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早:我拒绝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8360 次 更新时间:2024-02-01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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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启早  


编者按:周启早,1985年生,湖南怀化人,中国打工诗歌领域代表诗人。周启早19岁南下深圳打工,业余一直坚持诗歌创作,其中《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流传甚广,相继被翻译成英意德三种文字。流转于中国大地各处的工厂,周围打工工人与他亲身见证的痛苦,是点燃周启早诗歌灵魂的火焰。作为一颗拒绝被一圈一圈按下去、“妄想”跳出的螺丝,他用自己的笔发出哪怕微弱的声音,拒绝像动物一样生存,拒绝做时代的俘虏——这些诗歌是周启早灵魂的产物,也是彼时工人们内心的证词。


访谈人:吴思怡 扈迪 蔡翔 等。下文简称“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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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情能力不能换钱,却让我对痛苦感同身受


学人:聊聊你的童年吧?什么时候和诗歌、文学或者说文字第一次触电?


周启早:我1985年出生在湖南省怀化市铜湾镇麻溪江村。这是一个湘西村落,兼具了《边城》所描绘的民风中的淳朴灵秀与长年任侠悍匪滋养出的刚烈之气。遗憾的是,村里没有一家书店,等我听说镇上有一家新华书店的时候,那家书店也早毁于一场大火。所以,在17岁之前,除了课本之外,没有读过任何课外书。


周启早


我真正与文字结缘是在2002年,我在中方县第一中学读高二期间。某个周末,我在怀化的一家书店不经意买下一本《红楼梦》。这可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和人生轨迹。《红楼梦》是我的文学启蒙书,也是迄今为止我读过次数最多的一本书。此后,我便一直向往如同曹雪芹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赶集


我小小的村庄麻溪江

离铜湾镇约三里

人们约定成俗

每逢四九(农历)赶一次集


我古老的祖先

曾经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以货易货  繁衍生息


十里八乡人潮涌动

讨价还价不绝于耳

沅江浩浩荡荡

乡音犹如溪流潺潺皆汇于此


我爱屠夫的市侩

更爱小贩的斤斤计较


学人:后来这个梦想进展得顺利吗?


周启早:并没有按部就班。我原本学习很好,在镇里的初中从来没考过第二名,语文作文经常被拿来当范文,被树立为“正面典型”,在村民眼里就是应该去念大学的料。


只是,正是在高二这年,我罹患重度抑郁症,还差一个多月期末考试,我便卷铺盖退学了。好在,退学的日子并没有让我对写作打退堂鼓。相反,那段时间在我的世界里,没有比成为一名作家更迫切的事情。糟糕的是,我的字写得很难看,怎么办呢?先练好字,不然编辑压根儿就不会看我的文章,于是我开始抄佛经,练字的同时也可以缓解我的抑郁。


在母亲的劝说下,第二学期,我转入中方县第二中学,离家约1.5公里,步行最多15分钟。从此,我再也没有听过一堂完整的课。就这样,一年半很快就过去了,字是愈发写得好看了,可是我的高中会考有好几门功课挂红灯,母亲交了几百块钱请人帮我补考,才拿到高中毕业证。所以,尽管写下诸多批判高考与教育制度的诗歌,但其实我并没有参加过高考。



高考


是一考定终身

还是终身止一考

一棵树

哪里容得下这么多冤魂



学人:这种自幼体弱多病的经历,对你后期的写作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周启早: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磨炼出了文字锤炼所需要的共情能力吧。我常年流鼻血,却不知道病因。父母在外打工,我和奶奶留守在家。农村人也不懂,奶奶是赤脚医生,就随便吃点药,打点针。而且我觉着我善良、敏感、脆弱,能轻易进入别人的,甚至动物的灵魂。奶奶杀鸭子,我看着刀抹在鸭脖子上,摸着自己脖子也火辣辣地疼。这份共情能力也让我在之后《女工阿燕》中对流水线上女工的疼痛感同身受,能够写下“我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等离岗证/等啊等啊等/等到裤子开了花/等啊等啊等/等到凳子结了果/等啊等啊等/等到我殷红的子宫/仿佛熟透的烂苹果/耐不住地球的诱惑/就要坠落”这样的句子。


