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柳不叫春知道——邓小平“南巡”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0 次 更新时间:2012-01-20 15: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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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炳信  

  

  出 行

  

  1992年1月17日。中国农历是辛末羊年腊月十三。

  北京。从景山后街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一溜有警车开道的车队驰出,经过天安门,驰过北京饭店,驰过王府井,在警察的注目礼中,一路绿灯,驰进北京站。

  北京火车站。中国第一站。这里是连通中国各省会的重要枢纽。也是腊月里人头攒动,攘攘熙熙最忙碌的火车站。

  而东侧的一个月台上,稍显冷清,一列绿皮车已停在轨道上,警车开道,两辆中巴和几辆小车缓缓驰近,依次停下。小平夫人卓琳,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胖胖的邓林,长得极像邓小平的邓楠,邓家的大秀才邓榕,准备踏进商界的邓质方及女儿、儿媳、孙子、孙女及随行工作人员10人,踏进了专列。

  87岁的邓小平穿着厚厚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脖,和送行的人拉了拉手,在邓榕的搀扶下也踏进了专列。

  列车悄无声息地滑出了站台。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办和铁道部部长,没人知道开往哪里。

  按照中央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担任过党和国家一把手的人,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正常退休后,依然可以享受此种规格的待遇,包括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安全保卫待遇。

  所谓专列,就是专为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工作的专用列车。中央主要领导出行,按照交通工具的种类,可分为专车、专列、专机。现在的中央和国家主要首脑大多是乘专机视察工作,它的特点是安全快速。中国建国初的主要领导,主要是乘专列出巡。毛泽东的专列是三级,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巡,三趟专列同时开出。周恩来为人低调、朴素,每次专列实际只有一节车厢,办完公务,随便接在哪趟旅客列车后尾,就能悄无声息地拉走。

  邓小平1992年途经江西鹰潭时,曾回忆起“文革”中在江西的日子,自我解嘲地说,我当年也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

  专列实际上是一个流动的总统套房。卧室、卫生间、会客室、会议室、活动室、餐厅警卫室、随从室、行李仓一应俱全,铁道部统称为绿皮车。这种专列外观和普通旅客列车一样,只是绿皮车上没有出厂车牌和出厂日期,也没有始发站和终点站的站牌。其时速在120公里以下,燃料使用的是负30号柴油,这种柴油一般是空军战斗机所使用的,好处是在零下30℃不会冻结。

  邓小平走出卧室,脱去厚重的外衣,人也轻松了很多。车厢里的气温调节和在家里没两样。车厢两边加了扶手,便于老人家行走。懂事的羊羊跑过来:“爷爷,我拉着你。”

  邓小平说:“不用,不用。爷爷拉着你吧。”

  一双饱经风霜的大手和一双稚嫩的小手拉在一起。

  邓小平极重亲情,晚年更甚。这次南方之行,他就是等萌萌、羊羊放了寒假,才出来。北京市中小学放寒假是1月15日,才准备了一天,17日就出门了。

  专列上除了孩子们的笑声和童言无忌的闹外,只有专列的车轮和铁轨的接缝处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分外清晰。

  

  先遣组

  

  北方人到温暖潮湿的亚热带气候的南方过冬,叫“躲冬”。东北人称窝在一个小空间里躲避严寒叫“猫冬”。

  邓小平这次南行,可以算是一次“躲冬”。过黄河,跨长江,直奔珠江,到岭南人心理意义的南方。

  中央办公厅对邓小平的南方之行相当重视。1月3日,由3人组成的先遣小组到了广州。负责和先遣小组接洽的是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陈开枝是广东省负责接待安排中央领导的“首席接待官”,在广东凡是官方的大白事和大红事,在场总指挥一定是陈开枝。

  现在身为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1992年元旦,陈开枝到南海过节,上午10点半,谢非亲自打来电话,说了一句只有陈开枝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陈开枝知道,邓小平要来了。他跟陪同的南海市委书记、市长告别。

  南海市长问:“什么急事?吃了中午饭再走嘛!”

  陈开枝抱歉地说:“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驱车赶回广州,陈开枝看到了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电报,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凭着敏锐的政治直觉,他预感到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发生,老人家到广东不只是来休息的,也不完全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他自己可能会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人。

  先遣组的3人都是中办的工作人员,陈开枝与他们都很熟,一个是邓办的张宝忠,副军级;一个是老赵,正师级;还有一个是正团。寒暄过后,张宝忠说:“小平同志这次来是休息的。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他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不要过于劳累。”中办提出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陈开枝则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也很大。张宝忠问那些路怎么走?陈开枝说:“你们也有8年没来了,最好也一起去看一看。”

  他们共花了7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最后,确定的巡视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它方案一起上报。最后,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采用了这个路线方案。

  按照惯例,中央领导在国内视察工作,都要由新华社国内部记者随行采访报道,但此次的专列上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只有3个中央新闻电视制片厂的摄影师。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休息。现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建华,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的秘书,他按照谢非同志要求,负责小平同志在广东谈话的录音、整理工作。陈建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的录音整理工作,几个月后成为中国的一件大事。

  

  在武昌

  

