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碧辉:韩寒并非无欲,是无体制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3 次 更新时间:2012-02-22 14: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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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辉  

  

  下面贴出一篇本人2010年4月写的文章。写好以后,一直未发。原因之一是本人不大会发稿,其次,是积久成习的毛病,很多文章多为有感而作,但完成后就没了后劲如何发表。最近韩方之争引人注目,我一直在观看。事情起于韩寒的“韩三篇”,那的确不是韩寒惯常风格,但既然由韩寒的博客发出来,最起码的一个事实,韩寒是认可的,那么,韩三篇透露的信息,已经表明韩寒将转型了,韩寒的屁股在挪位。这里不评价韩三篇,很多学者都有精辟论述。

  

  韩寒并非无欲,是无体制欲

  ——也说胆识

  

  有句俗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讲了胆识的重要。敢于冒风险,又有一定的认识,这样的胆大或许能成就所欲。

  韩寒的确胆大,千军万马奔高考时,他就敢辍学去码字,敢蔑视传统教育和体制,敢于自谋生路,就此而言,他不但有胆,也有识,也有码字的才,最关键的是他成功了。韩寒的成功,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缺一项都不会有今天的韩寒。韩寒成功的意义,是打破了“非要在体制内讨生活”的神话。

  成功了的韩寒,因为不在体制内,没有紧箍咒,又有名利垫底,又聪明有识,拒绝招安,与郭敬明背道而驰,除了码字赛车,还关注民生和公共事务,并用他惯常的风格——插科打诨俏皮话来发表些看法,让人们眼睛 一亮。

  自然,相比起某些文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养尊处优漠视民生来,或者什么都明白就是装聋卖哑不作声,或者更有甚者,不惜违背事实替食利群体涂脂抹粉,韩寒显得鹤立鸡群,成了筷子里的旗杆。

  但据此就断定韩寒是公共知识分子,并且“就公共事务而言,就整个知识界,其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张鸣:《韩寒的无欲则刚》),此话就言过其实了。

  我对评论家张鸣下此结论十分惊诧,并大惑不解,我以为以张鸣的资深,是断不该犯如此浅薄的逻辑错误。

  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

  一个未曾进过高校,且2000年来“基本不读书”的码字高手,又忙于赛车写博,活得滋润又自在的小年轻,被人推崇,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很高的知名度;又因为“李宇春郭敬明从来不就公共话题发言”,而韩寒喜欢出出声,而且“胆子大……只要他想到而且想说的就没有不敢说的”,就认定韩寒是公共知识分子,并且“整个知识界其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这论断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

  张鸣论断中的“影响力”指什么?一个人的知名度,还是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学术思想著作等对人类社会产生的作用?

  如果张鸣的“影响力”仅指知名度,那我无话可说,韩寒的确影响力大,的确所有作家加起来都不及韩寒,好像韩寒还上了《时代周刊》名人录。不过,你瞧,娱乐界的明星们知名度高不高?那影响力大了去了,是不是也该大书特书?

  如果张鸣是因为韩寒的点击率高,出此雷语,我也无话可说,“媒体要争眼球”啊,哗众取宠一下,小伎俩啦,非常理解,我会一笑了之。

  如果“影响力”是指思想言论在公共事务方面产生的社会作用,那我就不敢恭维了。恕我孤陋寡闻,我实在不知道韩寒哪些属于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对社会产生了冲击,推进了社会的改进?

  我知道的是韩寒反叛传统教育体制弊端,自谋生路成功了,韩寒揭示了在体制外一样可以活得滋润的可能。但好像也无需大树特树,郭敬明在体制内也一样成功呢。体制内外从来都不乏成功事例。

