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之野:审美人生的第一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47 次 更新时间:2012-03-17 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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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之野 (进入专栏)  

多年来,我始终想给“吴季札”其人作个论定。因为他独步古今,才高而品卓;以传统圣贤之道度之又全然不是那么回事。遍观中华史册,可与之比肩者几乎寻不见。同时,他在后世的名声也不显赫……直到很长时间,我才渐悟,他原本就是位另类圣贤。可他这类有别以往青史的光辉之点,又应冠以何名呐?他的生命特征和人生意义是什么呢?

最后,我终于确准了一个概念——审美人生。

说“审美人生”有点现代化了。且自然要区别于生存层面的“利”与创造层面的“名”:这跟我们民族传统意识相悖。因为“成王败寇”“追名逐利”的魔咒一直摄魂着中华大地。其实,先祖们早有榜样摆在那里。只是因为我们感觉乃至认知都已麻木,识不得。

1

——还是从吴季札的第19代先祖吴泰伯谈起吧。

追溯起来,吴泰伯这位商代周国的诸公子——后来的周文王姬昌的大伯父,就已经具备高尚且独特的生命基因了。他因父亲周太王偏爱孙子姬昌和姬昌的父亲(季历),预废长立幼把王位传给三儿子季历。泰伯为避免家庭(宫廷)内乱,便带着二弟仲雍从陕西逃到了吴地(现在苏州一带)——当时被称作“荆蛮之地”的天涯海角。从此“文身断发”混居于野人之中,经数代艰辛,开创了吴地(国)文明。现在想来,泰伯的这种悲壮的无奈之举的背后,既有着对亲人的别样深情,又是潜蕴着无尽的生命创造力的。

——这,该是他留给后世子孙的一笔独特的财富。

后来,吴国传至第18代吴王寿梦手里。寿梦有四子,季札最小,行四。

吴季札从小到底“贤”到什么程度,《史纪》上也只有这一个字记载和“听音而能知政”等很不准确的说法,无从察考。但从他一生的行为轨迹归纳,大致有四点:一,季札对艺术(歌舞)有上帝般的理解力;二、他有极强的政治洞察力,懂得管理国家的道理;三、他善于体察和尊重别人的感情,也十分看重自己的情感;是位“思行合一”,想到就必须去做的人;四、他尊从旧礼(理),轻视肤浅的人生利益,有自己的“作人”原则。

当然,也正是他从小就崭露出这些美德,使他父亲吴王寿梦产生了“破长幼之序,要把王位传给他”的想法;也是他性格使然,以“礼之旧制”说服父亲而没有这么做;无疑,更是他的人格魅力致使他三位哥哥,能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依照父亲遗嘱——将王位兄弟传承——目的是想让他这“大贤德”的小弟,最后来接管吴国的治理工作。

——然而,社会发展是不会过多珍视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善言善行美好愿望的。

就在吴季札的三哥馀眜死后,当季札再次拒绝继承王位,甚至“出逃”,馀眜的儿子僚一屁股就坐在了那滚烫的王位上。这就很快把上一代良好的兄弟礼让的王位传承之风,转瞬演变成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原因很简单:季札大哥的儿子公子光,说:“这王位既然我四叔不坐,理应轮到我呀。”而此时,强大的西邻楚国因“国王娶了儿子的未婚妻”遂起一系列事端,那位在这一事件中受到严重伤害的伍子胥先生,逃亡到了吴国。此人非但智勇双全,更加上他处心积虑地要利用吴国的国力来为自己的父兄复仇。于是,他一眼索定了吴国王族中这一致命的潜在矛盾……

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鱼肠(藏)剑”要了王僚的命,公子光上台。

我在儿时就听到过父母(两位民间历史学家)对此事的深层议论。

记得母亲说过“我看这事全怪季札,他干嘛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让?最后使他的侄儿侄孙(后来还有“僚的儿子庆忌反吴而被杀”之事)们动起刀兵”。当时,我认为母亲这话极有道理,母亲英明。后来长大了,我不这样想了。因为我认识到,“善”虽然是人世间最可追求的,但那却不是社会发展的主动力;再则,我渐渐地理解了季札其人。

那么,吴季札为什么再三拒绝王位呢?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贤能贤德”到底表现在哪里?他的良知、艺术天赋、作人原则,我们后辈该怎样看待、如何继承?

