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有关张学良（1901—2001）的研究论文、论著可谓俯拾皆是。面对这些观点莫衷一是的论文、论著，张本人曾发出如此感叹：“我进（近）十年来使我觉着历史上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有关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人性格毫不护短，我有我的缺点劣点，我有我的短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张缘何大笑不止？主要还是因为这些论文、论著大多隔岸观火、隔靴搔痒，甚至违背史实，很少符合历史本相。
就张本人的口述历史而言，唐德刚在张氏口述历史的封底上就说“张氏的口述，随性而谈，随意而至，流于细碎，却趣味盎然，更往往于不经意间，好比在历史的铁屋子里，开出一片极窄的天窗，露出来的，是遍寻史书也不能得的真实”。唐式所言不完全是出于图书宣传、策划之目的，而实在是读者阅读本书的真切感受。这本口述历史中偶尔呈现的几段语言，往往都可视作是一位历史当事人对历史事件及其其中的历史人物最真实的印象与评价，这种印象与评价，是完全赤裸裸而没有相关讳饰的。研读历史的人都明白，得到这种赤裸而没有相关讳饰的原汁材料其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就我个人而言，看张学良口述历史确实能有不少新体验，下面就捡取几点读后印象深刻的说法来重点阐释：
一、父亲不是土匪
关于张学良父亲—-张作霖---的出身问题，过往学者及坊间传说一般都认为张作霖起于“草莽”，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出身。
张学良对此却颇不认同。他说，他父亲和他二大爷为爷爷报仇，失手打死了王家老太婆，就跑到毅军宋庆的部队去当他的部下，当了几年护卫兵升官并荣耀回家，但仇家仍不放过他，他又逃走了，“他没办法，就跑到一个地方。他认识那儿的一个人，一个兽医，治马的，他就跑到那儿避难去了，帮着人家，当一个下手”，“那时候的草莽英雄，凡是有马的人，大多数都是有问题的，还有一种叫贩马的，就是偷人家马来卖，都差不多，都经过这个兽医，都在这个地方转手。所以这兽医呀，跟这些人最容易接触，因此我父亲自然就认识一些草莽英雄。后来他们这些人，有些就成了我父亲的朋友”，“这时候正赶上义和团变乱，东北没有政府了，政府人都跑了，地方都自保。村庄都自己自保了。就是这个时候，我父亲起来的，这就是人家说他是土匪的原因”。“我父亲并没有当过打劫那样的土匪。那他这叫什么？他就跟他那些朋友，有十几个人，做‘保险队’。什么叫保险？就是咱们唱戏的那话---坐地分账。就是你这个村庄我给你保护，你每月给我多少多少钱。如果有土匪来打你，有什么旁人在这儿经过，我负责给你打，但是你拿钱。就这么着，人家说我父亲是土匪。其实他不是”，那个时候维护地方治安有两种，一种是“人民自己保卫自己，如晚上男人睡觉，女人上炮台警戒”；另一种就是“人民请别人来保护自己，就是我父亲这种。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二、十一个情妇
张学良口述历史最有趣味的地方恐怕还是“张狂”性地谈了很多年轻时的风流韵事。
他说，那时候“我什么都干，香烟我不抽，抽大烟，那个烟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赌，我是吃喝嫖赌抽，我什么都干，我抽鸦片”。就恶迹而言，张是吃喝嫖赌抽都干。
不过，除了抽鸦片，这五样，张学良“好女人”也可谓首屈一指，口述历史中着墨也比较多。他说“我过去做事情，我这个人我自己向来是有分寸的，我也知道我自己，我自己给我下个考语：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但“我从来不追女人的，很少，没有。可以说一两个女人我追过，其他的我没追过。那是女人追我”，“我告诉你这个，中外都算上，白人、中国人，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有十一个女朋友，情妇！我的情妇算一算有十一个”。不过，“有一样啊，我有势力，和权势这也有很大关系，我并不是仗着我权势来，人家是因为我的权势而来，这也很有关系。我有我就不说了，我再说这个你就明白，女人要沾上我，她就不离开了”。
“人家说老要张狂少要稳，我现在就是张狂”。张学良老年“张狂”性地谈了自己年轻时的花花公子式生活，从这种生活状态的描述中倒也能透视出纨绔子弟别样的性格特质。
三、厌倦内战
对军阀内战及国共内战，张学良都极为反感。
张学良说“我和部下都很亲，很亲”，内战“自个和自个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合，后天又不打，打死了那么多人。我跟你说，我那时候作战心里难过得很，我父亲知道我。打死的都是相当的佼佼者，剩下的无能后辈，来请功受赏。这要真是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个战争干什么呢？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明天我跟你又去打他，后天又好了，又去打，这打什么意思呢？这干什么呀？为什么打内战呀？为什么呢？真正是有目的的还可以。我真是厌倦，我一直厌倦内战，就是剿共我也不愿意剿，这有什么意思呀？而且彼此都是很厉害的”。
张学良这个厌倦内战的心态，也是导致后来“西安事变”发生的直接诱因之一。