  此外,韩寒关注众公共事务,韩寒被《时代周刊》选为最有影响力的候选人,哪怕真的入选了,也并不一定就等于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力都不及一个韩寒。《时代周刊》将入选名人分为五类:领导人与革命家;创业者与企业家;科学家与思想家;英雄与偶像;艺术家与文艺界人士,韩寒大概属于英雄与偶像之类吧。显然作为偶像的影响力与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力是两回事,偶像就是偶像,思想家就是思想家,韩寒肯定不是作为思想家入选的,把偶像与知识分子混为一谈,属于逻辑混乱,其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真正的知识分子肯定是思想者,而中国目前还没有著名思想者诞生的土壤,中国的思想者生存都艰难,遑论知名度,中国思想者的知名度肯定不及韩寒。《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曾名列全国读者第一,该书作者何清涟是名副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她最后也落荒而逃到了美国。顾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很多思想是在监狱里整理完善的,他的思想著述在他死后若干年才得到认可。中国可以容忍韩寒,容忍韩寒的红火,容忍韩寒的戏谑嘲讽,却很难容忍真正的思想者。说到“影响力”,韩寒与中国知识界没有可比性,不存在谁强谁差的问题。如果说知名度就是影响力,那韩寒肯定比知识界的知识分子大得多。

  张鸣的结论除了点击率,其它“如果”都经不起推敲。张鸣最好界定一下,免得产生歧义。

  张鸣说得对,只要韩寒“想到而且想说的就没有不敢说的”。那韩寒想不到的呢?韩寒想不到的,整个知识界就一定没有人想到并说出来吗?那韩寒想到但不想说的呢?整个知识界未必就一定没有人说吗?

  整个知识界并非万马齐喑呢!前不久,于建嵘的《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点击率就相当高,反响也很大,对中国当下局势问题特别是群体事件的调查分析很到位,启发人们去思考。

  比如三农问题,李昌平就一在奔走呼号,调查研究,给总理写信,向各级反映,最后被人家扣了饭碗,依然矢志不渝。唐福珍自焚后,北大五学者建言审查修改《拆迁条例》,扼制野蛮拆迁,维护公民合法权利,并产生效果,新拆迁条例将面世。孙志刚被收容所暴打致死,就有媒体记者、有许志远、滕彪、俞江三位法学博士、有沈岿、贺卫方、萧瀚、盛洪何海存五位教授的共同作用,秉笔直书,历数《收容法》的违宪和过时,唤起人们的关注和参与,最终《收容法》被废除,十几个参与施虐孙志刚者被判刑。农业税的废除,也是因为农民大规模的坚持不懈的抗争,加上专家学者的调查分析和呼吁,这其中就有李昌平、于建嵘等知识分子的作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和贡献。

  我实在不知道,一个二十七岁不大读书忙于码字赛车写博的年轻人是怎样一位天才,居然在公共事务上让整个知识界都黯然失色?

  我丝毫不否认韩寒反叛传统教育体制弊端另辟蹊径而成功的意义,也不否认韩寒戏谑嘲讽主流文化用俏皮话针砭时政的意义。但用韩寒来否认其他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起码这不公正。

  问题还在于韩寒的意义是否就大过了整个知识界?拿韩寒这一方面存在的意义去否定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这恐怕不是一个学者应该秉持的精神。

  此外,韩寒无欲吗?韩寒不想名利吗?恐怕不是。韩寒并非无欲,是无体制欲,韩寒的欲望很有节制,他知道哪些是他可以要的,哪些不可以,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很清醒。韩寒在体制外那么自在滋润,无欲进体制,这是韩寒的选择,也是韩寒的聪明。正是在体制外,韩寒才能“刚”起来,想说就说,无拘无束,谁也奈何不得。如果韩寒在体制内,还想混出个人模人样来,恐怕也难“刚”起来,端人家的饭碗受人家管,这是规矩,除非你不想在体制内混了。体制扼杀了很多人的才华,扭曲了很多人性,谁都清楚,可又不得不依附于体制,是因为没有办法解决饭碗声望地位问题,很多人没有韩寒那样的才运胆识,正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必须首先解决了衣食住行,才能去从事政治经济军事问文学艺术等等。

  我们谈论问题一定要有界定,要有一定的范围和度,要实事求是,否则,推论就难以自圆其说,也误导人。一事一物一事理,理总是在一定范围才成其为理,超越范围就没有道理,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

  问题的实质还在于韩寒的俏皮话,韩寒的插科打诨,已经对现实没有解构意义,无论是对民众的思想认识还是对社会现象都没有解构意义,充其量挠挠痒痒解解气,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韩寒的俏皮话更少有建构意义。

