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忧愤”与“激荡”——元嘉士庶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的情感基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3 次 更新时间:2012-03-14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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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 (进入专栏)  

《文心雕龙•时序》说东晋虽“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士人身历去国的仓皇和流离的痛苦,眼见政局的动荡和国事的衰微,但这都无妨他们体气的平和与精神的超脱,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说东晋文人虽然看惯了杀戮、动乱,他们笔下的文章却日趋“和平”。可是入宋后士人的心境便失去了前辈的那份宽舒从容,“辞意”也不像前辈那样“夷泰”恬静。元嘉时期门第不论士庶之隔,仕途不论显晦之殊,诗人们心灵深处无一不“内怀忧惧”与愤懑⑴,他们的心境大多变得躁动不安,可以说“忧愤”与“激荡”成了这一历史时期诗歌的情感基调。本文将阐述元嘉时期诗歌这一情感基调的特质,并探询形成这一情感基调的深层动因。

东晋的衣冠士族“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在士人们看来“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 ⑵。他们身处政权的中枢却又全不以国事为意,“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人才显得超脱清远,而尽职徇务的人反而被嘲笑为“尘下俗气”⑶。《世说新语•简傲》中的两则记载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华宗贵族居官处事的态度: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世家子弟为什么如此“高迈不羁”和“简傲”放达呢?这是因为“居官”对士族来说是“平流进取”的结果,他们既无须努力也无须才华就可以“坐致公卿”,尤其是乌衣巷中王、谢这样显赫的世族,卿相之位好像天生就该属于他们。他们根本用不着为“居官”而奋斗焦虑,更用不着为保住乌纱帽而勤勉操劳,所以他们人在官场却宅心事外,身居要职却又恬淡闲散,人们常说东晋士大夫看起来“举体无常人事”⑷,甚至连谢安这样的人也“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⑸然而正是这些有“有高世之志”的士族左右着东晋的政局,王导被人视为 “江左管夷吾”,⑹《晋书•王敦传》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⑺王导的出处安危和健康状况也成了人们注目的中心,“顾司空未知名,诣王丞相。丞相小极,对之疲睡。顾思所以叩会之。因谓同坐曰:‘昔每闻元公道公协赞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⑻陈郡谢氏同样也身系国家的存亡,史家认为“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⑼他们俨然是拯国家于倾圮救黎民于水火的柱石,有一点“悠然远想”反而更能显出所谓“雅人深致”,甚至更能显出他们在政坛上的份量。⑽谢安本人就深谙此道,他举手投足总是那样镇定、从容而又矜持,让人觉得他的器量“足以镇安朝野”。⑾《世说新语•赏誉》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他们越“举体无常人事”,朝野就越怕他们“不豫人事”。⑿

入宋后原先为士族所鄙视的“老兵”“劲卒”成了南面之君,那些平日倨傲不恭的衣冠子弟不得不俯首称臣,这对王、谢这样的士族来说情何以堪!张溥在《谢康乐集题辞》中说:“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知下伾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中情实乖。……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倔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⒀对刘裕“低头执版”而深感屈辱的当然不只谢客一人。但以王、谢为代表的衣冠子弟在鼎祚既移之后,只得向这位“下伾徒步”低头“认命”:“高祖因宴集,谓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并撰辞欲盛称功德。弘率尔对曰:‘此所谓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⒁《宋书》卷五十二载史臣的评论说虽然“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但“前代名家,莫不望尘请职,负羁先路’”。⒂

尽管这些“望尘请职”的华宗望族满腹屈辱,但刘裕对他们的臣服并不领情,表面让他们位望清显而实际并无实权,在他身边“奋其鳞翼”的是那些“起处竖夫出于皂隶”的武夫。⒃由于目睹“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⒄,也由于自己“田舍公”出身的门第,刘裕及其子孙“常虑权移臣下”,⒅对世家望族一直心存戒备,谢安之孙谢澹佯醉对宋武帝刘裕说:“陛下用群臣,但须委屈顺者乃见贵,汲黯之徒无用也。”⒆王、谢等膏腴望族逐渐衰落,并日益被政坛边缘化,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十二说宋代“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之寒人。如……檀道济、朱龄石、沈田子、毛脩之、朱脩之、刘康祖、到彦之、沈庆之等之于宋,……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谢晦在谏刘裕不要亲自被甲上阵时说:“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晦死何有!”⒇的确,王氏中再也没有“江左管夷吾”,谢氏中再也没有“镇安朝野”的巨擘,世家望族成了政坛上可有可无的点缀和花环。谢氏中谢安孙谢混、从孙谢晦、从曾孙谢世基先后被杀,谢晦与谢世基被戮前的《临终连句》说:

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谢世基)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谢晦)(21)

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谁能料到“伟哉横海鳞”的谢家子孙会“翻为蝼蚁食”呢?这首连句诗也许可以视为士庶沉浮的象征。

谢晦《悲人道》诗中说:“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实难。哀人道之多险,伤人道之寡安。懿华宗之冠胄,固清流而远源,树文德于庭户,立操学于衡门。应积善之祐余,当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实招祸而作愆。”(22)华宗冠胄们此时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人道之多险”,王、谢子弟大都不像从前那样“任诞”和“简傲”了,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变得审慎、勤勉和“实际”,从超脱玄远的理想境界回到“人道之实难”的现实人间,从过去的极度放达一变而为现在的“恭谨过常”,(23)如谢弘微“举止必循礼度”,(24),王导孙王弘同样“造次必存法礼法”。(25)又如“生自华宗”的王家子弟有的不得不低调地“身安隐素”,史载“王微常住门屋一间,寻书好古,如此者十余年”。(26)再如谢瞻见弟谢晦“权遇已重”,门前“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便十分惊骇地对晦说:“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豫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并与谢晦“篱隔门庭”,忧心忡忡地说“吾不忍见此。”(27)乌衣子弟都害怕“不能保身”,所以人人“自求多福”,如谢瞻不断苦口婆心地给兄弟和子侄们传授“明哲保身”的方法:“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28)士人们为人开始强调“敦厚”、“素退”,为官则注重“抱义怀忠,竭尽智力” ,(29)史称王弘“博练治体,留心庶事,斟酌时宜,每存优允”。(30)谢晦为人虽然有些张扬,可为官却十分勤谨干练:“高祖尝讯囚,其旦刑狱参军有疾,札晦代之,于车中一览讯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狱系殷积,晦随问酬辩,曾无违谬。高祖奇之”。(31)

士族中的另一部分人则开始变得浮竞狂躁,全无祖父辈那种从容洒脱和潇洒镇定之风。王僧达为人之“轻险无行”史有明文,(32)他“自负才地,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尝答诏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33)王华与孔宁子等人“并有富贵之愿”,王华与刘湛每次“得官便拜”。(34)谢灵运是这类士人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的一个典型,《宋书》本传载谢灵运为人“褊激”、“横恣”,“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同书又称:

(灵运)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只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35)

王僧达、王华、孔宁子和谢灵运等人之所以立身浮竞、躁于名利,毫不掩饰地表现“富贵之愿”,赤裸裸地贪恋“权要”,急不可耐地要“参时政”,完全撕下父辈们那层“矜持谦退”的外衣,是因为以王、谢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已经开始被挤出了权力的中心,张狂、贪婪和躁动正表明他们对自身处境的焦虑不安。这与王弘、谢瞻等由前辈的放达变为“恭谨”,表现形式相反而其本质则相同,他们都朦胧地感觉到或明白地意识到自己被政权边缘化。当年谢安高卧东山要等“朝命屡降”和“缙绅敦逼”,朝野都怕他“不豫人事”,要几请几逼才肯出来“大济苍生”,(36)而他的后代们却每次“得官便拜”,因为朝廷不让“参权要”而愤愤不平,倒不是前辈天生就洒脱从容,后代天性就贪婪躁进,世易时移,士人们的人生境遇大不相同,他们各自的气度自然就判然有别。

“常怀愤愤”和牢骚“不平”是元嘉士人的心境,也是元嘉诗歌主要抒写的诗情——“忧愤”与“激荡”也就成了元嘉诗歌的情感基调。

先看看元嘉诗人中“达者”的吟咏。如果说傅亮“道路咏诗抚躬乾惕”(37),还只是“抚躬愧疲朽”的诚惶诚恐(38),谢庄《山夜忧》中“仰绝炎而缔愧,谢泪河而轸忧”,还只是对自己未来命运不可名状的隐忧,那么谢晦在兵败被收前《悲人道》中的“怨天而尤人”就完全是绝望哀嗥:“我闻之于昔诰,功弥高而身蹙。霍芒刺而幸免,卒倾宗而灭族。周叹贵于狱吏,终下蕃而靡鞠。虽明德之大贤,亦不免于残戮。”这些诗中的“忧愤”有的是来于诗人的某种预感,有的则是“死到临头”的沉哀,作者都曾“参权要”,每个人都进入了权力的核心,但傅亮、谢晦最终都被“残戮”,谢庄也曾投进大牢险些命丧黄泉。