四、不抵抗命令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多年来一直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推到张学良头上。对此，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八人访谈时，谈到“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强调蒋先生没下过“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命令，“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至于为何下这样的命令，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继续澄清说，当时“我在北平负责任的时候。‘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在北京负责任”，受蒋介石委托，汪精卫“跟宋子文两人来的，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拿着蒋先生一封信，他说我有蒋先生一封信拿来，那时蒋先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封信呢，蒋先生很客气，就说汪院长到你那儿，跟你谈一谈，你好好跟汪院长谈一谈。我就简单跟你说吧，他来了，就说现在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他的主意是让我们跟日本打一下子。我就问他，咱们真打吗？你中央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你打一下子。我一听，说是不是中央里有所准备？没有！能打怎么样？一定打败！那我一听，为什么要打？我他说首先在外面压力太大，你呀，军队动一动，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个样子。要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他们要我跟日本打一下，可以平息国内的反对声浪。我说，汪先生你说什么？我说我张学良从来没让我部下给我去打的地盘，我利用我部下。你那么样做，我问心无愧，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生命来换你们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张学良。我说蒋先生的信是这样的，将先生在信里让你跟我商量，蒋先生要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那我就打。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他那时候是行政院长，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你给我下命令，我当然要服从，我没法子，我非服从不行呀，你既然这个事情让我自个儿自动，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让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我说这话就是主题，我这个人呐，我这人说话，有时候一着急毫不客气的，我说我张学良从来没拿我部下做交易，牺牲我部下而来换我的政治生命。而且你中央政府的政治生命力，你别找我张学良”。
可见，“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沈阳一夜间失守，其实奉的是张学良的“命”。蒋介石当时还是希望张学良跟“日本人打一打，做个样子”来缓解南京政府的压力的。
六、西安事变
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真正动因，学术论文、著作、回忆资料及影视作品提供了多角度的解析路径，对此，张学良多不苟同。作为当事人，张学良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这里，张学良并未很好地理解蒋之“安内攘外”政策，其实蒋对抗日实践思考的更为深刻、长远，要在东部攘外就必须整合中西部地域，做攘外的坚实大本营。张学良对此却不甚清楚，就“跟蒋先生是痛陈呐，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我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先生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将先生大骂我呀，我跟他这样吵呀，蒋先生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后来也很安慰我几句。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可是怕我发火，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你！”
因此，张学良还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
张学良一辈子活了101岁，因“西安事变”变故而绝大部分时间处在幽禁状态，九十岁之后才重获自由。张学良口述历史所言的基本都是幽禁前的事情，他说“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命”。其政治生命只有15年，虽只短短15年，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都与其息息相关。张学良作为当事人及知情者，他的话语权威性极强。虽不能说其所言内容百分之百确切，因为毕竟时隔经年，人的记忆有时也会有偏差。但总的来说，这部口述史的真实性还是相当高的，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其说服力某种程度也已得到验证。张学良口述历史应当引起知识人及普罗大众足够的重视。
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