2

公元前544年,吴季札聘(出访)於鲁。而鲁国为表示敬意竟以一场诸侯们都难得一赏的、当时中华大地最高规模的《诗经》演唱会,来招待他。鲁国虽也属诸侯国,但因是贤德的周公旦的后代,有资格举办周天子级别的演唱会(所谓“周礼尽在鲁”)。而就在此次观摩中,天才的季札即兴感慨出自己的美学思想,遂成中华乃至全世界的经典。

当鲁国的乐工(即乐师)们为他演唱起《周南》和《召(音“绍”)南》时,季札说:“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意为“真优美啊,从音乐中能听出周王朝的基业已经打好了,未来还有很多事要做。这乐曲中洋溢着虽辛劳而无怨言的情绪。”

当乐工又演唱《邶(佩)风》、《鄘(拥)风》、《卫风》时,季札说:“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意思说“真优美啊,深沉得就像一眼看不见底的深渊哪,虽然经历过坎坷而其精神不陷于困顿颓废——我听得出卫康叔,卫武公的品格就是这样子的——这该是卫国风情的歌曲吧?”

当乐工又演唱《王风》。季札说:“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意为“真优美啊,这情调虽属沉思型的,但绝无畏葸之感,这是周王室东迁后的情调吧?”

又演唱《郑风》。季札说:“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意为“这首歌,声调细碎得很,流泄出老百姓不堪重负、忍无可忍的感觉,这个国家怕要率先灭亡的吧?”

又演唱《齐风》。季札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意思是说“真优美啊,这曲调犹如浩荡的江河一般弘大广远,可谓大国之风情。堪为东海一方的表率,这其中能没有姜太公的遗风流韵吗?这个国家的前景无可限量!”

又演唱《豳(宾)风》。季札说:“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其意是“太优美啦,这乐曲一波接一波的,真好像原野的草浪和大海波涛样的荡漾,欢悦而不过分,这是承袭了周公东征的宏阔气势吧?”

又演唱《秦风》。季札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意思是“呀!这个曲子应该叫‘夏’声。说来,能把古老‘夏’的曲调传承下来,这个国家一定会日益壮大,不可估量,能达到周王朝这样的基业都说不准的呀?”

又演唱《魏风》。季札说:“美哉,沨沨(烦)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意为“真优美啊,曲调像高天的风声,博大而空灵、朴实而贴切的,搞国家管理就该是这样子的,施行政当辅助,以无形的道德教化,这样也就能出现圣明的君主啦。”

又演唱《唐风》。季札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其意是说“思虑在此曲中表现得太深沉啦,这一定是陶唐氏的流风遗韵吧?不然,怎能如此忧心深远呢?如不是有美德之人的后代,哪有人能唱出这么好的歌!”

又演唱《陈风》。季札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其中意思是“能听出,这个国家怕是连国王都不存在了,它又怎么能长久而不灭亡呢?”

对于《郐(快)风》以下的地方乐调,季札没有加以评论。

又演唱《小雅》。季札说:“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其意为“优美呀,在满怀忧思里,听不出要叛离的味道,怨悱之情含而不露,这表现的应该是周朝德化衰微的一种情调吧?可这歌里还存留着先王遗民时稳定的情愫。”

又演唱《大雅》。季札说:“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其意是“这乐曲宽泛啊,如热闹的人群,旋律曲折,表达的是些实体,这是周文王时代的风范吧?”

