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是文学的重要社会功能。这在先秦就受到了士人的关注，“《诗》可以群”的提出就是代表。其实书信、辞赋在古代士人生活中，其社会功能也非常突出，诗可以群，书和赋也可以群，共同构成了古代士人“以文会友”的三种范式。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士人“以文会友”三种范式的确立是在东汉。因为此时诗歌、书信、辞赋才成为“以文会友”中“文”的三大文体，通过士人以创作诗歌、书信、辞赋会友的实践，“诗可以群”“书可以群”“赋可以群”作为“以文会友”的三种范式，也获得了确立。
诗可以群
“诗可以群”主要指士人借作诗来交友。这既与先秦士人的“以文会友”有关，也与孔子的“《诗》可以群”相连。“《诗》可以群”是用《诗》交友，“诗可以群”是作诗交友，经过了从用《诗》到作诗的转变。
先秦时期，“《诗》可以群”是士人“以文会友”的代表形式。《左传》中记载的春秋诸侯会盟时的赋《诗》、引《诗》等，可视为其典型。《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文心雕龙·明诗》也曰：“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揭示了春秋士人“《诗》可以群”的用《诗》特征和《诗》的“群”的社会功能。西汉时期，士人继承了先秦士人的传统，关注的是《诗》的教化功能，四家诗各派间的《诗》学交流，就是如此。
东汉时期，因士人“以文会友”的发展，“《诗》可以群”发生了向“诗可以群”的转向，其表现就是赠答诗的出现和成熟。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赠答诗孕育于先秦的赠言和《诗经》中的赠诗，尽管现传有西汉苏武和李陵的赠答诗，但其真伪仍有争议，故文献记载最早可考的赠答诗则为东汉的《客示桓麟诗》和桓麟的《答客诗》。后又出现了朱穆、秦嘉、徐淑、蔡邕、刘桢、徐干等人的赠答诗作，今存50余首。赠者、答者在创作的赠诗与答诗的往来中相“会”，实现了交流的目的。在“会”中赠诗和答诗成为“以文会友”中“文”的主体，促成了“《诗》可以群”向“诗可以群”的转变。受此影响，又派生出了士人宴集、游览时的同题与唱和等诗作，充实了诗的“群”的内容，赋予了其更丰富的社会功能。如秦嘉的《赠妇诗》和徐淑的《答秦嘉诗》，他们分别以赠诗与答诗，完成了双方心与心的交会。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云：“秦嘉夫妇往还曲折，具载诗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非他托兴可以比肩。”东汉其他士人的赠答与唱和诗，如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二云“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曹植《赠徐干》曰“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等，也是其交友的载体。正如梅家玲所说：这些赠答诗“为人际间沟通往还的模式另启新页”。诗成为士人彼此联系情感、增进关系的重要方式，“诗可以群”作为“以文会友”的一种范式也得以确立。
可见，东汉士人经过作诗交友的实践，“诗可以群”取代了先秦和西汉士人“以文会友”中的“《诗》可以群”，完成了从“《诗》可以群”向“诗可以群”的转变。
书可以群
书信在古代又称书牍文、尺牍文。其作为士人交流的工具在先秦就出现了，只是内容多关涉军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秦和西汉随着士人交友的发展，书信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公共事务，有关士人日常生活交流也会以书信来达成。司马迁《报任安书》、刘歆《与扬雄书从取方言》等，就是典型。不过，此时书信仍然是以传递国家事务为主，体式和类型也相对单一。
