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之野:审美人生的第一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60 次 更新时间:2012-03-17 02: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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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始终想给“吴季札”其人作个论定。因为他独步古今,才高而品卓;以传统圣贤之道度之又全然不是那么回事。遍观中华史册,可与之比肩者几乎寻不见。同时,他在后世的名声也不显赫……直到很长时间,我才渐悟,他原本就是位另类圣贤。可他这类有别以往青史的光辉之点,又应冠以何名呐?他的生命特征和人生意义是什么呢?

  最后,我终于确准了一个概念——审美人生。

  说“审美人生”有点现代化了。且自然要区别于生存层面的“利”与创造层面的“名”:这跟我们民族传统意识相悖。因为“成王败寇”“追名逐利”的魔咒一直摄魂着中华大地。其实,先祖们早有榜样摆在那里。只是因为我们感觉乃至认知都已麻木,识不得。

  

  1

  

  ——还是从吴季札的第19代先祖吴泰伯谈起吧。

  追溯起来,吴泰伯这位商代周国的诸公子——后来的周文王姬昌的大伯父,就已经具备高尚且独特的生命基因了。他因父亲周太王偏爱孙子姬昌和姬昌的父亲(季历),预废长立幼把王位传给三儿子季历。泰伯为避免家庭(宫廷)内乱,便带着二弟仲雍从陕西逃到了吴地(现在苏州一带)——当时被称作“荆蛮之地”的天涯海角。从此“文身断发”混居于野人之中,经数代艰辛,开创了吴地(国)文明。现在想来,泰伯的这种悲壮的无奈之举的背后,既有着对亲人的别样深情,又是潜蕴着无尽的生命创造力的。

  ——这,该是他留给后世子孙的一笔独特的财富。

  后来,吴国传至第18代吴王寿梦手里。寿梦有四子,季札最小,行四。

  吴季札从小到底“贤”到什么程度,《史纪》上也只有这一个字记载和“听音而能知政”等很不准确的说法,无从察考。但从他一生的行为轨迹归纳,大致有四点:一,季札对艺术(歌舞)有上帝般的理解力;二、他有极强的政治洞察力,懂得管理国家的道理;三、他善于体察和尊重别人的感情,也十分看重自己的情感;是位“思行合一”,想到就必须去做的人;四、他尊从旧礼(理),轻视肤浅的人生利益,有自己的“作人”原则。

  当然,也正是他从小就崭露出这些美德,使他父亲吴王寿梦产生了“破长幼之序,要把王位传给他”的想法;也是他性格使然,以“礼之旧制”说服父亲而没有这么做;无疑,更是他的人格魅力致使他三位哥哥,能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依照父亲遗嘱——将王位兄弟传承——目的是想让他这“大贤德”的小弟,最后来接管吴国的治理工作。

  ——然而,社会发展是不会过多珍视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善言善行美好愿望的。

  就在吴季札的三哥馀眜死后,当季札再次拒绝继承王位,甚至“出逃”,馀眜的儿子僚一屁股就坐在了那滚烫的王位上。这就很快把上一代良好的兄弟礼让的王位传承之风,转瞬演变成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原因很简单:季札大哥的儿子公子光,说:“这王位既然我四叔不坐,理应轮到我呀。”而此时,强大的西邻楚国因“国王娶了儿子的未婚妻”遂起一系列事端,那位在这一事件中受到严重伤害的伍子胥先生,逃亡到了吴国。此人非但智勇双全,更加上他处心积虑地要利用吴国的国力来为自己的父兄复仇。于是,他一眼索定了吴国王族中这一致命的潜在矛盾……

  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鱼肠(藏)剑”要了王僚的命,公子光上台。

  我在儿时就听到过父母(两位民间历史学家)对此事的深层议论。

  记得母亲说过“我看这事全怪季札,他干嘛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让?最后使他的侄儿侄孙(后来还有“僚的儿子庆忌反吴而被杀”之事)们动起刀兵”。当时,我认为母亲这话极有道理,母亲英明。后来长大了,我不这样想了。因为我认识到,“善”虽然是人世间最可追求的,但那却不是社会发展的主动力;再则,我渐渐地理解了季札其人。

  那么,吴季札为什么再三拒绝王位呢?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贤能贤德”到底表现在哪里?他的良知、艺术天赋、作人原则,我们后辈该怎样看待、如何继承?