此后演唱到《颂》——这是此次演唱会的高峰——一支最宏大的乐曲。

吴季札这样说道:“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近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厎,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这段议论应该翻译成:

“这是音乐的极品啦。曲调镪锵坦荡却无倨傲不逊之感;旋律婉转却无过大的落差;节奏紧密时没有急迫窘促之嫌;节奏舒缓的时候也没有分断割裂之处;变化丰富而不淫靡,回旋反复而不令人厌听;表达悲哀情绪之处恰到好处不显愁苦;表现欢悦之时又很有节制不流于放纵。这种音乐就像圣人的才德,广用智慧从不匮乏,宽弘又不显侈大,施惠于民显不出耗费了什么,征收之时又没半点贪图之意。当音乐暂时休止时却没显出陡然停下来;当音乐又进行时也没显出是重新开始的。五音和谐,八律协调,节拍收放整齐,旋律前后有一定排列……这跟高尚的道德教化是有着相通的联系呀。”

(以下还有吴季札对舞蹈方面的评议,这里不提了)

以上记载是距今2500多年前,中国偏远地区的一位学人(或可这样称呼)在临听一次难得的高级音乐会时的即兴感慨之言。但这些感慨之言的意义是非凡的,是当时,甚至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大约2400多年)里,人们(包括偌多的名人学者)都没法准确地给予价值上的评定的。流行的认定,只是说他“听音而能知政”。连司马迁给出的评语也只是很不准确的“见微而知清浊”“宏览博物”云云。直到现当代,人们才始有新认识。谢柏梁先生在他的《世界悲剧文学史》里说:“这段话在情感审美上最根本的尺度是‘怨而不言、哀而不愁、曲而不屈、乐而不淫’提倡有节制、合法度、理性化的情感宣泄。”此评语基本准确。也就是说,这是我华族人在艺术审美上,以及古代的“怨谱典则”方面,乃至在现代悲剧理论方面的最早的体悟或叫认知。

因为这时,西方美学鼻祖柏拉图或刚刚出生或还没出生。

诚然,一种学术理念在最初被发觉时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必然带着某些偏激、羼杂其他理念在其中。吴季札亦如此。他的这些审美议论明显地带有社会管理学成分在里面。他议论中频繁使用“德”这一辞。而这一点,倒给东西方两位美学鼻祖带来了“道德”意义上的可比性。因为那位设想有个《理想国》的柏拉图先生,更为偏激。他干脆说“感情是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而“文艺只是低级有害的游戏”。这样看,季札的观点要更接近“真理”。而且,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待于后来同道的发展、修正、完善。季札的“揭悟”在几十年后孔子评价《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对《诗经》的评价“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时,就有了审美感知的纯粹性发展。等再到200多年后孟子那里,就把这一审美理念升华到对审美主体的人生人格的强调——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激励了我华夏众多悲剧型优秀人物。

补述一点,天才的吴季札在鲁国听音乐会那年,被历代皇道统文化强化为圣人的孔夫子——孔丘,还是个8岁孩子。相传有“孔子问礼于季札”之说。想来,该是那年月。

遥想当年,季札风华正茂,江淅人的鹤骨仙姿配上吴侬软语的“文雅”气质,一定深深打动了齐鲁的文化人艺术家。他的感慨揭悟之所以被逐句记述下来,穿越2500年历史隧道泽披于吾辈,足能再现当时他语惊四座发聋振聩的场面。就是说,吴季札对每个节目的“点评”既震摄了当时在座的人们,也立即嬴得有悟性者们的赞同,反响甚大。

遗憾的是,因为战乱频仍,“王权霸道”的肆放与张扬,我华族文化中的“礼仪”渐次演变成儒学的“纲常”。而此种社会意识严重遮蔽了由季札及孔孟发展起来这一脉“审美理念”,使中华这一可贵的“艺术元(原)典”最终汩没和染(演)变在“帝王术”的污泥浊水之中。致使此后近2000年的大跨度里,除屈原的《离骚》,我华族的文化和文化人没能产出像“古希腊悲剧”样的重头艺术产品。这该说是东方文化的悲哀。