然而,共情能力在当时换不成钱,也加不了分。在农村,考试分数不高就没有出路。成绩不好,身体不好,家里没钱,难以负担继续进修的学费。务农也是难以养活一大家子的,一年忙活下来所获无几,远远赶不上外出打工的收入。我甚至开始产生幻觉,梦游,甚至差点无意识伤害到家人。于是,我便卷铺盖离开了学校。


不过,我依然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当时我们那十六、七岁就出门打工的年轻人有很多,除了打工,那群青壮年都没有别的选择。我嘛,其实还想过要当作家……这份美好的愿望。


二、我要反抗,哪怕只有一点声音


学人:讲讲你出来打工的故事吧?


周启早:十九岁那年,我跟着叔叔来到深圳。叔叔想让我学门手艺,送我去一家理发店。入职第一天,我的头发被剪碎,根根竖着成了刺头,还染成了黄色,于是变成黄毛刺头。后来我的诗句“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被染成各种颜色”就是根据这段经历而写成。只是那时候我尽管已经在尝试写作,却根本写不出这样的句子。


写不出怎么办?那就抄吧。刚开始当然很想写些好东西,但我明白这急不得,就一直抄写诗文。我在打工之余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学习,一点一滴增加底子。我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带在身上,但店里喧闹的音乐和人声根本让人静不下心来。而且,由于理发店老板是湛江人,教学也是用湛江话,我根本听不懂,还觉着自己被歧视,便哭着和叔叔说不想去了。


2004年11月16日,在叔叔的安排下,我进了华粤五金(深圳)有限公司,成为车间的一名工人,给锁头打包装。一去就皮肤过敏,全身都是疙瘩。因为这事我还去打了几天吊针(笑),一个一心来挣钱的人,钱没进到手却先撒出去了,想想挺惨的。事实上,厂里很多工人所接触油漆的刺激性比我接触的强很多,但他们看起来没什么事。看着他们忍耐燃料的“腐蚀”我心生感慨:有时身体会逐渐适应这个环境,平时做不了的事,似乎在逼迫下就能做了。在那里我好像没有生活只有生存,我感到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活命。


对了,我在打工生涯中受过一次工伤,那天看着被割伤的手指止不住地流血,我忍不住哭了。我去医院的时候身上没钱,也没人陪我去,因为没钱交治疗费,院方不愿意给我缝针。后来我妈知道我出事了,拿钱托叔叔带到医院,医生才给我缝了那五针。最让我痛心的是,我向上级报工伤费用时,来自香港的经理不大愿意让我报成工伤,我写工伤申请书写了很多次才得以通过。后来2008年金融危机公司裁员把我裁掉了,那笔医药费是我在离开那家工厂时才拿到的。


在这里,每天工作11个半小时,只有周末晚上不用加班,有两个半小时可以休息。底薪499.38元,时薪2.87元,加班4.305元,礼拜六双倍,礼拜天1.5倍。刚进厂很不适应,每天累得半死,除了工作,只想睡觉,每天早上都在闹铃声中醒来,每天晚上头一挨枕头就瞌睡连天。


这些经历为后来《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等工业题材诗歌中所着重表现的反抗情绪奠定了基础。我之所以在诗作的语言表达上采取激进的态度,是觉得社会主流价值观描述的世界,和我所处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那些尊重和温暖,我很难看见。我尤其讨厌有些工厂的制度,非常不人性化。大家常用的“压榨、剥削”都不足以去形容当时那种“残忍、冷血”给我的感受。可能只有到工厂那种特定的环境,才能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痛。每天都是上班吃饭睡觉,这样的我基本没有闲暇时间。而在这种一个星期只能休息五个小时的工作里,我只能拿到很少的钱。当时工作一个小时我只能拿两块八毛七,并且挣来的钱也只够在逼仄空间里做日复一日生存的重复。在这样节奏快,“战线长”又贫苦的生活里,我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但我不能。我知道我不能做这样无谓的牺牲,我要反抗,喊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只有一点声音。


说回那一段日子。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刻板、格式化的生活。被安排,又是被安排!我感觉自己一直像木偶一样被操纵。啥时候是个头啊?