  

  2

  

  公元前544年,吴季札聘(出访)於鲁。而鲁国为表示敬意竟以一场诸侯们都难得一赏的、当时中华大地最高规模的《诗经》演唱会,来招待他。鲁国虽也属诸侯国,但因是贤德的周公旦的后代,有资格举办周天子级别的演唱会(所谓“周礼尽在鲁”)。而就在此次观摩中,天才的季札即兴感慨出自己的美学思想,遂成中华乃至全世界的经典。

  当鲁国的乐工(即乐师)们为他演唱起《周南》和《召(音“绍”)南》时,季札说:“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意为“真优美啊,从音乐中能听出周王朝的基业已经打好了,未来还有很多事要做。这乐曲中洋溢着虽辛劳而无怨言的情绪。”

  当乐工又演唱《邶(佩)风》、《鄘(拥)风》、《卫风》时,季札说:“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意思说“真优美啊,深沉得就像一眼看不见底的深渊哪,虽然经历过坎坷而其精神不陷于困顿颓废——我听得出卫康叔,卫武公的品格就是这样子的——这该是卫国风情的歌曲吧?”

  当乐工又演唱《王风》。季札说:“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意为“真优美啊,这情调虽属沉思型的,但绝无畏葸之感,这是周王室东迁后的情调吧?”

  又演唱《郑风》。季札说:“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意为“这首歌,声调细碎得很,流泄出老百姓不堪重负、忍无可忍的感觉,这个国家怕要率先灭亡的吧?”

   又演唱《齐风》。季札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意思是说“真优美啊,这曲调犹如浩荡的江河一般弘大广远,可谓大国之风情。堪为东海一方的表率,这其中能没有姜太公的遗风流韵吗?这个国家的前景无可限量!”

  又演唱《豳(宾)风》。季札说:“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其意是“太优美啦,这乐曲一波接一波的,真好像原野的草浪和大海波涛样的荡漾,欢悦而不过分,这是承袭了周公东征的宏阔气势吧?”

  又演唱《秦风》。季札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意思是“呀!这个曲子应该叫‘夏’声。说来,能把古老‘夏’的曲调传承下来,这个国家一定会日益壮大,不可估量,能达到周王朝这样的基业都说不准的呀?”

  又演唱《魏风》。季札说:“美哉,沨沨(烦)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意为“真优美啊,曲调像高天的风声,博大而空灵、朴实而贴切的,搞国家管理就该是这样子的,施行政当辅助,以无形的道德教化,这样也就能出现圣明的君主啦。”

  又演唱《唐风》。季札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其意是说“思虑在此曲中表现得太深沉啦,这一定是陶唐氏的流风遗韵吧?不然,怎能如此忧心深远呢?如不是有美德之人的后代,哪有人能唱出这么好的歌!”

  又演唱《陈风》。季札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其中意思是“能听出,这个国家怕是连国王都不存在了,它又怎么能长久而不灭亡呢?”

  对于《郐(快)风》以下的地方乐调,季札没有加以评论。

  又演唱《小雅》。季札说:“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其意为“优美呀,在满怀忧思里,听不出要叛离的味道,怨悱之情含而不露,这表现的应该是周朝德化衰微的一种情调吧?可这歌里还存留着先王遗民时稳定的情愫。”

  又演唱《大雅》。季札说:“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其意是“这乐曲宽泛啊,如热闹的人群,旋律曲折,表达的是些实体,这是周文王时代的风范吧?”

  此后演唱到《颂》——这是此次演唱会的高峰——一支最宏大的乐曲。

  吴季札这样说道:“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近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厎,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这段议论应该翻译成:

  “这是音乐的极品啦。曲调镪锵坦荡却无倨傲不逊之感;旋律婉转却无过大的落差;节奏紧密时没有急迫窘促之嫌;节奏舒缓的时候也没有分断割裂之处;变化丰富而不淫靡,回旋反复而不令人厌听;表达悲哀情绪之处恰到好处不显愁苦;表现欢悦之时又很有节制不流于放纵。这种音乐就像圣人的才德,广用智慧从不匮乏,宽弘又不显侈大,施惠于民显不出耗费了什么,征收之时又没半点贪图之意。当音乐暂时休止时却没显出陡然停下来;当音乐又进行时也没显出是重新开始的。五音和谐,八律协调,节拍收放整齐,旋律前后有一定排列……这跟高尚的道德教化是有着相通的联系呀。”