3

用我们现代人眼光看,吴季札在审美理论上的贡献,足以傲然于世了。

然而,在饱含封建功利意识的中国古代人(尤其秦汉以降)的视域里,那不过是一种聪慧、对杂艺曲乐的偏智而已,远没有社会学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那么重要。人们对吴季札的“高洁”更看重的,还是他品格中的另几个侧面。尤其三辞王位,视富贵如粪土——这种让常人瞠目懵懂之事,在认知的反差中折射出比较耀眼的光辉。

此外,很体现平民意识的“信”与“义”一直是华族人衡量人质的标准。因为“意图伦理”一直在中华文明中有着底色般的意义。譬如,要“齐治平”,就得先“修”自身——所谓这个“人”必须是好的。可这种以“实用”为目的、以“唯心”作基础的文化人,却总是败(拜)倒在“成王败寇”脚下。至于“信义”二字本来就概念模糊、歧意多多的,又常被“伦常”里某些误区所遮蔽。譬如说,为公子光(吴王阖闾)立下汗马功劳的伍子胥吧,他的“信义”该以忠于吴国论?还是以背叛楚国论?更糟糕的是,一些古人和今人对这“信义”二字的滥用、乱解释。譬如,对“季札挂剑”一事的评论,即如此。

就在天才的吴季札那次访鲁北上的途中,曾经过徐地(该是现在的徐州,当时或可称徐国),他稍作停留。徐君(该地管理者)可能是很好地招待了他。季札在徐君对他的迎送交谈之时,敏察到徐君喜欢上了他腰间的那把佩剑——这很可能因为徐国太小,徐君级别较低或者说他没多大见识的缘故。而且季札还看出,徐君有向他求要这把剑的意思,只是徐君可能不太好意思,一直没开口。于是,善意施人的吴季札暗自决定——把这剑送给他。只是他一转念,想到自己正在出访途中,还要到不少大国去,要见一些地位较高的诸侯、士大夫,而自己是代表吴国的,身上的佩剑标志外交身分——所以季札又决定,暂时不把这把剑给徐君。他想,反正我回来时还要路过徐地,那时再给他也不迟嘛。

没想到的是,吴季札在中原(当时就叫“中国”)各国走了一大圈后再回到徐地,时间已过去一年多。这时,徐君已死。季札感到一种莫名的愧疚。他来到徐君坟前。

祭扫之后,他取下腰间的佩剑挂在了徐君坟前的一棵树上。

他的随从们说:“他人已经死了,你这是送给谁呀?你没必要这么做嘛。”

季札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想当初,我的心里已经做出过决定,是要把这剑送给他的。如今,我怎么能因为他去逝了,就违背了我当初的意愿呢?”

后人在评价这件事时,都把这作为一则“讲信义”和“守信”的典范。我认为,这是十分牵强、不准确的。因为这故事里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信约”可守。吴季札当初只是观察出徐君有向他“讨剑”之意,他又是在自己心里默默决定要送剑给他。这连双方“默契”都谈不上,只是季札单方面的“默许”。而季札的“坟前挂剑”这一举动,又明确的表白“是要不违背自己当初的意愿”,他话中的两个“吾心”就是确证。

而“信”的概念在此是针对自我的,其客观造成的效果只是一种错觉。

这件事只能说明,吴季札是位待人心细又很尊重别人的情感的人。而他更执著的是,他对自己心灵中那份“完美作人的理念”的遵循——也就是,他的灵魂中有一股极稳定的“思行合一”的作人原则。他把物(如那价值千金的剑)的价值看得很低。试想,一个连王位都没当回事的人,对于肉眼能识得的所有“利益”又怎能当成一回事呢?