东汉时期，随着士人交友的扩大，书信在“以文会友”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士人日常情志作为书信的内容，愈益普遍。另一方面，出现了《文心雕龙·书记》中所说的记、笺等新的书信形式，以及荐举书、家书等新的类型。士人借书信，或交流看法，或征求意见，或讨论问题，或相互问候，或表达情志，或倾诉衷肠等，书的“群”的职能不仅得到了拓展，而且笺、记等新的书信形式也趋于完备。东汉士人书信现存约270余篇，内容广泛，涉及了政治、文化，乃至亲情、友情、爱情、日常饮食等士人生活中公私事务的方方面面，打破了时空、内容的限制。如书写夫妻相思之情的秦嘉的《与妻书》与徐淑的《答夫秦嘉书》，表达深挚友情的延笃的《与张奂书》与马融的《与窦伯向书》，描写论学之乐的窦章的《移书劝葛龚》与葛龚的《答窦章书》，交流文学观点的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和杨修的《答临淄侯笺》等，莫不如此。正是基于士人的大量实践，“书可以群”作为“以文会友”中的一种范式，走向了独立。
所以，东汉士人的“以文会友”，有不少是靠彼此写给对方的书信来完成的。此时书信在士人交友中，作为士人“文”的主要文体，承担了“群”的社会功能，标志着士人“以文会友”中“书可以群”的定型。
赋可以群
士人“以文会友”中的“赋可以群”，也可追溯至先秦。战国后期楚襄王率宋玉等游兰台之宫，宋玉借作赋以寄讽喻之意，就蕴含有“赋可以群”的色彩。西汉藩国诸侯王和朝廷帝王也常召集士人举行辞赋创作活动，又使该传统得到了继承发展。这在以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为首的藩国士人集团和以武帝、宣帝等为首的朝廷士人集团举行的辞赋创作活动中，均有体现。与先秦相比，此时士人以作赋会友中赋的“群”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增强。因为，这些藩王、帝王多是喜爱辞赋者，那些士人也多擅长作赋，共同的辞赋爱好促使他们会集一起，时常集会进行辞赋创作。他们在作赋中交流，在交流中作赋，辞赋自然成为“以文会友”中“文”的文体。“赋可以群”作为“以文会友”中的一种范式有了明显发展，只不过赋的“群”的社会功能还相对单一。
东汉时期，士人在继承前代以作赋会友传统的同时，又赋予了辞赋更多的“群”的社会功能，使其具有了与“诗可以群”“书可以群”相比肩的地位。据统计，该期士人宴集创作与同题创作的辞赋现存不少于132篇。从明帝诏贾逵、班固、傅毅等同作《神雀赋》，到灵帝的“开鸿都之赋”，再到建安诸子的应命、唱和之赋等士人以作赋会友的实践，赋的“群”的社会价值日趋凸显。此外，地方行政长官的私下集会、士人家庭成员的游览登台等活动中的辞赋创作实践，又拓展了以作赋会友中赋的“群”的社会功能。如《后汉书》记载章陵太守黄射宴会宾客时，让祢衡即兴创作的《鹦鹉赋》；《三国志》载邺城的铜爵台新成时，曹操命诸子创作的《登台赋》等，就是明证。可见，东汉士人创作的辞赋，既是士人日常交友的桥梁，也是其寻找知己、切磋技艺、施展创作才能、提高辞赋素养的手段。这是对前代士人以作赋会友的发展，使士人“以文会友”中“赋可以群”进入了成熟阶段。
总之，东汉士人经过不断的“以文会友”实践，“文”的内涵实现了从文化学术，到兼指诗歌、书信、辞赋等作品的发展，目的也从对文化学术社会功能的重视转向了对诗歌、书信、辞赋三大文体社会功能的关注，“以文会友”成为作诗交友、借书信会友、以作赋会友的综合体。士人在彼此交往中，通过作诗赠答、书信往来、同题作赋等形式，奠定了我国古代士人“以文会友”中“文”以诗歌、书信、辞赋等作品为主的新格局，使“以文会友”中“诗可以群”“书可以群”“赋可以群”的三种范式获得了确立。这不仅成为古代士人构建和谐融洽关系的重要方式，而且为以后士人的“以文会友”提供了遵循，有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作者：张振龙，系信阳师范大学教授）
先秦文学的图像阐释与视觉传播