学人:有没有尝试过自己找喜欢的、能够发挥你的写作才能的工作?


周启早:有啊。我自己去职业中介找工作,但这依然没有办法让我掌控自己的人生。黑中介骗去了我120元培训费。我意识到被骗后,为了拿回30元退费,减少损失,又给黑中介写下《保证书》。之后,我去比亚迪生产线上做电池,但听说这种活儿干久了影响生育能力,于是做了二十多天就离职了。


学人:对于你做过的这几份工,有没有总结过它们的相同点?


周启早:两个字——压抑。当时的我觉得去厂里工作的自己像被抓的壮丁一样,是这个时代的俘虏。唯一能带给我慰藉的依然是文字。我再次尝试写作,不过压根就写不出东西。直到25岁之前,除了在QQ空间里写日记,我是不写作的。因为准备不够,就像盖房子没材料,文学方面的底蕴不够。于是我逼着自己疯狂地购买书籍,看不懂就抄,抄《宋词》《元曲》《新诗鉴赏辞典》,也抄佛经。我每天踩着钟点去上班,跑在最前面打卡下班,跑步去饭堂打饭,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回宿舍读书抄书。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我从来没用来睡过午觉。晚饭一个小时,我也舍不得浪费。晚上九点半下班,不到凌晨我不休息,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抄书上。那个时候,我坐在叔叔送我上班的车上,一遍遍大声朗读《古文观止》,还觉得一切都很有希望,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觉得写作的功用在于能够改变个人命运。


学人:什么时候最终开始动笔写作?


周启早:2010年。我偷偷给喜欢的女孩写情诗,开始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一方面,因为我对喜欢的人说不出爱,便时常付诸笔端,所以情诗写的多些。哈哈,不是有句话说,“恋爱时,傻子也会写情诗”,有时想想做个傻子诗人也挺好的。另一方面,毕竟好多诗人也是从写情诗上道的,所以我当时的梦想就是以一首情诗为自己的代表作而被人所知。


小心眼


我的心眼很小很小

小得像针尖

只允许你从我的针眼里穿过


不过我还是对爱情抱有幻想了。我遇到的“爱情”结局并不像我的情诗本身那么甜美。一个电话终结了我持续两年多的工厂抄书生涯。一个跟我同样喜欢《红楼梦》的女孩邀请我远赴河北共谋生路。只不过在我赴约之后才发现,预期中那小说般的患难与共、白手起家,最终证明只不过是一场传销骗局。


学人:后来怎么样了?


周启早:逃出窝点之后,我继续在和文字打交道的路程上磕磕碰碰着。朋友为了帮我找文字工作,给我做了假简历,让我找到了一个给家具厂写宣传文案的机会。我不喜欢这样,便在工作第三天主动和老板坦白自己没有相关工作经历,离开了公司。


三、工人:被摆放在祭台上的赤贫肉身


学人:开始写情诗后,是什么让你继续坚持诗歌创作?