这一点,唐代诗人周昙有诗云:“吹毛霜刃过千金,生许徐君死挂林。宝剑徒称无价宝,行心更贵不欺心”。而这后一句“行心更贵不欺心”,是对季札的理解最为准确的。

应该说,这是一种超高标的“作人原则”;这不但超越了封建的“忠义论”,也超越了儒家的“仁智论”。这是一种直到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到的、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乃至全人类都倡导追求的、一种作人的真正原则。“不欺心”“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的话,说说容易,可做起来十分难。平素,我们总有一百个理由为自己的某些“欺心”行为辩说。能执著地以自己的心愿做事——这既要有良知有自信,又必须懂得这良知与自信给人类带来的尊严和“类”上的意义。这种“思行合一”,其实跟现代的“存在主义”和“行为艺术”都是通理的。完全可以说,这是整个人类的一种终极的人生追求。

而3000年前的吴季札,正是这可贵的“不欺心”作人原则的履行者。

4

那么,如此有天分又很尊重别人感情的人,为什么对父兄给予的王位(国家)不晓得“寄予与嘱托”的分量之重呢?是不是他自省到自己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才能,才如此推让呢?或者是他敏察到中原的战乱、毗邻的强敌,预见到吴国不测的未来了呢?

我认为,这些或许都是影响吴季札做出抉择的客观,也一定是我们走近吴季札的切入点。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谈谈他出访各国的那些言论——他那敏感的前瞻的政治眼光。

那年,吴季札离开鲁国来到齐国。见到了齐国名相晏婴。他对晏平仲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於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

意思是“你得赶快把齐王给予你的封地和授予你的国家管理权,交还给国君。你无地无权了,才能身处险地而不惊,保得住后世平安。否则难免有杀身之祸。你们齐国的国家管理权,终将归还(集中在)国君那里的。是啊,没有此集权,国家动乱就停不下来。”

一向有超人智慧的晏平仲受益非浅,接受了吴季札的劝诫。后来,晏婴还沿用了这个道理劝诫过一个叫“陈桓子”的人,让他把“所得的‘政与邑’交还国君”得以免灾。

——此事足见,吴季札在国家管理中的君臣关系上,思考和体察得十分明澈。同时能从中看出,他对于跟君主相比的“弱者”——即臣子的命运,尤为思考和关注。

离开齐国,吴季札来到郑国,见到了郑国的子产。他对子产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意思是说“你们郑国当今的国家管理者,太奢侈放纵了。国家动乱很快就会到来。那时候,国家的管理重任一定会落在你的肩上了。希望你谨慎小心地以施教化,来整顿国家的秩序。不这样办的话,郑国可真的就要走向消亡了。”

后来,郑国果然发生内乱,子产当上相国。郑国在子产的管理下一度复兴。

——此事证明,吴季札对国家管理上政策的偏差与可能发生的后果,有着很清醒的推断预见,同时又懂得维护教化与秩序对于治国的重要。更说明他有“识人”之明。

离开郑国,吴季札来到卫国。见到了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对这些朋友感慨地说:“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意思是“卫国有这么多贤德之人。这个国家不会有什么灾祸的苗头。”

果然,卫国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一直是平安无事的。

——这说明,季札在国家管理上很注重群体力量和良好氛围的作用。

从卫国,吴季札来到了晋国。他评议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三大巨擘时,说:“晋国其萃於三家乎!”意为“晋国的国势都集中这三个大家族啦。”

在他将要离开晋国时,他对老朋友叔向这样告诫并且预言,说:“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难。”

意思是“我的朋友,你尽力去做吧——你们的国家君主奢侈放纵,他周围又有那么多有能力的人,臣子们都有雄厚的储备。国家管理权将要转移到赵、韩、魏三大家族集团的手里。我的朋友,你是个言行正直的人,一定要想到自己如何渡过未来的动乱呀。”

后来,晋国果然被赵、韩、魏三大集团瓜分了。

——这又一次证明了季札在政治上的敏察力和前瞻性,同时又证明了他对个人命运(在国家动荡中,在个性与环境的冲突上)的理解与关注的独特。

对古人的评定,虽属“盖棺”后之论,但由于视域维度的差异和定位测点的不同,常常有鹿马之别。更有些以偏概全、牵强附会的不实之言,混迹于典籍和视听之中。

譬如,延陵的《遗闻轶事》)就把季札吹捧成春秋时代“杰出的外交家”,依据似乎蛮充分。除上述季札周游列国外,还有那次楚国名将子期率兵攻打陈国,被季札一番言辞说退了兵的事。然而,即便季札曾有过那么一次外交的成功,也够不上“杰出”。而且,从他那次“聘於鲁”后游访各国的目的看,某种程度是一个“国际观察员”身分。有记载的(上述)那几次与人交谈的“肯綮之言”也大多是私下里跟老友新朋对国事、对个人命运的议论,毫无“外交”辞令乃至折冲樽俎的利害在里面,岂属“外交事务”?