作者：罗建新《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2日 13版）
先秦时期诞生的《诗经》《楚辞》《尚书》《春秋》《论语》《孟子》《庄子》等典籍，以其宏阔深邃之蕴含，奠定中国文学的基石。千百年来，世人多借助传、笺、注、疏等文字文本探寻其奥义，却忽略图像这一与之并行不悖、交相辉映的传承路径。实际上，先秦文学的演进历程中，衍生过蔚为壮观的图像谱系，构成中华文明视觉表达的重要载体。深入探究先秦文学如何被“描绘”与“观看”，剖析图像如何拓展并重塑其意义，对于全面理解中国文学的多元形态、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
文学与图像的结缘，根植于中华文明初萌时期的“观物取象”思维。上古“左图右史”传统，揭示出“文图一体”的共生语境。这种共生首先体现为文本的图像化生成：无论是“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的传说，还是关于《山海经》“据图立说”的推断，皆表明图像曾是先民整合经验、传达认知的重要媒介。部分先秦文学作品更是直接孕生于图像场域，形成图像先导的创作模式。如王逸所述，屈原《天问》乃“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因书其壁，呵而问之”，堪称因图制文的杰作。推而广之，《诗经·大雅》中《大明》《皇矣》等篇所展现的画面感与仪式指向，很可能源于诗人在宗庙壁画前的“图赞”实践。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图像与仪式、口头讲诵相互融合，共同构成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原初现场，为后世“看图讲诵”的文艺形态奠定基础。
正是植根于文图共生传统，先秦文学的图像阐释在思想转型、审美变迁与技术革新等的推动下，呈现出脉络清晰的演进历程。先秦至汉代是“萌发生成期”，图像与文学共同服务于礼乐教化体系，承担强化伦理秩序的宣教功能。此期图像开始大规模、模式化地转译文学叙事，如汉画像中反复出现“孔子见老子”“荆轲刺秦王”等场景，即为典型体现。魏晋至宋代进入“生发完善期”，随着纸张普及与士人阶层参与绘画创作，“诗画交融”成为核心美学追求。宋代马和之《毛诗图》以简淡笔触诠释《诗经》意旨，李公麟以白描重塑《九歌》神祇，标志着对文学内蕴进行自觉视觉转化的成熟。元至明中后期步入“范式塑形期”，雕版印刷术的普及推动图像阐释走向模式化。元刊“全相平话”确立上图下文模式，以及明代戏曲小说插图繁荣，共同促使图像阐释走向商业化、大众化与程式化，确立稳定的图文出版样式。明末至近现代则可称为“延展再生期”。西洋画法的传入带来透视、明暗等新视觉语言；同时，图像与市民文化、商品经济融合，其功能不再限于经典阐释，而是渗透日常生活，如《诗经》图样应用于工艺美术纹饰，实现从教化工具到生活美学的转型。
历经两千年的创造性转化，先秦文学的图像阐释凝结为三种互相关联又各有侧重的模式，构建庞大的视觉阐释体系。
其一为对先秦文学文本的视觉图解。此模式旨在将文字转化为图像，可分为两类：一是追求“形似”的知识性图谱，如从唐程修己《毛诗草木虫鱼图》，到宋杨甲《毛诗正变指南图》《春秋笔削发微图》、元朱公迁《诗经大全图》，至明钟惺《诗经图史合考》、清焦循《群经宫室图》、江永《乡党图考》等，多以写实笔法呈现名物制度，实现文图互鉴，使先秦文学之意涵直观可感。二是追求“神似”的艺术性造境，或通篇取意，如明萧云从《离骚全图》、清《御笔诗经全图书画合璧》等，或撷取片段，如东汉刘褒《云汉图》《北风图》、元钱选《西旅献獒图》、清任颐《老子授经图》等。后世更围绕《豳风》《九歌》《庄子》等形成“图像群”，如对《庄子·秋水》的演绎，产生李唐《濠梁秋水图》、仇英《南华秋水图》、方证《濠梁逸趣》、兰香女史《濠梁香鱼》等作品，将抽象的哲学对话转化为可游可居的山水情境，并融入画家个人体悟与时代精神。