谢灵运、谢惠连等属士族中另一类 “忧愤”者,张溥在《谢法曹集题辞》中说:“谢客四友,尤莫逆著,东海何长瑜,与从弟惠连。长瑜轻嘲僚佐,黜作流人,后殒风暴。阿连爱幸小吏,沦废下位,命亦不长。盖自康乐失志,知己寂寞,廷尉论刑,目为反叛,一二轻厚,宁免轻薄之诮?连即才悟无双,而荣华路绝,同时憔悴,亦物各以类乎?”(39)这些因各种原因导致“荣华路绝”的倒霉鬼,他们“忧愤”的当然不是傅亮、谢晦等人那种身居高层所常难免的“颠坠覆亡之祸”,(40)而是不得参与“时政”的痛苦愤恨,往好处说是不得施展抱负的牢骚不平。如谢惠连因禀性轻薄为人诟病,因行为放荡而“被徙废塞”,(41)这些遭遇可能致他长期心情压抑恼怒,他在《西陵阻风献康乐》一诗中说:“积愤成疢痗,无萱将如何。”他的《秋怀》诗是这种“积愤”的生动展露:

平生无志意,少小婴忧患。如何乘苦心,矧复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烂。萧瑟含风蝉,寥唳度云雁。寒商动清闺,孤灯暧幽幔。耿介繁虑积,展转长宵半。夷险难豫谋,倚伏昧前算……

身“婴忧患”又逢时值“秋宴”,屋外秋风萧瑟,室内孤灯幽暗,前路茫茫“夷险”难料,诗人心烦意乱以致“辗转长宵半”,难怪明谭元春在《古诗归》中说此诗“怨甚”了。

谢灵运也许要算华宗望族中“不遇”士人的代表,他诗歌中所抒发的怨愤牢骚说出了“荣华路绝”者的心声。他在抒情诗、山水诗和酬答诗中都或明或暗地发泄自己的苦闷愤懑和痛苦失望,史家记载他“常怀愤愤”,诗人白居易《读谢灵运诗》中也说:“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看来抒写怨愤郁闷是他创作最深沉的动力,也是他诗中最突出的诗情。他的《临终诗》凄绝沉痛:“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 张溥在《谢康乐集题辞》中指责灵运“涕泣非徐广,隐遁非陶潜,而徘徊去就,自残形骸。”(42)谢灵运在《长歌行》中曾感叹“亹亹衰期迫,靡靡壮志阑。”由于有“参权要”的雄心“壮志”,所以他羡慕从兄谢瞻“之子名扬”,惭愧自己“鄙夫忝官”(《答中书》),他从来就不想做为晋朝“涕泣”的徐广,也并不想去做“送龄丘壑”的陶潜。他在《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中说:“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东晋还没有灭亡就忙着称寄奴为“圣”,可见谢客想到的不是去当晋朝的忠臣,而是迫切想做新朝的权贵。新朝似乎从未体察他的一片忠心,也不看好他的治国“才能”,“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武帝和文帝两朝一直没有让他“参权要”,这才是他“常怀愤愤”的深层原因。史称灵运“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游”,(43)他那些“寻山陟岭”和“凿山浚湖”所得来的山水诗大都是负气的产物,如“羁苦孰云慰,观海藉朝风”(《行田登海口盘屿山》),“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入彭蠡湖口》),“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登池上楼》),“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道路忆山中》),诗中感情既孤寂凄楚,氛围也沉重凄厉,从诗情诗境中不难体会诗人“倔强新朝”的意味。