5

春秋战国的分争局面,人所共知。但对于周王朝的“礼崩乐坏”、各国领导集团以自己眼前利益为进取标准——这其中,有识之士对社会前景的设想,我们不甚了解。在这一时期,如前“五霸”等有作为的君主,无非打着“兴灭国、继绝世”——当国际警察的角色,实图谋展示自己、壮大本国。可到后来,“尊王(周)”的大旗没人再扯,“仁义”也没人再做行为的口实——只要得手,有无借口都不防碍征伐。这便是“春秋无义战”。

而这时期,正是后来雅斯贝尔斯认定的一个“民族历史轴心期”在华族史上的那一时段。当时中华的“智识阶层”(虽分散却引领社会)大部分读书人,纷纷寻求追随“英明之主”,参入某集团内部,成为其附庸乃至为虎作伥;只有极少数大智慧者——如老子、庄子、孔子、孙子、鬼谷子、墨子、荀子、孟子等纷纷远离政界(他们年轻时或有从政意念或参过政),或作学问或搞教育——把自己的学识与情怀投向渺茫的人类未来。

吴季札无疑是这大智慧者中的一员。但他与上述这些人又不同。老子属超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孔孟等亦属学理型智者;而季子(可作如此称谓)是艺术型的,思维行为里情感色彩甚浓,只有庄子与他的神思比近,但仍不同器。老子孙子能把平生所思专注于著述;孔子鬼谷子能潜心于教育;而季札呐,他是一位世间奇有的艺术鉴赏家、美学理论家,以及高级社会“观察员”——具体说,他是靠心灵、靠行为来体现生命之人,且无社会目的性。那么,哪里才是他的用武之地呐?怕只有那秀美的山川湖海在招唤着他。

想来,季札的生命价值,不正跟他的美学揭悟一样,要等待后人来体悟识辨嘛。

他禀赋的取向是凸显在艺术方面的。而艺术在当时的中国——民间活动基本不在士大夫关注之内,大规模的歌舞局限在宫廷,又常被非议为“骄奢淫逸”;品格、级别较高的文艺活动,季札也只是那年“聘於鲁”有幸观摩过一次;更谈不上有“艺术理论探讨环境”。搞艺术是造美与审美的;时处环境显然不似雅典的城邦国,没有那么多舞台悲剧艺术供季札先生欣赏研究。从政之路,他倒唾手可得,但这又逆反了他那具唯美心理的性情中人的执著意识;他周游列国,对各国的存在现状——君主、臣子、民情的优劣、复杂、善恶,他一清二楚;这也属他的天赋,但他的这种政治敏察越深远,他对未来,对整个“天下”前景就越觉失望,越黯然神伤。他头两次拒绝父兄的王位,年龄尚小,如其说辞“不和礼之旧制”。可到第三次他以“逃跑”方式绝受王位,那时他已步入中年,是完全出于“厌恶”或说“惧怕”心理的。他如何厌恶如何惧怕,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我们能从他周游列国时的言论中推断出一些端倪——那就是,季札对那个尖顶尖的“君主之位”的里里外外方方面面,是有极清醒的认识的,包括那“王”位的残忍、血腥、不稳定、为之难。可以想像,这个“君之难”的林林总总的“悖论”关系,该是凝聚于季札心里的一辈子的一个“结”。这也是他那种艺术型的“审美人生”的必然的一种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生命归属——他既不能像颇有胸怀的齐桓公小白,心存远志、放得手脚,里里外外凭管仲料理,自己边玩女人边坐享霸主之誉;也学不来历经磨难的晋文公重耳,老练精明,身边人才济济,做起事来狠得下心肠(如烧死介子推母子);他也不可能成为野心勃勃的秦国诸王,一心改变国势,秣兵厉马——非打出函谷关饮马东海而后快;他更不能像燕太子丹那样,蓄养力士谋于密室,一心想用非常手段为天下除恶。况且,他的吴国地处偏远,回旋余地甚小;中原有各大国觊觎,西邻有强楚虎视;近,连个小小的越国都难以统领;远,不达中国核心——接受不到中原先进的科学文化,吸纳不来智能之士。