其二为先秦文学主体的形貌事迹图像。这类图像多超越肖像写生，是对先贤的综合性视觉建构。艺术家取材于文本、史籍与传说，攫取先贤形貌特征、性格爱好、行为事迹等，在特定时代精神驱动下进行创作。从汉画中的周公、老子、孔子及“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等，到魏晋王廙《孔子十弟子图》、唐吴道子《孔子行教像》、宋李唐《采薇图》《晋文公复国图》、元赵孟頫《孔子燕居图》、明戴进《渭滨垂钓图》、清任颐《洗耳图》，再到体系化的《孔子圣迹图》《孟子圣迹图》，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诉求与文人情怀被不断投射其中。其核心功能在于“鉴善劝恶，耸人观听”，通过视觉化的“偶像”塑造，实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教化目的。
其三为基于先秦文学衍生文化故事的视觉叙事。此模式最具活力，体现文学经典在传播中不断被赋予“当代性”的衍生能力。图像成为连接古老文本与历代现实生活的视觉桥梁。如《诗经》图像拓展至社会礼俗领域：谢时臣《鹿鸣嘉宴图》脱离《小雅·鹿鸣》本意，转而描绘文士雅集场景，《鹿鸣燕会图》《柏舟图》《豳风八图》等被用于庆贺登科、颂扬贞节等礼仪生活；出于对屈原的纪念与对“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风尚之追慕，催生《龙舟竞渡图》《端阳即景图》《饮酒读骚图》等作品。图像由此衍生出社交媒介、民俗记忆等新功能，使先秦文学在不同时代持续焕发新的生命力。
此种生命力的延续，得益于先秦文学图像多层次、跨领域的传播网络。其视觉媒介几乎覆盖所有艺术门类：从早期的帛画、壁画、画像石/砖，到后来的卷轴、册页、书籍版画，乃至器物与建筑上的立体装饰，共同构成丰富多元的载体系统。创作与传播主体同样涵盖广泛：帝王敕命绘制以昭示正统，文人士大夫借图像寄托情怀，民间画工则批量创作以满足世俗需求，甚至形成跨文化的视觉传递。由此，一张自上而下、融雅入俗、跨越疆域的视觉传播网络逐步建立，使得先秦文学得以通过图像持续激活、代代流传。
该网络在传播中承担多重文化功能。首先，作为跨越时空的视觉知识图谱，它将先秦文学中的抽象哲理与古奥名物转化为直观形象，构建可视化的认知体系。如《春秋世本图谱》梳理世系，《楚辞香草图》图解《楚辞》名物，皆以图像降低理解门槛，使微言大义可触可感。其次，作为意识形态的视觉教化载体，圣贤图像如同无声教科书，承载并传递源自先秦文学的价值观念。从汉代为确立儒家正统绘制孔子及弟子像，到明清以“圣迹图”强化道统叙事；从文人借《屈子行吟图》《庄周梦蝶图》寄托哲思，到民间在《龙舟竞渡图》中寄托情感，图像以视觉叙事凝聚共识，绘制出民族精神图谱。最后，作为经典意义再生产的视觉媒介，图像让先秦文学走出书斋，嵌入岁时节庆、人际交往与日常器用。从先秦“看图讲诵”的仪式传播，到明清将《诗经》图像用于社交礼赠，视觉成为文学融入生活、参与文化建构的重要方式，使文明血脉在日用常行中延续。
先秦文学的图像阐释历程，可谓跨越千年的“可视史诗”。它表明，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文学元典，其传承从未局限于文字一维；图像是与文字同等重要、并行不悖的“第二文本”。从庙堂壁画的宏大叙事，到文人笔端的哲学意境，再到市井器用的生活图景，图像以其直观、多义与包容的特性，构建出庞大精妙的先秦文学视觉阐释体系。该体系的生命力，正体现在动态、多元的传播过程中。从上古“文图一体”的共生原境，到后世绵延不绝的“图像群”；从早期礼教宣导的视觉转译，到明清以降深入日常的视觉应用，阐释与传播始终相互交织。每一次视觉化尝试，都是对先秦文学的再理解与再激活；每一次跨媒介、跨阶层、跨疆域的传播，又不断拓展着阐释的边界与意义。二者共同构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使先秦文学得以超越时空，持续参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建构与精神塑造。
（作者：罗建新，系西华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