周启早:情诗的写作持续了整整三年,我觉着终归难逃模仿前人之嫌,除了少数几首,大多不满意。不过,201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我很是触动,为我后来的诗歌写作转向埋下了伏笔。


当时我在给工厂做保安,第一天上班,队长就叫我们去抬一位女工。她因为厂房搬迁之后,没给补偿费却被强制辞退了,一直坐着等赔偿,不愿离开。那个女人在被抬着走的半路中摔下来了,我看到她这样就哭了,我绝望于帮不了她。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绝望的眼神和她的哭泣。后来我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她,也是为那些被侮辱和损害利益的女工发声。甚至有些厂房还给女工发避孕药来抑制生理周期,这对她们造成生理伤害是显而易见的。我感到压抑和痛苦。因为有时很难感觉到管理我们的是人,感觉他们是在对付你,而不是对待。此时,写诗便成了我抗争的一种手段,即“对这个世界说不”。像那些忍受不了而跳楼的人,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对这个世界说不,这是他们最后的抗争和悲鸣。我认为,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就会想表达,隐忍并不是我的选择。并且我写诗也是一种记录,也是彼时工人内心的证词。


学人:这之后的写作道路也就开始有了转折吧?


周启早:对,出现在2013年。我那时原本想给富士康的内部刊物《鸿桥》投稿,但发现杂志内容都是给郭台铭歌功颂德。后来我去了富士康流水线,测试手机机台。2010年富士康十三连跳的新闻让大家多多少少看见了“流水线工人”这个群体。这之后,富士康流水线多了个人性化的规定,就是两个小时的工作中间要给工人留10分钟的休息时间。但这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更多时候,流水线转得太快了,工人需要不断地伸手把产线上的手机机台捡出来,堆在手边等着之后进行一个个检测,因此,10分钟的休息时间只能被用来赶工,我甚至失去了上厕所的自由。


不过,因缘凑巧,我正好遇见了清湖社区学堂(注:一家位于富士康周边的劳工服务机构)的大学生义工,在他们的鼓励和引导下,我如虎添翼,开始创作打工诗歌。富士康半封闭军事化的管理,高强度的劳作,使我只能进行碎片化创作,上班的时候想到一首诗歌,等下班的时候全忘了,纵然记住,也是片断。痛苦激发了我的灵感,我迎来了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写出了不少自己满意的诗歌。在学堂的“演讲与口才”课上,我给大家朗诵自己的诗歌;我又给《清湖学堂》杂志投稿,第一次看见自己的诗歌被印成铅字。


这一下我就更来劲啦,工作之余经常思索如何写好诗歌,每到周末便去义工书屋借阅书籍,阅读丰富了我的视野。这期间,我开始接触苏联文学和马克思的著作,对自己的工人身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虽然没有把《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完,但流水线上的疲惫和生存线上的挣扎让我颇有悟性。在《剩余价值》这首诗中,我写道:“我们的剩余价值/就是把自己赤贫的肉身/摆放在祭台上/供一部分人大快朵颐。”


学人:书写打工者处境的那几首诗歌,是在什么背景下完成的?


周启早:我当时看来,打工者是进退两难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哪里都有苦难,只是多少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有十余年打工的经历,对打工人群的生活,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稍感性的人读我的诗,或许会因为诗中的待遇不公又残忍而后背发凉,但我想说的是,旁观者尚是如此,那么真正身处于水深火热的人呢?我察觉到了这样的不公,那么为工人发声,便是我的想法。打工不易,而不当工人回农村的话,做个小商小贩有被驱逐的可能,农村的地皮也在被资本家开发,集中起来做一些产业。不仅有资本的诱惑,农民有时也受到权力的压制。在一些不繁华的地区,只有接受拆迁和转卖地皮的条件,“钉子户”的抗争是很难到底的。并且补足房产之后,原来所赖以为生的土地已经没有了,经济收入也在下降,“更好地生活”变得遥遥无期。但是这种现象的普遍,并不代表这是对的,是应该的,我想让这些诗作拥有警醒的力量。


