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动摇和怀疑的根源,一些理论界人士甚至不敢正视这个严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所有制问题,是经济体制、制度的基础性问题。所有制发生了改变,必然带来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改变,进而带来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改变,只是这个过程有时间长短之分别。政治体制、制度与经济体制、制度不相适应,不相吻合,社会结构性矛盾就会显现出来。虽然一些人面对现实不愿意承认,但是,我们只要细心考察一下我国近二十年来政治生活领域的一些变化,对此应不难理解,比如,先富起来的人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成为执政党内的重要分子,以及对我国经济决策的影响和左右,普通民众对于中央和地方决策影响力的弱化及其自身的边缘化,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能力下降,这些都是非常明显地例证。

所有制的型式,需要政治体制、制度加以匹配和维护,并要通过法律固定下来,而法律本身也要通过相应的政治体制、制度以及相应机制的运行得以保障。如果全体人民对于执政党、对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约束不足,制衡不够,甚至无法制衡和约束,那么,所有制的型式就难以得到固定,其结果会造成所有制型式出现偏转和异化、扭曲,出现现实结果和理论设想完全相反的结果。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污腐败盛行,对全民所有制的蚕食,对公共资源侵吞,正是当前政治体制、政治制度不能确保所有制定型的结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根本原因也在于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法律,包括宪法成了纸上的条文,在现实生活中缺少了严肃性和权威性。当法律、宪法失去了应有的权威和约束力时,社会将向何处发展,这一点,很多人应该能够非常清楚,如果有谁会怀疑或者抱有幻想,那就看看近几年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简单、粗暴的维稳办法,根本无济于事。   

三、深刻认识所有制问题上的政经体制的关联性,正确处理当前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对所有制改革,应做到慎之又慎,仔细缜密,反复论证。处理不好,整个大厦都会晃动,甚至倾倒,崩塌也是有可能的,前苏联就是很好的镜鉴。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子迈得太大,有些甚至已经改过了头,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缓慢滞后,有些甚至在强化体制的落后部分,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此,将使社会矛盾变得突出,甚至是激化。

明了所有制问题上的政经体制的关联性,然后,诸如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就会变得清晰,如国企市场化,而不是私有化和股份化,国企利润的上缴与用途,国企高管及员工收入水平的确定,国企高管的选拔任用,国企运管的监督约束,诸如此类的问题解决条理将更为清楚。

笔者在本文中对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思路,拿土地财政问题为例。

宪法规定,城市及近郊土地为全民所有,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出让土地的收入扣除原住民的应得后,为全民所有,而不是地方所有,留给地方财政部分应是按照当地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乘以土地财政收入的全国人口的均值。其余部分应归国家财政统一支配,主要用于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平衡开支和投入,对全国的大中小城市都如此操作。这种办法,一方面可以解决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资金不足问题,解决平衡东西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和平衡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卖地冲动,强拆和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将显著下降。这种办法将系统地有效地解决由土地财政引发的各种问题,提高中央对于地方的管控能力,有效避免地方行为的失控。至于城市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问题,可选取另外合适途径加以解决,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对于其他热点问题、难点问题的解决思路办法,笔者不在此文中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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