  (以下还有吴季札对舞蹈方面的评议,这里不提了)

  以上记载是距今2500多年前,中国偏远地区的一位学人(或可这样称呼)在临听一次难得的高级音乐会时的即兴感慨之言。但这些感慨之言的意义是非凡的,是当时,甚至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大约2400多年)里,人们(包括偌多的名人学者)都没法准确地给予价值上的评定的。流行的认定,只是说他“听音而能知政”。连司马迁给出的评语也只是很不准确的“见微而知清浊”“宏览博物”云云。直到现当代,人们才始有新认识。谢柏梁先生在他的《世界悲剧文学史》里说:“这段话在情感审美上最根本的尺度是‘怨而不言、哀而不愁、曲而不屈、乐而不淫’提倡有节制、合法度、理性化的情感宣泄。”此评语基本准确。也就是说,这是我华族人在艺术审美上,以及古代的“怨谱典则”方面,乃至在现代悲剧理论方面的最早的体悟或叫认知。

  因为这时,西方美学鼻祖柏拉图或刚刚出生或还没出生。

  诚然,一种学术理念在最初被发觉时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必然带着某些偏激、羼杂其他理念在其中。吴季札亦如此。他的这些审美议论明显地带有社会管理学成分在里面。他议论中频繁使用“德”这一辞。而这一点,倒给东西方两位美学鼻祖带来了“道德”意义上的可比性。因为那位设想有个《理想国》的柏拉图先生,更为偏激。他干脆说“感情是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而“文艺只是低级有害的游戏”。这样看,季札的观点要更接近“真理”。而且,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待于后来同道的发展、修正、完善。季札的“揭悟”在几十年后孔子评价《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对《诗经》的评价“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时,就有了审美感知的纯粹性发展。等再到200多年后孟子那里,就把这一审美理念升华到对审美主体的人生人格的强调——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激励了我华夏众多悲剧型优秀人物。

  补述一点,天才的吴季札在鲁国听音乐会那年,被历代皇道统文化强化为圣人的孔夫子——孔丘,还是个8岁孩子。相传有“孔子问礼于季札”之说。想来,该是那年月。

  遥想当年,季札风华正茂,江淅人的鹤骨仙姿配上吴侬软语的“文雅”气质,一定深深打动了齐鲁的文化人艺术家。他的感慨揭悟之所以被逐句记述下来,穿越2500年历史隧道泽披于吾辈,足能再现当时他语惊四座发聋振聩的场面。就是说,吴季札对每个节目的“点评”既震摄了当时在座的人们,也立即嬴得有悟性者们的赞同,反响甚大。

  遗憾的是,因为战乱频仍,“王权霸道”的肆放与张扬,我华族文化中的“礼仪”渐次演变成儒学的“纲常”。而此种社会意识严重遮蔽了由季札及孔孟发展起来这一脉“审美理念”,使中华这一可贵的“艺术元(原)典”最终汩没和染(演)变在“帝王术”的污泥浊水之中。致使此后近2000年的大跨度里,除屈原的《离骚》,我华族的文化和文化人没能产出像“古希腊悲剧”样的重头艺术产品。这该说是东方文化的悲哀。

  

  3

  

  用我们现代人眼光看,吴季札在审美理论上的贡献,足以傲然于世了。

  然而,在饱含封建功利意识的中国古代人(尤其秦汉以降)的视域里,那不过是一种聪慧、对杂艺曲乐的偏智而已,远没有社会学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那么重要。人们对吴季札的“高洁”更看重的,还是他品格中的另几个侧面。尤其三辞王位,视富贵如粪土——这种让常人瞠目懵懂之事,在认知的反差中折射出比较耀眼的光辉。

  此外,很体现平民意识的“信”与“义”一直是华族人衡量人质的标准。因为“意图伦理”一直在中华文明中有着底色般的意义。譬如,要“齐治平”,就得先“修”自身——所谓这个“人”必须是好的。可这种以“实用”为目的、以“唯心”作基础的文化人,却总是败(拜)倒在“成王败寇”脚下。至于“信义”二字本来就概念模糊、歧意多多的,又常被“伦常”里某些误区所遮蔽。譬如说,为公子光(吴王阖闾)立下汗马功劳的伍子胥吧,他的“信义”该以忠于吴国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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