  改革走到今天,有关改革的思想认识问题早已解决,从城市到农村,在民众眼里,国家、政府、领导者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权威神话早已不存在,领导的合法性开始受到普遍质疑,目前改革的关键和障碍大家也心知肚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监督和制衡公权力,是如何保障公民的切身权利,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是权力与权利的斗争。这一点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没人再抱幻想。利益冲突成了主要矛盾,一方手握不受监督制衡的公权力,成为世界上的最牛逼,可以任意剥夺民众的权利,另一方是宪法和法律都无法保护的最弱势,由此而展开了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惨烈最触目惊心的斗争。去看看那些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吧,愤怒的群众砸警车,烧警车,砸派出所公安局,砸政府机构……权力神话已经解构了,连小学生都知道贪官该杀,瓮安等群体事件中有很多学生参与,权力已经褪去了神圣性,权力也不再遮遮掩掩,权力已经变得赤裸裸,民众已不再迷信权力,民众不需要再启蒙来认识权力,底层民众早已开始了实质性的行动,甚至不惜付出生命。

  一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无可奈何;一方赤裸裸,大权在握,不守规矩,知道你也奈何不得,对此,冷嘲热讽,插科打诨俏皮话,敲边鼓,拐弯抹角挠挠痒痒,还有多大意义?韩寒自己都说“也许我的文章能让人解气,但除此之外有什么呢,那些虚无飘渺的影响力?”

  有人将韩寒和王朔相提并论。

  错了。王朔是在二十年前用戏谑、反讽、自嘲等痞子精神解构当时的种种权威,无情地嘲笑戏弄权威现象。但是,二十年前与二十年后的国情民情大不一样,那时人们普遍比较保守,顺民思想、奴才奴隶思想依然紧箍民众,民众依然迷信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对改革抱有幻想,王朔的解构具有意义。今天,俏皮话能解构什么呢?解构权力吗?或者解构民众的权利?

  韩寒的意义不是无欲而刚,而是他置身于体制外,没有把自己的生存利益和权力绑在一起,才能说一些无伤大碍的俏皮话。那么,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恰恰是因为体制,端人家的饭碗受人家管,稍有出格,就会被权力钳制,这是知识分子的软肋,他们很难真正“刚”起来。但他们依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知识分子并没有屈服。寻找有效监督和制衡权力滥用的途径,比插科打诨嘲讽权力有效得多。一个行动比一沓宣言更有力。

  权力就像一管牙膏,权利是管里的牙膏,挤一点出一点,不挤绝对出不来。权力绝对不会自己让渡,不会自己变乖。权力已经破了老百姓的门窗,由于老百姓的善良和容忍没能及时补好破门窗,现在权力开始长驱直入,肆无忌惮了,今年的征地与拆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疯狂野蛮,抗争也更加惨烈。

  为此,我依然坚信,扼制权力泛滥的中坚力量依然是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那些被权力伤害剥夺到生活都难以为继的民众,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多少害怕失去与可以顾忌的东西,房子土地森林淡水是他们生存的唯一,他们会拼死捍卫这最后的唯一。

  希望就在于此。在于那些为最基本生存利益不懈抗争的基层民众,他们的抗争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最终决定人类生存的绝对不是美元股票,而是房子、土地、森林、淡水。希望还在于,只有他们才敢于真正完全豁出去,为了最基本的生存。一次工人罢工,比一个学者十年的文章呼吁更有效果,更能引起重视,更能“挤出牙膏”。

  希望更在于知识分子的理念和民众的维权行动融为一体,以现有规则为准绳,坚定不移的毫不妥协的卓有成效的维权,以维权为突破口,逐步实现公民的扩权和公权力的限权。

  当然,这需要勇气、胆识和某些舍弃。

  其实,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能“刚”起来。因为我们必须“刚”起来,否则,我们会失去很多很多。

  我还想说的是,真正有胆识的人,不会蔑视老百姓,不会嘲笑穷人,更不会去伤害穷人,不会振振有词损不足以补有余。无视底线的剥夺,让老百姓山穷水尽,必然带来乱子。倾巢之下,谁又能好过?

  就公共事务而言,真正有胆识的,绝不仅限于俏皮话,擦边球。

  

  李碧辉

  20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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