帕斯卡尔曾明确地说“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可是世人只想着打仗,当国王,而并不想什么是做国王,什么是做人”。其实,做个庸庸碌碌好君主,自然不是这位独具艺术天分、有悲悯之心、有自己作人原则的吴季札的理想终极;可若当个让别人呼来唤去的臣子,也不是他“傲世灵魂”所能委屈接受的。这显然也是他退居山林的动因。

吴季札既没有像儒生们那样的以“仁者兼及天下”积极入世,投身社会;也没有像那些很讲现实讲“利”与“术”的法家信徒们,进取于纷乱的国家之争。他所默守的只是自己的那一份内心的锦绣与良知,以及对眼下纷乱社会的偌多无奈。于是,这位堪称我华夏第一位完人的——奉行审美人生的吴季札,只有像他那心灵高贵的先祖吴泰伯一样,回归到人类最本质的耕织渔猎中去——成为一位真正倨傲天下的隐者,一个求得个人灵魂洁净的无可奈何的“个人主义者”,以自己最美好的艺术情怀,听风林高歌,看雁飞鹤舞,饮山泉以为酒,乐童稚以欢颜;把中原带回的豆种、麦种传授给身边的百姓种植,教他们养蚕、制茶;处深山密林之中,闻不到战争的血腥,听不见饥民号寒;泛舟太湖,享月白风清,把一个真正的大写着的“人”字,长留于那永恒的山川之间。

是啊,一个人能够把物象与精神洞穿;让自身与自然融洽;变理想与行为简一;使世俗与崇高虚解;这是何等的完善至美的人生之旅。这样的生命灵魂岂能不亘古一人。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也曾无由幻想过,如果没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没有世界的厚壁青藏高原,季札或该与比他年龄小些的释加牟尼结识的。他二人或许会很投契,谈得拢。

但若问,已把浑身灵秀融入华夏山川的智者吴季札,你还有什么遗憾吗?

——他可能会说,有。

想起最小的侄儿僚一家的横死,原是因他拒辞王位而引起的。僚继其父(他三哥馀眜)的王位,本理所应当;可大哥之子公子光不服,也无可厚非。这宫廷血腥的“悖论”,本可以他身体力行的“让”,来化解之;可这“让”,对于他这种以“审美”作为人生原则的人,是那么简单,可对于别人、对于后辈侄儿侄孙又是那么不可理解不可思议。

不过,当他在僚的坟前痛哭过一场之后,他也许更坚定了自己那没入大荒的人生之志。他该想到自己这视“权势利禄”如粪土的生命认知,已经艺术地展示出人的生命最美的意韵之所在;他该想到,他迟早会被华夏大地后辈良知们所理解的——人们将了解他无声地告诫——那“王”的宝座是多么肮脏、可怕、危险,你们后辈切不可贪恋它。

——正是“识得庐山真面目,一定不在此山中”。

中华历来有“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说法,我以为这仍是皇统文化“名利成败论”的旧认知。试想,“隐于朝(官场)”者还算什么隐?这种“隐”,只能是阴谋诡计或苟活自保的心灵扭曲。真正的隐者,该像吴季札一样胸怀高山大川之奇妙的隐于野者。

※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卷31“吴泰伯世家”第一

※ 本文参考资料 谢柏梁《世界悲剧文学史》

(作者又名余辔扶桑;本文刊发于《鸭绿江》2012年3期,后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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