  专列停靠在湖北武昌站的支线上,等待加水。武昌地处中南,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重要交合部,也是中国最具双重性格的城市。

  邓小平走下专列透透气。依然是默默无语,在月台上慢慢踱步。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沿途没向地方政府打招呼。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是邓小平外出视察的一条铁定的原则。

  湖北省委的同志还是知道了,知道邓小平途经武汉,专列要停靠20分钟。消息来源有三个: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是铁道部负责专列运行的负责人,三是随行人员中通过专列上的电话通知了对方。关广富和郭树言提早赶到火车站,在贵宾室候等。上级见下级,不叫不到,一叫就到。这也是规矩。

  一名工作人员快步走到小平跟前,贴着他的左耳大声请示:“湖北省委书记、省长都在里面,要不要见一见?”

  邓小平说:“那好啊,见一下吧。”

  邓小平散步时有个特点,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子口袋,右手作前后摆动,这是右耳多年失聪留下的一个习惯,听事的左耳让它安静,不听事的右耳让它喧闹。晚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他外出,总是像一个忠实的扩音器站在邓小平的左面。

  60岁的关广富和56岁的郭树言得信后,疾步走出贵宾室,握住迎面走来的老人家的手。

  邓小平慈祥地看着关广富和郭树言,这是两个懂规矩,又不懂规格的正省级官员。按纪律,不请不到;按人之常情,早就该来到站台候等。

  关广富趋前一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欢迎您。”

  关广富1983年任湖北省委书记,此前,曾任湖北省财政厅科长,地方企业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见到邓小平时,他已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做了9年。

  郭树言比关广富小4岁,河南镇平人,早年留学苏联乌拉尔基工学院,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属于技术型提拔上来的干部。1990年3月调任湖北省省长。

  邓小平侧了侧身,握了一下郭树言的手,郭怯生生地说:“小平同志,您好,欢迎,欢迎,我们已等了很久了。”

  关广富和郭树言问候的话音刚落,邓小平就问道:“你们的经济抓得怎么样啊?”

  专列停留时间短,时间有限,懂事的关广富简明扼要汇报了几句。

  邓小平边踱步,边讲,像是对着关广富讲,又像是对寒冷的大地在讲,显然不是就关广富的汇报话题而讲的。在中央领导中,特别是上年纪的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常会有这种文学上称作思维意识流的话语。他们站的平台不一样,更能放开说话。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开,尽是会议,讨厌透了。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长,内容重复,新的语言不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练。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时,孙勇走过来,告诉邓小平,时间到了,该上车了。

  邓小平再次和关广富、郭树言握了握手,他强调了一句: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邓小平踏上专列,服务员收起踏步,锁好车门,专列带着一身湿湿的雾气启动了。

  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和你拉家常,有什么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谈完就完,他问你,你抓紧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罗嗦一句,事隔多年,郭树言见到新华社一位记者还是这番感慨。

  关广富和郭树言迅速将谈话内容整理后,传往深圳“邓办”的同志,同时又迅速把记录稿传到了北京。

  话是邓小平在空旷的月台上,对湖北省两个要员讲的,但声音很快在高层传开了。4天以后,北京就有了反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江泽民说:“此事群众反映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去年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中全会,当前,关键是要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扎实工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李鹏说:“最近一个时期,国务院系统各种会议及其他事务性活动安排过多,有的会议时间过长,耗费了各级领导不少精力,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自己要做出表率,大力精减和严格控制各种会议,提倡各级领导干部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去。”

  经中央领导批示同意下达的《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要求: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部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

  

  在长沙

  

  1月18日下午4时,专列缓缓驰进长沙的车站。

  长沙是毛泽东的故乡。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长沙火车站站台大气、宽敞,成了仅次于首都北京火车站的第二大客运站。

  专列停稳,早就候等在月台上的湖南省省委书记熊清泉快步蹬上专列。他没有像湖北省的关广富和郭树言那么老老实实傻呆在贵宾室里。

  在会客室的车厢里,熊清泉双手握住了邓小平伸出的右手,连声说:“小平同志,很想念您呀!十四大后,再没机会见到您。”

  邓小平笑呵呵地说:“一样,一样。”

  寒暄过后,熊清泉请邓小平下车散步,看看长沙火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邓小平兴致很高,边走边聊。熊清泉向邓小平汇报了湖南的工作。1991年湖南气候反常,多灾并发,春有倒春寒,冬有大冰冻,北有洪涝,南有大旱,再加上蝗灾肆虐,风灾袭击,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全省上下千余万人参加抢险抗灾,危急关头都有共产党员站在前列,因而在大灾之年仍然夺得了大丰收,粮棉油产量创建国以来湖南最高纪录,农业产值首次突破200亿元。

  邓小平听了满意地说:“不错嘛!这样大的灾害,不说第三世界国家受不了,就是发达国家也受不了。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么大的灾害。”

  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战略、思路、目标作了简单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他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严肃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些,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目光里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过得飞快,马上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留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站台上欢送他的同志们都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像。”

  湘江下午的阳光很柔和,专列像刚刚理过发的小伙子,朗朗驰出长沙站,奔向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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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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