四、不愿意成为工厂制度的殉葬品


学人:你的诗是在记述和表达苦难。这般苦难对工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周启早:对他们的影响不仅是身体的苦难,更是心灵上的。除开用“剥削”这个词来说,他们会受到各种形式和理由的剥削。首先是工作时间长,大脑得不到充足的休息,人的精神状态不佳,容易出现突发事故。并且因为公司给的工资很少,租房、吃饭成本也很高,他们挣到的收入只能维持你继续被资方剥削。对于这动物般的活法,有的承受不住就跳楼了,主动地切断了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他们不愿意成为附庸,不愿意成为这种工厂制度的殉葬品,而选择做这样的抗争,尽管作用不是那么大。而另外一些人渐渐麻木了,他们接受了自己的定位,接受了这样的制度。有时麻木的人不会那么痛苦,因为他们对这样的工厂制度洞若观火,也视若无睹。除了生活艰难,逐渐麻木,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工人之间甚至缺少基本的信任。工厂制度把工人与人际交往隔离起来,让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强的纽带。制度里有各种方式让每个人成为单个的人,比如不让熟识的两个人同寝,隔开他们的工位、用白班和夜班将有联系的人一步一步分开。在这种情况下,身心受伤,似乎是工人的“标配”。


学人:工人维权是因为相对弱势。你认为目前打工者的弱势是什么呢?


周启早:首先是打工者先天性不足,一出生就被限制住了手脚,我认为现阶段在农村成长的孩子越来越难以“突出重围”,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其一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匀,稍微好一些的老师就会被调到好点的学校去;加上部分地区孩子的约束力不那么强,知识接受不到位,也便失去往上走的资本。然后每个人,就会像被拧的那颗螺丝一样,一圈一圈被按进那个早就有的孔里,并且越拧越紧,很难有螺丝会跳出来。


其次在争取自己的权利时,工人也不够强势。有的人想联合工人队伍反抗,然而并不能生出多大水花。因为在大工厂的流水线上,每一个工人都被原子化了,工厂故意把工人打散,不让他们形成一个团结有序的队伍因为,让“工人罢工”无法建立基础。而本田厂的BA工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上完八个小时班的工人在晚上能有联谊的机会。他们能彼此交谈和制定计划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秉持着那样强烈的动力,团结有序地一步一步去斗争,才得以成功维护自己的权利。


在维权的时候,工人更应该保护好自己,搜集到更多虐待劳工的录音、照片、视频等证据,才能增加筹码而抗争成功。既然工人们都选择不做工厂制度的糊涂虫了,那么不打无准备之仗,多做谋划和筹备,也能在为自己争取权益之时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做一个清醒者吧,即使力量薄弱,即使危险重重。


五、诗歌中的乡土社会


学人:除了对打工者的描绘,乡土社会也是你的一个重要写作对象。


周启早:是的,主要集中在农村题材的《香火》这本集子。其实我觉得它挺烂的,写得很快,少了些有力的批判句……集子里很多诗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让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是《第二次失踪》背后的故事。那个真实故事跟我写的还是不一样的,真实故事是她还活着,并且又回到原来被卖的那个地方去了。其实我是没办法接受她的选择的,作为一个正常人,我写的时候都快崩溃了。其实对我来说,诗歌是非理性情境下的产物,但是我觉得以“她自杀了”为结尾在那样的情境下是合理的想象。有时我觉得作家或者诗人残忍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像上帝一样决定自己笔下人物的命运,事实上我基本上不行使这个权利,但这一次我想让作品更发人深醒。


第二次失踪


直到现在

她都不知道

自己五个孩子的真正父亲

反正都是那四兄弟造的孽


被贩卖18年后

她第一次逃回上炉

乡亲们像看西洋景似的围着她刨根问底

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


伤心处大家陪着洒几滴眼泪

诅咒一番惋惜一番叹息一番

各自带着满足的神情离开

再添油加醋四处宣扬


没过多久

她又失踪了

沅江河畔打捞上来一具浮肿的女尸

与她的体貌特征基本相符



学人:除了《第二次失踪》,你的诗歌中还涉及到“买儿”、“弑父”等话题,为何作品呈现如此的“荒诞”之感呢?


