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清:中国政治变革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5 次 更新时间:2012-03-14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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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 (进入专栏)  

最近,随着中国“两会”的召开以及中共“十八”即将召开,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中国近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就是在“改革”的话语中实现的,许多人倾向于认为,似乎只要一改革,问题就解决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可能是如此。可是,真正的政治变革,恐怕就不是这么简单。同时,还有一些人把政治变革视为解决其他问题的“良方”,似乎政治问题解决了,经济和社会问题肯定就解决了。而实际上,中国政治变革的复杂性很强、风险极高、阻力很大、动力减弱,注定了中国政治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政治变革的复杂性很强

也许政治变革存在它自身独特的逻辑,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都比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更复杂,从而大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许多中国人羡慕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也是逐步完善起来的。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在选举制度的发展史上,不少国家在选举制度确立的初期,都存在从财产、纳税和种族等方面对选举权的限制。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国家,人们在生活习俗、思想文化、利益要求上都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当前民族矛盾和群体间矛盾非常突出的情况下,推行完全平等,或者如同发达国家一样的选举制度,必然带来很多矛盾和问题;而如果以财产、学历、地域和其他条件对选举权进行限制,则会招致更多的不满。

同时,中国人由于对“政治权力”的迷信,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也使政治承担着过多的、有些是无力实现的经济和社会功能,这也使政治改革变得更加复杂。而真正的逻辑恐怕正好相反。2011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光斌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谈到,在国家建设的次序上,先是经济权利,再是社会权利,然后是政治权利。2012年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改革三步走》中提出,中国改革的三个步骤依次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他们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从他们的观点我们不难推断,政治变革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的,那就是通过经济改革保障经济权利,通过社会改革保障社会权利,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改革保障政治权利;而不能幻想完全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国家建设和改革的次序就决定了政治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政治变革的风险极高

许多专家学者对政治改革抱有很高的热情和期待,中国的老百姓也对政治问题非常关注。而作为执政者,他们要推动政治改革,必须对改革的风险进行评估,没有谁有决心去推动一项风险极大、不确定性很强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例如,搞西方的民主,西方的民主在西方有些国家是搞得很好,可是,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搞了西方的民主,也并没有变得象西方那样政治廉洁、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事实证明,西方式的民主并不是与政治廉洁和经济发达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是,在有些国家成了“优质民主”,在有些国家成了“劣质民主”。很有可能,这些东西到了中国,也会变成另外的东西。中国有个成语叫“南橘北枳”,意思是说,南方的橘子移植到淮河之北就会变成枳。谁能保证中国推行西方式民主,就能解决腐败和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就能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呢?说不定腐败和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秩序会变得非常糟糕,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经济发展也会停滞不前。

在这样一种高风险状态下,谁敢拿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去下赌注呢?并且,改革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启动,想回到原来的起点就不再可能。更何况,中国现在基本上已经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能够在确保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通过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和增强国家实力。我相信,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再经过十到二十年的发展,当经济更加发达,人民生活质量更高的时候,推进政治变革就会变得更加容易,人民的政治权利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

中国政治变革的阻力很大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政治变革的过程就是利益调整和价值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得利益者必然会想方设法地维护其既得利益,从而阻碍政治变革。一种政治体制的历史惰性,或者说对新政治体制的成长所产生的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这种体制中掌握政治权力和其他各种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者。当前,中国社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本来是在改革过程中形成和成长起来,但是,现在却成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如果不能克服这种阻力或者协调好其中的利益关系,就难以推进中国政治变革的进程。

中国政治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整体性,特别是由于政治改革涉及到政权机关及其相关人物,这也使得政治改革面临很大阻力。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但是中国既有体制具有深厚的根基,改革的难度非常之大。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在其传统阶段具有相当高度发展和自治的官僚结构,那么它自身这种结构的性质就决定了它在适应更广泛的参政情况时将面临着更多棘手的问题。”由于这种阻力的存在,中国政治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其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人治的状况也没有完全改变。

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阶层变迁及利益分化、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特定时期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政治变革的主要动力。当前,尽管从老百姓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来看,中国政治改革在基层社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从危机意识、改革共识和领导者的权威等几个方面看,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存在严重不足。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而且危机意识很强,这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重要动力。而现在,社会危机显然已经没有那么严重,社会危机意识也没有那么强烈了。并且,中国政治改革没有新的理论来进行支撑,没有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样的纲领性文件,也没有像邓小平“南巡讲话”一样的改革号角,特别是整个社会对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存在很大的分歧,关于政治改革的理论共识有待进一步增强。同时,改革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来推动,可是,正如郑永年教授所说,中国的强人政治时代已经过去,中央权威也出现了弱化。在这种局面下,改革只能循序渐进,稳健推进。

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对一个国家来说,只能是不幸;平静的政治变革才能真正引导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富裕。一方面,中国要避免翻天覆地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政治完全不变革,中国社会的活力也会消退。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政治改革要务实可行,逐步推进,而不可急于求成和草率从事。

(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本文发表于《联合早报》201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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