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网消息：3月27日晚，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大学城百余城管人员与小贩发生肢体冲突，导致多名小贩和路人受伤。城管局执法大队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们在依法取缔占道经营过程中，并没有暴力执法，而是购物广场负责人煽动和组织“不明身份人员”进行了暴力抗法，致使9名队员不同程度受伤，两名队员住院治疗。

这起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根据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况推测，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执法人员作风粗暴或方法不当；二是商场负责人或小贩出于私利拒不服从管理；三是以上两种因素互为因果，导致矛盾激化。笔者认为，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冲突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因素是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存在严重而普遍的执法不公问题，从而导致官方管理机构权威低下、被管理人员守法意识淡薄。

现实生活中的行政审批和管理，大到房地产开放中的土地转让、重大工程项目的承包，小到工商执照的领取、户口迁移、动迁补偿、房屋翻建、商品质检，都有相关的法律或政策的规定，也有看似无懈可击的程序，但实际运转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事项需要“疏通关系”。只要“关系疏通”到位或有特殊背景，既不合法也不合情的事情可能畅通无阻；平头百姓，非常简单的事情也可能需要托门子送礼。

一个住在南方的朋友告诉我，他家门前有一片私建滥建的小平房和小二楼，前些日子，来了几十个执法人员，带着警车铲车，动员其中几户拆迁。那几户的房子较小，又离街道远一点，户主和执法人员争辩说，旁边的二楼占道比我们严重，为什么不拆？执法人员回答，“是领导决定的，我们只管执行。”随即下达了限期拆迁的指令。但几十天过去了，仍没有动静，居民们都说，是这些住户“做通了执法部门的工作”。

这位朋友还告诉我，他在某著名旅游城市买了一间公寓，因开发商私自变更设计而不能办理房产证，3年来，业户们找政府部门多次，没有结果。今年春节后，业户中一位省军级离休干部，坐着轮椅到市政府求见市长，几天后，市长做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立即办理。

一个在某行政执法部门工作的朋友说，每办一个案件，都有人来说情，通常情况下，依据案件性质、危害程度和请托人的关系，给予适当关照，但不出大格。最难办的是上级领导干预，一个电话打来，多大的事都会烟消云散，而且当月的罚款任务还要照样完成，只好在没有关系的违法违章户那里去“抠”了。

我本人前些年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家人拿着市公安局的批件到一个派出所落户，去了两次，工作人员都说管户籍的民警“下片”了，需改日再来。同事提醒我，这类手续健全的事项，办事人员没有理由拒办，但可以找借口拖延，一般情况下，都需要花个百八的才能“搞定”。于是，我决定亲自试试，便抽空跑到派出所。工作人员又说户籍员不在。我找到指导员，先告诉他我在某机关工作，然后说已经为此事请假来了三次，今天无论如何要办完。指导员面带愠色，到一间办公室给民警下令：“想办法把XXX找回来，给人家户口落下！”过了10来分，那个户籍警出现了，我没花冤枉钱把事办成，心情却喜忧参半。

大量事实表明，“人情大于王法”已经成为我国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在商务活动中，除了科技和经营水平等阳光因素外，关系和背景往往成了最主要的竞争优势。缺少先天背景的老板或从业者，会把关系运营和“打点”作为重要经营方略。普通老百姓，在遇到“麻烦”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行为是否合法，如何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或减轻处罚，而是如何“找关系”、“做工作”。当“做工作”难以奏效或请托无门时，往往选择死顶硬抗或群体上访。其结果，虽然比不上有关系有背景的体面人物，但往往比奉公守法的“顺民”好得多。这恐怕是引发执法冲突的诸多深层原因之一，因为现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任何人的行为选择，首先是厉害算计。另外，诸多执法不公的现实使政府特别是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不断下降，在“官”与“民”出现矛盾时，公众往往一边倒地站在“民”这一边，哪怕这个“民”并非“善民”，或者仅仅是一个和民众利益不合拍的“钉子户”；当冲突发生时，不利于政府的各类传言，哪怕是荒诞不经的谣言，也会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深信不疑。

所以，政府部门的行政执法，只要面对人数众多的群体，而且带有强制色彩，无论多么合法合理，也难免发生程度不同的冲突。

减少执法冲突，固然需要注意具体执法行动的合法性和策略性，但更重要的是从整体上减少执法不公的现象。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执法为民的思想教育是难以奏效的，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实现充分的民主宪政，恐怕是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