周启早:这不是荒诞,这些现象是真真切切存在着的。湘西村落里受巫蛊文化的深远影响,都很信神鬼。《一次算命引发的谋杀》将“鬼神命数”当作人因自私无知而“弑父”的通行证。又好比在那有的小孩不好养或者多病,大人就让他们拜石头为父,每年烧香,拜一拜,放鞭炮,觉得小孩就好养活些。我们离城市和中心地带太远了,像是身处边缘。但有时边缘人更能反应社会存在的问题,而我落笔在此,不仅是因为我所到之处是这样,也是边缘人与社会的关系使然。不过,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我们不能用很死板的“标准”去衡量文学,因为文学是一个多样化的东西,用自己的答案去强行规则别人的理解和思考方向,并不是一件好事。读者从不同角度理解文意,有时是个丰富其内涵的过程,作品或许能在读者的二次创作过程中更加鲜活。


六、不再做时代的俘虏


学人:那对你自己来说,写诗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周启早:写诗是与自己内心的一种交流方式,也像一个灵魂的出口吧,它能减轻我的焦虑,也可以释放我内心那种痛苦。写诗时,我能够感觉到在真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自由,那种书写的自由。而且在写诗的时候我可以不受约束,当时社会和工厂的条条框框将我捆绑着,让我无法正常呼吸,而写作能将我解救出来。一辈子不是做一个糊涂虫,其实挺好的。


现在我想专心下来写点东西,但是迫于生计我还是得找工作,要养活自己啊。我一直都想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可是小说家写本小说很花时间,需要一大段集中的时间来进行创作。我觉得我还是挺空想主义的,写诗其实挺快的,并且我是那种比较懒散,喜欢穿拖鞋的人(笑)。所以我现在还是现实一点,先写自己能写的吧,写小说就从长计议了。


学人:其实在2015年后,你的打工诗歌作为底层叙事的代表已经被广为讨论和转载。特别是诗集《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在香港出版中英双语后,许许多多的文学评论家和社会学学者为你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不过,你自己对自己的作品又有什么评价?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螺丝在流水线上拧我

我们是两颗狭路相逢的螺丝

拼却一身的力气

拧血拧汗拧乡愁

却拧不出

那个原来的自我


周启早:我将自己诗歌的母题定位为“爱、自由和真理”。过去的种种不幸让我对这几个词有着朴素而真实的理解。我原本只是一个想通过写作来改变命运,写人们读起来就放不下的书,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青年工人。但在第一本诗集终于得以出版的时候,我却觉得“追求个人奋斗,通过写作挣钱”这种想法是颗毒瘤,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弃。我想挣脱功利主义的束缚,不再做时代的俘虏。反过来,这种定位也使得我不再患得患失,汲汲于自我的情绪。以前我对做不到的事总是拼了命想要做好,现在就更能接受自己。并且我也没想到我写的诗是现在这种风格的。我现在不仅明白了诗歌对他者的意义,也越发明白了对自我的意义。哈哈,我在给帮助翻译我诗歌的宋德利老师(注:南开大学客座教授)的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给你念念?


学人:荣幸之至。


周启早:“诗歌是我灵魂的火焰。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我开始逐步领悟到,创作诗歌就是一场与词语的生死博弈,我必须死死扼住词语的咽喉,找到无可替代的词语,像小李的飞刀,一刀毙命,像养由基的箭,百步穿杨,总之要快准狠,直击命门。我喜欢全力以赴式的创作。诗歌于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诗歌就是我的命运和遭际的必然产物,她是我灵魂的火焰,思想的结晶,她是暗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我走向光明。”


*访谈内容部分引自清湖社区学堂:《“打工诗人”周启早:他书写的社会与社会刻画的他》、围炉:《对话周启早:不做工厂制度下的糊涂虫》。李雪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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