出身庶族的刘宋统治者既然打抑世家大族,寒门子弟是否能如颜延之所说的那样“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呢?(44)的确有不少“武夫皂隶”因军功位至卿相,傅亮以“布衣儒生侥幸际会”而位居宰辅,武帝病危时还成为顾命大臣,颜延之也以寒门官金紫光禄大夫。一方面由于新朝害怕“权移臣下”,一方面由于豪族日渐腐朽无能,从宋文帝开始实权已转到寒族手中,皇室觉得寒族“身卑位薄”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加以他们处事干练而又顺从,将实权交给寒族比较放心,这使得寒族巢尚之、戴法兴等人“执权日久,威行内外”。沈约在《宋书•恩幸传》中分析寒族得势原因说:“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幸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45)《南齐书•幸臣传》也说:“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帝以来,士庶杂遝,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又用鲁郡巢尚之,江夏王义恭以为非选。帝遣尚书二十余牒,宣敕论辩,义恭乃叹曰:‘人主诚知人。’”(46)像中书侍郎、中书舍人这样的官职过去一律都由士族名流出任,宋文帝开始便士庶杂选,如“孤门贱生”鲍照就曾在宋孝武帝朝任中书舍人。这大大刺激了寒士从政的热情,也激起了他们干世的雄心。可是刘宋王朝仍要仰仗世族的声望来维持政权,清显的职位还是得留给世家子弟,而士族为了保住既得的地位和利益,为了挽救日渐衰微的宗风与势力,有意高自标置,处处以门第自矜,表面看来士庶之隔的门槛比过去更为高峻,寒门子弟入仕的道路仍旧艰难。鲍照《赠傅都曹别》一诗中就感叹道:“短翮不能翔,徘徊烟雾里。”当时的寒俊很少有人能直冲云霄,大多数只好“徘徊烟雾里”,这使寒俊之士愤怒而又无奈。元嘉前后寒士的人生际遇相当微妙:既给他们带来希望,又使他们十分失望;既使他们欢欣鼓舞,又让他们垂头丧气,因而元嘉寒士诗歌的情感基调也以“忧愤”和“激荡”为主,只是他们“忧愤”的对象和“激荡”的原因与士族诗人不同罢了。鲍照是寒俊之士的代言人,他的诗歌抒写了寒士的希望与失望,表达了他们的痛苦与忧伤。

鲍照年青时气冲牛斗,立志做展翅云天的鸿鹄而不做俯仰随人的燕雀,第一次干谒临川王刘义庆就受到冷遇后毫不气馁,不顾他人劝阻决心再次“贡诗言志”:

(照)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寻迁为国侍郎,甚见知赏。

他决不甘于贫贱,更耻于平庸,害怕“终日碌碌”,更不愿“与燕雀相随”。他的《飞蛾赋》就是这一情怀的艺术再现:

仙鼠伺暗,飞蛾候明,均灵舛化,诡欲齐生。观齐生而欲诡,各会往以凭方。凌燋烟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拔身幽草下,毕命在此堂。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

“飞蛾”只要能“拔身幽草下”,不惜“毕命在此堂”,只要能“轻死以邀得”,即使“糜烂”又何妨?同样,诗人自己也宁可再次俯身干谒,而不愿就此“沉没而不闻”;宁可拼死一搏做人间“大丈夫”,也决不“遂蕴智能”而“使兰艾不辨”。

为了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临川好文,明远自耻燕雀,贡诗言志。文帝惊才,又自贬下就之。相时投主,善用其长,非祢正平杨德祖流也”。(47)他的志向不可谓不大,意志不可谓不强,才华不可谓不高,然而在那个仍旧以门第取人的时代,绝不是志大才高就可以成为“鸿鹄”的,最终他还是沉沦下僚穷愁潦倒,不得不与自己讨厌的“燕雀”为伍,不得不在强大的士族势力面前承认“人生亦有命”(《拟行路难十八首》),他在《瓜步山楬文》绝望地叹道:“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他们在《拟行路难十八首》之六中对门阀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君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元嘉前后特有的社会氛围,士人面临奇异的人生际遇,士、庶双方都愤愤不已,牢骚不平,因而“忧愤”与“激荡”成了元嘉诗歌最突出的情感基调。

注释:

⑴ ⒁ ⒂ ⒃ ⒄ ⒅ ⒇ (21)(22)(25)(26)(27)(29)(30)(31)(32)(34)(35)(40)(41)(43(45)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39、1313、1507、1441—1442、60、2173、1347、1361、1359、1322、1670、1557、1322、1317、1347、1958、1677、1753、1338、1524、1753、2302页。

⑵ 应詹:《上疏陈便宜》,《全晋文》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61页。

⑶ ⑺ ⑼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92、2554、2090、

⑷ ⑸ ⑹ ⑻ ⑽ ⑾ ⑿ (36) 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2、784、97、95、111、369、477、477页。

⒀(37)(39)(42)(47)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166、181、169、176页。

⒆ (23)(24)(28)(33)(44)(46) 李延寿:《南史•谢晦传》,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27、551、551、526、573、881、972页。

(38) 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9页。

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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